刑事诉讼与宪法是什么关系?这在当代西方法学理论看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德国，刑事诉讼被视为“宪法的测震仪”；在美国，刑事诉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宪法化，以至于法学院里开设的刑事诉讼法课程往往被称为“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即宪法性刑事诉讼；条件好一些的法学院甚至专门就刑事诉讼某一方面的宪法性问题单独开课，如ConstitutionalRestraints 0n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刑事执法的宪法规制)。然而在我国，关于刑事诉讼与宪法的关系，学界多年来停留于对《刑事诉讼法》第1条的学理解释，简单地从宪法条文中找几条出来作为“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依据”，再从《刑事诉讼法》中找几条出来作为宪法依据的“体现”；特别是在面向本科学生的各类“统编教材”中，看不到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创造性的解释。
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学术氛围的明显好转，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尝试性探讨，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疑问，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反映了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化。 当然，“宪政”与“宪法”是不同的，一部依据“宪法”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未必能够保证在适用该法律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法治原则，因为有宪法并不意味着就有宪政。
“宪政”是什么?宪法学家们有多种理解，但我比较赞同李步云教授的解释，即“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不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内容，不以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为目的，不通过司法独立原则保证法治的实现，那么，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和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不能够真正构成现代刑事诉讼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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