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本书是2012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集之一，参会学者多为该领域权威专家，这些论文在会议召开之后，陆续发表于各种权威学术期刊，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现在按专题结集出版，以纪念此次盛会，并为今后的汉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宝贵的文献材料。这是所有与会学者共同的心愿，也包含了他们对学术发展的热情期待。本书体系清晰，学术价值突出，涉及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个方面，关系到文学、音乐、政治、思想、宗教等各个领域，创获丰厚，对新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精彩试读：

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

许志刚

汉朝初期陆贾、贾谊陈述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规谏最高统治者避免暴力施治，对刘邦起到警示作用。然而，刘邦在数年间平定天下，建立汉王朝。对于这样庞大国家的统治，刘邦集团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储备，而摆在新王朝面前的却是一个必须立即着手治理的国家与臣民。于是，他们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将秦文化移植到新生的汉家政治文化土壤中。

汉王朝对秦文化的移植是全面的。秦文化深刻地影响、制约着汉初社会与文学，其中尤以政治思想层面、朝廷礼仪层面、职官设置层面最为显著。这是汉初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汉初士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们面对社会发出的感慨，大多萌生于这样的现实中。

一、力征与文治的反思

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都处身社会下层。刘邦为乡里豪强，秦时为亭长，处理乡间讼诤之事。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沛狱掾，都是小吏。他们都缺少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与修养。

他们投身反秦起义之后，依靠攻城野战起家。无论秦的影响，还是自身征战经验，都导致他们只知战场拼杀和军事谋略的重要。刘邦出身微贱，尚武轻文，长年的战争经历，更使他只知良将、谋臣的作用，而不承认儒道等学派的士的社会作用。汉王朝建立后，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削平叛乱，巩固王朝政权，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和文化建设，尚未进入他的视野。刘邦只承认直接、间接地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他称张良、萧何、韩信为“人杰”，称赞他们“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肯定他们在破秦、灭楚战争中的贡献。

刘邦周围的武将集团也以战功自负，以身被数十创的流血为荣。他们否定文人的作用，甚至否定本集团中不在战场拼杀的任何人。这一点在刘邦封赏萧何时就表现得很突出。《史记·萧相国世家》云：“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虽然刘邦对萧何的功劳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只重攻城略地之功却是当时统治集团的普遍认识。

在汉初政治文化建构过程中，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经历了从否定文化到自觉探寻文化发展的思想转变，汉初士人则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自觉精神促进了汉家文化的建构。

刘邦不喜欢儒生，甚至轻视、侮辱他们，《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他宁愿礼遇酒徒，也不相信儒生会有什么作用。在这方面，刘邦的认识还不如陈胜。陈胜为楚王，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他还接纳孔子后裔孔鲋为博士。刘邦则拒绝接纳儒生，更不喜欢他们的言论。

这是士人阶层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上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促进汉初文化建设。

一些学者如申公、伏生等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身居民间，聚徒讲授《诗》《书》，培养人才，传播学术与文化，为新王朝的文化建设预做准备。

更有一些士人着眼于上层统治者的思想，他们直接批评、引导决策者，使统治者认识到凭借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有效地建设新的王朝，他们力矫统治集团重力征、轻文治的错误倾向，进而以切实有效的思想与宏观决策影响统治者。这是对秦以力征经营天下，将文化视为暴力统治的辅助手段的政治思想的批判与否定。

陆贾在汉初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陆生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刘邦居马上得天下，这与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特别是刘邦的态度，完全拒绝士人对文化建设的呼吁，内心深处隐然存在着暴力崇拜倾向，如不及时矫正，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仅仅改换姓氏的暴力政权。陆生的批评是对刘邦的严重警示：不与秦的残暴统治划清界限，就会迅速灭亡，不总结秦的覆辙，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秦王朝建立与灭亡的魔咒。这场简短的思想交锋表现出上层统治者同有思想的士人在治国基本思想方面的矛盾，表现出最高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对暴力统治的迷恋，也表现出敏感的士人对汉王朝是否重蹈秦迅速败亡覆辙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关切。

陆贾提出以秦为鉴的命题，对亲身经受秦王朝统治、亲见其迅速败亡，而今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他的文章在当时起到了发蒙震聩的作用，使得刘邦及上层统治集团开始认识到避免秦败亡覆辙的紧迫感。陆贾成功地将文学引导到总结秦兴亡教训的主题上，以至于成为论说文的时代性话题。

以秦为鉴，避免汉王朝重蹈秦以暴力经营天下的覆辙，这一警策性的论述为刘氏统治集团所接受，连樊哙这样的鲁莽将军也能将现实问题与秦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云：

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由此可见，秦衰亡过程中的许多教训已引起汉初统治集团的高度警觉。

又如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文帝时，贾山撰《至言》，借秦为谕，言治乱之道。其文云：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贾山认为，秦虽拥有强大的兵力、坚固的地势，但秦王以残暴、贪婪的统治造成人民的贫困、疲弊，与天下人民为敌，导致其灭亡。这样警策的论述对汉初统治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当时文帝率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热衷于狩猎，虽与秦的贪狼暴虐有本质的区别，却也起到警示作用。“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朝廷也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些以秦为鉴的言论。

在这类文章中，最具影响，成为此类文章典范的首推贾谊的《过秦论》。

《过秦论》是汉代以秦为鉴话题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这组文章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篇末的论赞文，班固《汉书·项羽传》篇末也以此文为论赞，后世论散文者无不对此文称颂备至。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又云：“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篇宗旨在此数语中。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论述秦兼并群雄，统一天下的强盛，及秦王朝由盛而衰，迅速败亡的经验教训。

上篇以精练的语言概述秦自孝公至秦始皇七代君臣雄心勃勃，持续扩张，蚕食诸侯，吞并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历程，然而秦王朝却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统治，“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是作者对秦灭亡教训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样的总结中，人们往往注意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即“仁义不施”导致秦的灭亡。然而，在文章上篇论及的秦壮大过程中，从未行仁义，而以六国诸公子为代表的贤士仁君却无法对抗强秦，这似乎与“仁义不施”而导致秦败亡之说有些矛盾。诸侯谋弱秦，人才、兵力、土地皆过于秦，仁义也胜于秦，然而，纵散约解，强国请伏，非关仁义之事。下文论陈涉，极言其与秦对比，与六国对比，皆弱，而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也无关于仁义，此仅可见秦不施仁义，至于自弱。作者纵览秦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并非仅仅关注仁义在施治中的作用。他主张治国应重仁义，此仅仅一个方面，在作者看来，“攻守之势”不同，仁义的作用也不同。上篇限于所论的中心不同，未将观点作全面展开，而是留在中、下篇展开论证。

中篇论始皇、二世治国失误，即“正（政）之非”，提出兼并与守国根本策略的不同：“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战国兼并之时，虽有六国诸公子之贤，终究未能扭转局面，是因为秦与六国的历史证明“并兼者高诈力”。贾谊《新书·时变》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劫惧，壮陵衰；攻击奋者为贤，贵人善突盗者为忻（哲）。”

在他看来，建立秦王朝之后则不同。而秦没认识到“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策应作彻底的调整。相反，“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守天下之时，仍然坚持诈力、暴虐，而与人民的期望相反。他认为，安民为治理之要务，“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 。然而，二世不能安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

下篇论子婴救世之误，进一步言势与仁义的关系。“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这里补充论述了秦兼并六国时势与诈力的作用。贾谊认为陈涉起义之后，山东虽乱，只要秦“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以待反秦义军疲弊，“秦之地可全而有”，甚至“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这里所谓“其救败非”，就是指子婴君臣不知用势、用险，放弃了“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的势。

《过秦论》分析秦的盛衰，及论天下大事，重“势”，重“仁义”。贾谊以“势”与“仁义”论史议政，这是他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两大支点。他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其他政论文中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陆贾、贾谊所阐述的“以秦为鉴”的思想，及他们撰写的政论散文，取得了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功，也获得了极大的文学成就，同时，他们也引导了政论散文对当下时局与政治问题的殷切关注。陆贾、贾谊批评秦灭绝典籍、实施暴力统治的论述，旨在帮助汉王朝统治者在政治思想上摆脱秦的影响，他们的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紧迫性，对于汉初最高统治者如何治理新王朝，汲取秦迅速灭亡的教训，起到发蒙振聩的作用。

二、秦礼汉用：新瓶与旧酒

汉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内部及整个社会都因长期的战争而处于秩序混乱的状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云：“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a 这些呼号等行为固然表现出刘邦与群臣间亲密的淳朴的感情，表现出他们多年战争中结成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出身于社会下层而具有的朦胧的平等关系；但也表现出因刘邦“悉去秦苛仪法”而产生上层集团内部的无序，使得众将领沉迷于彼此亲密关系而显得无拘无束。汉初统治集团已经由秦朝“苛仪法”转向其相反的无序状态，这样是无法施行上层社会管理的，自然也更谈不上整个国家的治理。

朝廷探寻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对策之时，秦文化的阴影在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乃至被大面积地移植于汉初社会。汉代新瓶中注入秦文化的旧酒。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对上层集团内部的混乱无序很反感，云：“高帝患之。”叔孙通深知刘邦对统治集团内部混乱状态的反感，乃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征鲁诸生与自己的弟子演习、制定朝仪。汉七年十月，诸侯群臣皆朝，庆贺长乐宫建成，并欢庆新一年的开始。叔孙通遂将秦朝廷礼仪移植为汉王朝君臣大礼：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汉书·礼乐志》云：“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b 叔孙通以秦王朝尊君卑臣的礼仪改造汉王朝君臣关系，使刘邦感受到天子的高贵尊显，诸侯大臣再不敢以战友与弟兄的态度看待刘邦，而是认识到尊卑的差别，感受到皇帝的天威，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拜伏在天子前。刘邦享受到皇帝的威福，高高在上地接受群臣朝拜，无比高兴。

制定朝廷大礼仅仅是叔孙通移植秦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汉初的重要礼仪几乎都是他主持建立的。

汉五年，诸侯上疏，要刘邦上皇帝尊号。“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诸侯王推动其事，但上尊号，谨择良日，却不是他们特长。还是博士稷嗣君叔孙通提出良辰吉日和尊号问题。

此外，宗庙仪式与礼乐，也是汉初统治者急于解决的问题。

《汉书·礼乐志》云：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

叔孙通率领秦乐人制宗庙乐，制作了祭祀高祖的乐舞，即《武德》《文始》《五行》等。《武德》舞，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欢庆高祖振武除乱的丰功伟绩。《文始》舞是依据舜《招》舞改制的，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是以周舞为蓝本，秦始皇二十六年将这乐舞更名曰《五行》，叔孙通将它用于高祖庙乐舞中。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这都是选择秦人祭祖乐舞而移植的。因此，《汉书·礼乐志》云：“大氐皆因秦旧事焉。” 其中一些乐舞如《文始》《五行》等又被用于文帝、景帝、武帝庙奏祭祀中。

汉初急需解决的朝廷礼仪、宗庙祭祀礼仪等重大场合的礼乐文化建设，改变朝廷无序的混乱状态，在叔孙通的主持下，实现了秦礼汉用，顺利地解决了汉王朝迫在眉睫的重大典礼的实践问题。

叔孙通对秦文化的移植是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初步实践却使刘邦感受到被自己推翻的王朝有值得珍惜的东西。高祖悦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这句话道出了秦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尊君卑臣的本质，也道出了汉初文化建设的走向。此后，在进行更全面的汉文化建设中，有些内容做了更新、调整，但尊君卑臣的秦文化的核心价值，却坚守如一，是不能改变的。

刘邦集团是推翻暴秦统治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是秦始皇的臣民，也是这个暴君的掘墓人。这种地位决定了刘邦对秦既仇恨又崇拜、羡慕的双重心理。《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常繇咸阳”，“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a《汉旧仪》云：“（骊山）多黄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

刘邦作为秦王朝下层小吏要押送刑人徒隶，赴咸阳服徭役，要参加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他奔波劳苦，地位虽高于刑徒，却是大量徭役的直接参与者，有时还与刑徒的命运紧密相连。《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这样的社会地位和身家安全缺乏保障的处境，在关键时刻很自然地爆发出对秦的仇恨，走上反抗暴秦的道路。

另一方面，秦始皇的严威与巨大成功又令他欣羡万分。《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这样的慨叹中流露出他的人生价值取向。

《汉书·礼乐志》云：“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又是一次慨叹。他“说（悦）而叹”是因为昔日共同战斗的兄弟，现在已定格于尊卑关系中，再不敢在他面前呼号喧嚣。他找到了凌驾万民之上的感觉。他从亲历亲受中产生对秦文化的高度认同。

在维护皇权方面，秦始皇还制订一些显示独尊地位的标志性术语：天子尊号为皇帝，天子自称曰“朕”，天子发布的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从称号、自称，到发布命令、告示，都纳入尊君卑臣的秦文化体系中。汉初统治者将这些皇权的标志性文化要素全部移植，以彰显自己的崇高与威严。《史记·礼书》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这些尊君卑臣的朝廷礼仪经过汉王朝的长期实践与修补，成为汉代文化的核心部分，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视为治理臣僚、愚民的法宝，视为维护皇帝权威、利益的金科玉律。

此外，汉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受秦的直接影响。《史记·封禅书》云：“（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乃立黑帝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不仅礼拜秦时诸神，还任用秦时主持祭祀的官员，连同祭神仪式，全盘迁入汉王朝，为自己祈求福祉。

在律历方面，汉初沿用秦正朔，以十月为岁首。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载：

（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善用算律历。……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史记·历书》云：

汉兴，……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对此，汉初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改正朔，作为汉王朝文化的开端，反对沿袭秦正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贾谊明确提出了要在正朔、服色、制度、官名、礼乐等方面要区别于秦的主张，而且草拟了具体的汉家文化构想，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与见地。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和超拔引起权臣的妒忌、排挤，未能得到文帝的支持。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张苍凭借权势否定了公孙臣的意见。此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于是建言设立渭阳五庙，祀五帝。又伪造玉杯，制造所谓的祥瑞，妄称东北汾阴有金宝气，使人临河，打捞周鼎。后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言宝气神异等事都是欺诈造作所致，遂诛夷新垣平。文化建设与祥瑞欺诈混淆，致使文帝做了些荒诞事。此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

秦文化中还有一个恋鼎情结，也为汉初统治者所认同、所继承。

史书记载禹铸九鼎，《史记·封禅书》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觞上帝、鬼神。”《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此外尚有一些文献记载为禹铸九鼎。此后，殷、周之主都将九鼎视为国之重宝，珍藏之、礼拜之。

秦灭周与六国，独占九鼎，但鼎却不知所终。在一些方士的阐释中，九鼎“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秦皇寻鼎梦断，汉帝继续梦里追寻。《史记·封禅书》云：“（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方士独具慧眼，发现了鼎放射出“金宝气”，天子便热热闹闹地去迎接，接不成，又指责方士“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文帝素以俭朴著称，却对秦始皇恋鼎梦饶有兴趣。

《史记·封禅书》云：汾阴巫锦祭神时得鼎。汉武帝“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那些善于谈论符命的儒生又引经据典地讲述九鼎“遭圣则兴”的神话。

汉初移植的秦文化强调尊君卑臣，由尊君卑臣衍生出天子家族的高贵。皇帝之女为公主，必与诸侯结婚，称为“尚主”。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周勃去世，太子胜之代侯。尚公主，不和，坐杀人，国除。与公主结婚不能说娶妻，而要称为“尚”，也就是侍奉。这被视为皇家的恩惠。侍奉不称公主心，就会产生婚变。

“尚主”的列侯不居自己封国，而与公主居京城。公主不满意，便找理由将丈夫赶走，另寻夫婿。《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云：“初，青既尊贵，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骑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卢山云。”卫青是平阳公主家僮所生，则他与公主年龄相差悬殊，况且卫青已为大将军，三子为列侯，早已成家。但只要公主选中，就要奉天子命成婚。因为这是皇家的恩宠，臣子不能选择。

平阳公主称曹寿有恶疾，令其就国，似乎念及“尚主”之情，只是将他赶回封国而已。周胜之却没有这样幸运，公主不满意，竟以杀人罪，丢掉了封国。

《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载，夏侯婴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公主随外公姓，夏侯婴的子孙竟也随公主改为孙姓。

汉末有些人对这一制度提出批评，《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载荀爽对策曰：“《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在汉家礼法中，“尚主”为荣耀之事，子孙能随公主的姓，也在恩宠之列，所谓的“夫为妻纲”在“尚主”的家庭中自然要被颠覆。

汉初统治者对秦的礼制、文化由最初的被动的应急之需，到后来的对秦王朝礼仪的认同和全面移植，并使之成为汉家文化构建的核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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