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夏曾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详后）。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严复在当时即称之为“旷世之作”，此后曾经多次再版，对后世史家钱穆、顾颉刚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详后）。夏曾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报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简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鸾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数学家，对中西数学均有研究，著有《少广缒凿》、《洞方术图解》等算学书，与李善兰、戴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时聪敏好学，泛览群书，曾入杭州敷文书院、紫阳书院等处学习。又曾随伯父夏凤翔游历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1888年（光绪十四年），夏曾佑参加戊子科浙江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年（光绪十六年）赴京参加会试，获会元，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次年游历广东、香港、武昌等地，并结识陈三立、杨锐和钟天纬。1892年（光绪十八年）返京，授礼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识梁启超，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交往频繁。甲午战争爆发后，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底离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与表兄汪康年、朋友叶翰一起在武昌两湖书院、自强书院任教职，期间结识黄遵宪、吴铁桥等维新人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职礼部，后至密云任教职。是年结识谭嗣同、严复。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才馆任教职，期间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并任主编。在其主持下，《国闻报》刊载严复译著，宣传西方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思想，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夏氏初为避祸南归，后又入京候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选授为安徽祁门知县，冬赴安徽任职。三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卸任后，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忧，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间，夏氏任《中外日报》主笔，并致力于编撰《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氏随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编撰《宪政初纲》，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呼吁清政府订立宪法，实行宪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庆，充安徽省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旋任安徽直隶州广德知州、泗州知州，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1924年病逝于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梁启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写了《亡友夏穗卿先生》，同时发表于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晨报副镌》和《东方杂志》。在这篇哀悼文中，梁启超说：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副镌》1924年4月29日）

而在四年前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总结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时，就曾指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夏曾佑，并非偶然。事实上，早在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时代的维新人士王修植、钟天纬、康有为等称赞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当世的黄宗羲与龚自珍。

宋恕：《致夏穗卿书》，胡珠生编：《宋恕集》，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宋恕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亦极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盦之后，几见斯人？

宋恕：《致姚颐仲书》，《宋恕集》，551页。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以很多篇幅介绍夏曾佑的思想，并给予极高评价。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124~13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钱玄同在为刘师培遗书撰写的序言中，列举了此前五十年“中国学术革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十二人，夏曾佑为其中之一。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319~3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众多学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见夏氏之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举戊戌维新前后夏氏的“排荀”主张数端，以见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列强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迫使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寻求新的救亡之路，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以及先进制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国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闭塞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在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为疑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于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提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祸首是西汉末的古文经学派的领袖刘歆。康有为的这一激烈观点，冲击了人们长期信奉的正统观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事实上，康有为的这一观点，在学术上非常武断，因此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针对康有为的观点，在南方很有影响的维新派学者宋恕就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应归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及程颢）。而夏曾佑则对康有为和宋恕的观点都不赞成。相反，夏氏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

宋恕：《致夏穗卿书》，《宋恕集》，526页。，认为中国落后的祸首在于曾经做过楚国兰陵令的荀况，而并非刘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最早表达了这一见解。他说：“孔子之教”在流传中，“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盖教门之宗子，所学者为帝王之学，而其他为辅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认为，由于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因此，叔孙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汉十四博士多半出于荀学。“盖中国之各教尽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刘歆的经古文学，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的性理学说，“皆贼中之贼，非其渠魁”，而韩愈“不过晚近一辞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为一定，俳优而已”。在夏氏看来，导致中国“晦蒙否塞，长夜不旸，万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于“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所以，康、宋二人的见解，“譬犹加穿窬之盗以篡窃之名”，没有击中要害。

以上引文均见夏曾佑《致宋恕书》。本文所引夏氏言论，均已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其他出处从略。

如果说这是夏氏在与友人私信中所展现的“思想火花”，那么，在1898年发表的《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开宣称：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经过后世帝王改造的为其统治服务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国最早，文、周、孔、孟之圣，《易象》、《春秋》之经，其法繁备，其道变化，率而循之，万世弊可也，与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变者不同也。然则何为而成此一成不变之俗哉？曰祸始于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非先王之学术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创业垂统几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觉其不可用，岂偶然哉？盖必有微言眇旨以运乎其间矣。……祖龙与韩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千条万派，蔽以一言，不过曰“法后王”与“性恶”而已。惟法后王，故首保君权。古之治天下也，以民为本位，故井田、学校、封建，均从宗法而积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为本位，故财赋、兵刑、建置，均从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恶，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为君子，故衣裳钟鼓之化，达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论近代政教之原》）

尽管对于中国社会长期信奉的圣人——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圣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败坏，而由秦始皇开创并为后世中国古代君王所继承的“阳儒阴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主要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当时乃石破天惊之语，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稍后，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中，夏曾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后世分为孟、荀二派，但孟学传，荀学则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从荀子学说本身出发去理解荀子，而是从他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出发，即从反对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发，借批判“荀学”而批判当时人们所崇奉和信仰的“政教”。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变法，要求改革现存的旧“政教”，重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结论是：

夫以秦法为因，而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种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圣人之道，与时消息，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犹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而况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论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纪念夏氏文中，梁启超说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和夏曾佑、谭嗣同等共同发起“排荀运动”：“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并说“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9页。。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张的学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面的例子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这些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而这一说法的来源疑是夏曾佑。

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通过谭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学子多受到夏、谭“排荀”主张的影响，如李大钊即在《民彝与政治》、《乡愿与大盗》等文中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维新前后撰写了《尊荀》一文，并列于《訄书》的首篇，展开与“排荀”主张者的对话和辩难，显然，此乃夏曾佑主张引起的反弹。

参阅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又拙作《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收入《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三、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

如果说夏曾佑关于荀学与秦政之关系的深刻见解，最初仅限于友朋之间的通信传播，后来才逐渐扩大影响，那么，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下文简称《中国古代史》）一书，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则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原本为晚清的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原计划五册，完成三册）。该书撰写于1903年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5年出版第二册，1906年出版第三册。在1906年以后的几年内，该书多次印行。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将该书收入重版，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夏著也因而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教材，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再版发行。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又将《中国古代史》（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列入第二编历史、地理类。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丛书中，将《中国古代史》选为第一种，与另外三十二种史学名著并列重新出版，并于2003年重印。2006年，团结出版社对原书配以插图，重新分卷，出版了插图本《中国古代史》（上下）。夏氏《中国古代史》在百余年间，从中学教科书，到大学用书，到史学名著，地位不断升格，反映了该书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及持续影响。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学教科书，何以会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该书究竟有何特色与贡献？编者以为，该书的特色在于：

（一）从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寻救亡图强、解决现实问题之法。

《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申明其著述宗旨是：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之学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旨……（第一册《叙》）

这就是说，他撰写历史著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讲述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探究历史演变之因果，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才能更加看清当前社会积弊积弱的症结所在，找到解救的良法。而通过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目前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从而推知将来或发生更大的危机，或通过变革而获得新生。他举例说：

读我国六千年之国史，有令人悲喜端，俯仰自失者。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礼》然。至纯粹之伦理，如孔教然。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洎乎读近今之史，则五代之间，我之佣贩、皂隶，与沙陀、契丹，狂噬交捽，衣冠涂炭，文物扫地，种之不灭者几希。赵宋建国，稍稍称治，然元气摧伤，不可猝起，而医国者又非其人。自此以还，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此又令人怅然自失者矣。（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的演变发展又是辩证的，中国社会的自身变化与西方冲击相遇，预示着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变局，而未来亦将有新的命运、新的前途：“虽然，及观国朝二百余年间，道光以前，政治、风俗虽仍宋明之旧，而学问则已离去宋明，而与汉唐相合；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穷之望也。”他强调指出：

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这也正是夏氏著史之意。在第二册的开头又再次强调：“今中国之前途，其祸福正不可测。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汉两朝，尤为中国文化之标准。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强烈的现实关怀，把总结历史与当时社会变革的紧迫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史》在当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之重要原因。

（二）运用西方新知、新理来分析和解说中国古代历史，改造中国正史系统。

《中国古代史》是夏曾佑运用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新眼光、新视角，考察、分析和解说中国历史的一部探索之作，也是严复传播西方进化论、社会学等新知以来在中国史学界首先结出的硕果。

本来，在当时的思想界，夏曾佑对西方知识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人，早在1890年前后，他就拜访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向其请教，认真钻研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在1896年与严复结识之后，“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致汪康年书？十三》）。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新知，掌握了当时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与社会科学理论，“学问大进”。在《中国古代史》中，他将这些新知融入对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分析中。如他论述人类的起源时，即揭示出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与宗教神学的对立。他指出：

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各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本群最古之书为凭。……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Darwin）之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

在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夏曾佑结合自己早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考察，提出了一套关于划分中国历史演进之发展阶段的完整的学说。他指出：

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若再区分之，求与世运密合，则上古之世，可分为二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经、史、子之如何分别，后详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学问，达中国之极端，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谓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则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侵入，握其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学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此中国历史之大略也。（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

在这里，夏氏高屋建瓴地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在这三大发展阶段中，又依据史籍疑信、国势强弱、文化风俗兴衰、种族关系等分为七个小的发展阶段。而在每一阶段，他着重论述此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他说：

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中国古代史？凡例》）

而在具体的论述中，夏氏并不是简单地摒弃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体系，而是仍借用王朝体系，同时以历史分期重新划分发展段落，统领王朝更替，重新解释各个王朝之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夏氏这种做法，是以新理、新知解说本国故旧史事、史籍、史实，实质是改造了中国旧式史学，改造了中国正史系统。这是一种新旧糅合、推陈出新的做法。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一书既是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探索与尝试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实践中所产生的真正的典范之作。

（三）以“政教”、“风俗”、“种族”为核心，探究民族国家兴亡、盛衰之因，为现实政治变革提供历史依据。

夏曾佑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不仅运用进化论、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而且悉心研究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尤其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历史。在为严复翻译的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作序言中，夏氏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相互为用的关系：

宗教、政治必相附丽。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将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微撼其宗教，而后政治由之而蜕。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故其宗教与政治附丽疏者，其蜕易；其宗教与政治附丽密者，其蜕难。此人天之大例矣。人之于宗法社会也，进化所必历也。而欧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迟，其出之也独早，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疏也。吾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早，而其出也历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厓，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密也。（《〈社会通诠〉序》）

因之，他在考察中国历史之时，时时与其他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和对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政教”、“风俗”、“种族”为核心，探究国家、民族兴亡之演变因果。他说：

讨论历史，几事不与宗教相涉，古史尤甚，故先举此以告学者，庶几有所别择焉。（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

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国不然，亦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以发明此二事为宗旨。……而本篇则尤为此二事转变之时代。盖此时以前，种族与宗教皆单简；自此以后，种族与宗教皆复杂也。（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

夏氏的这一主张，体现在许多具体的论述中。例如，他在第二篇中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在论述到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时，夏氏不仅用了很多篇幅去讲述他们个人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而且专门分析了“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秦与中国之关系”和汉朝与当时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全书的写作中，夏氏均贯穿了这一原则和精神。

夏氏如此重视“政教”、“种族”、“风俗”，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条件下，先进士人要求政治变革、思想变革之现实的反映。他讲述的是历史上的“政教”，其目的则在于现实中如何对待清政府、如何对待孔子儒教，即如何“革政”、“改教”。在为《社会通诠》所作序言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著史的现实意义：

孔子之术，其的在于君权，而径则由于宗法。盖借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然终以君权之借径于此也，故君权存而宗法亦随之而存，斯托始之不可不慎矣。

自汉以来，用秦人所行之主术，即奉秦人所定之是非。秦之时，一出宗法社会而入军国社会之时也。然而不出者，则以教之故。故曰：钤键厥惟孔子也。政治与宗教既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社会通诠〉序》）

夏氏的好友严复，对夏氏著史的心思和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他说：

史之所守固何事乎？曰：惟有关于为政、治人之事实。是故历史、政制，相为根实，史学者，所以为立宪张本者也。

严复：《与夏曾佑书？三》，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26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因此，严复称道夏氏之书是“旷世之作”

同上书，263页。。

（四）学西学而不盲从，独立思考，从中国历史、文化本身的特性出发认识中国，对中国历史演变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智的精辟论断，开启了后世史家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新问题。

如前所述，夏氏《中国古代史》所体现之吸收和运用西方新知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显示了夏氏开放的态度与胸怀。但是，夏氏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新知，并非盲目接受，而是认真分析、鉴别，将西方新知与中国史实比较，有所选择地吸收。夏氏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否定，就反映了他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精神与见解。

清末，尤其是19、20世纪交替之际，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东西方学者曾做出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众说纷纭中，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的则是巴比伦和帕米尔——昆仑山两种西来说。巴比伦说的发明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他力主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中国人种和文明都由此来。他认为，公元前23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在其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

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09~1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李帆：《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4）。该说经日本传入中国，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黄节、蒋智由等人，相继援引古史，多方比附，深信不疑。

然而，热心向西方学习的夏曾佑对这种从西方传来的流行观点并不赞同，他指出：

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公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种族之原》）

他引证中国典籍中的大量材料，包括神话传说，说明中国文化的开创者为黄帝，而“黄帝姓公孙，生于姬水，故姓姬，是本姓公孙，后改姬姓，名曰轩辕，少典之子。此为炎帝同族之证”。 “黄帝与炎帝，并居于黄河流域”（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二节《黄帝与炎帝之战》），并非从西方迁徙而来。他的这一论点后来被考古学家们的实证研究证明是正确的，中国文化确非来自西方。

一部优秀的著作是超越时代的。《中国古代史》至今仍受到推崇，在于夏氏在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演变，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和论断。此类精彩之论断甚多，此处不拟详论，仅举现代两位著名史家的评论，以见夏氏之精辟见解及对后世史家的影响。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晚年的读书笔记中，专门记述了他读夏曾佑之书受到的启迪：

予于一九○八年，购得其所著《中等教育用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以基督教《创世记》及倮罗文记洪水事比较汉族历代相传之盘古以迄三皇五帝之传统，耳目顿为一新；又以虞夏为传疑时代，两周为化成时代，使我读《尚书》时之旧脑筋为之一洗，予壮年推翻古代传说彼实导夫先路，而惜其全书未成，使读者对我国历史尚整个之认识耳。

顾颉刚：《枫林村杂记？夏曾佑》，《顾颉刚读书笔记》，7294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夏氏《中国古代史》以西方史事比较汉族之史，顾氏读后“耳目顿为一新”，该书“以虞夏为传疑时代，两周为化成时代，使我读《尚书》时之旧脑筋为之一洗”，而顾氏“壮年推翻古代传说”，夏氏之书“实导夫先路”。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为这位疑古健将、中国现代史上“古史辨派”的创始人打开了眼界，给予新颖的知识与见解。

中国现代史上另一位史学大家——钱穆，更加详细地回忆1913年他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时的经历：

……余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如三皇五帝，夏氏备列经学上今古文传说各别。余之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始此。……又余读夏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受自夏氏。

此后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从钱穆的回忆中，我们可知：第一，钱氏因读夏史，认识在今古文典籍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相传异名”。在《中国古代史》的“上古神话”至“帝喾氏”等十一节中，夏曾佑旁征博引，论述三皇五帝的异名及传说。而更重要的是，钱穆由此而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而十多年后，钱氏撰成《刘向歆父子年谱》这部平息清末以来经今古文争议的名著。钱氏受夏氏之书影响，不可谓不大。第二，钱穆的另一部名著《先秦诸子系年》，也受夏氏直抄《史记》二表的影响。

众所周知，顾颉刚、钱穆两位史家的史学观念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但他们均从夏氏《中国古代史》中汲取了营养，说明该书中提出的论断及其议论，为后来的史学家提示了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和新问题；反过来说，顾、钱之著作与史学观点不仅在现代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拥有广泛的普通读者，夏氏之论断通过顾、钱之书继续发挥作用，其书之持久影响于此可见。

四、眼光敏锐的政论家

夏曾佑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政论家，在晚清报刊上的言论光彩烨烨，但又是一位长期被遗忘的政论家。

在夏曾佑逝世后，其好友叶瀚在整理其遗文时，为其言论所折服，称赞夏氏之政论“见古今社会之变迁，目光如炬，论亦极透”（叶瀚在夏氏手稿《社会通诠》序言上的批语）。但是，由于晚清特殊的社会条件，加之夏氏为人行事十分谨慎，其在晚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未署名，除了个别朋友知晓以外，其他人甚至不知道他发表过哪些文章，有多少篇。以往限于条件，研究者仅能举出《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上署名“别士”的若干篇章（总共不到10篇），其他就不清楚了。这次，编者在编辑夏氏文集的过程中，搜集到了他在《时务报》、《国闻报》、《新民丛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外交报》等晚清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政论文，并且搞清楚了他以往鲜为人知的报刊生涯。

1897年，夏曾佑和严复、王修植等在天津合作创办《国闻报》，并担任主编。该报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报纸。据目前所知，夏氏在该报发表了至少9篇文章。

1903年至1905年，夏曾佑接受汪康年、汪诒年的聘请，担任《中外日报》的主笔。该报为戊戌至辛亥时期上海著名的大报，尤其在清末新政前后有很大的影响。目前已确认的夏氏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约有350篇。

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之时，夏曾佑曾兼任主笔之一。夏氏为该刊直接撰文3篇，但将其《中外日报》所发文章转载于《东方杂志》的约有30多篇。此外，夏氏应张元济之约，曾为《外交报》撰稿。据编者目前所知，晚清的报刊如《中外日报》、《外交报》上仍有不少夏氏的遗文，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考辨和确认。

且不说夏氏文章的内容，仅从以上所列举来说，夏氏就是一位值得重视的报人和政论家。

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到清末新政时期，夏曾佑撰写了大量政论，从这些政论中可以看出，夏氏的思想主张随着时局的演变而时有变化，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核心主张与思想宗旨是始终如一的。限于篇幅，在此法详论其政论的具体内容，只能就其特点略谈一二。

（一）以历史的眼光分析时局演变，预测未来变化趋势。

夏曾佑研史、撰史之时，与现实紧密结合，而他发表政论时，则又常常从历史出发，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观察时局，分析时局。

夏氏所处之时代，清政府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新政立宪，内忧外患互相交织；与此同时，作为政府对立面的革命势力则日益增长，变法、自由、革命、排满等口号与要求不断演进，武装起义与思想潮流互相激荡。一面是大厦将倾，另一面又是新机萌芽，如何认识此一时代及其特征，是摆在当时每一个思想者面前的问题，对于思想敏感的夏曾佑来说更是如此。

与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对战国、秦汉历史的分析相同，夏曾佑在观察现实时，也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他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古代从黄帝立国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认为当前的世界局势与中国古代的战国初期相似。他说：“若以今日之大势，较我古人，则当在战国之初，离秦吞天下时尚远。”（《论今日与战国时之异同》）这个时代，正是列国混战的时代，凡是今日世界、国际之间所存在之现象，在战国时都已出现过：国与国之间，“其间大之于小，有纳贿之法、行刺之法、反间之法、欺骗之法、恫吓之法，数国共分一国之法；小之于大，有割地之法、输币之法、献国之法、称臣之法、乞命之法，居两大之间坐以待毙之法。一切不与春秋大异，而与今日尤同”（《论今日与战国时之异同》）。然而，物极必反，从这种列强混战的局面，他预见二十世纪必有“大变化”。他说：

十年以来，天下咸以俄为秦，自日俄开战以来，而俄之万不能为秦，已晓然为天下所共见，然则求秦之何在？……虽然，人心之理，必据往以测来，而天道之行，则每变而滞，安见世界之必须混一也。然而论须混一、不须混一，其必有一从来所未有之大变化，起于二十世纪，则断可知矣。（《论今日与战国时之异同》）

此一时代，征杀夺伐，弱肉强食，在夏曾佑看来，这是一个“金钱与利剑”主宰的世界：“至秦汉间，大革命起，而古人之局，为之一变；即古人之理，亦为之一变，遂以成今日之局，而黄金利剑又至矣。”（《论今日与战国时之异同》）

在这个世界中，中国被迫屈服于列强之下，而要发愤图强，则又不得不学习和模仿列强实现富强之方式，而政府打着保国、富强名义所实行的措施，则疑强化了这一特征。这不仅与中国自古以来之政教相冲突，而且将会使中国陷入更加贫困和危险的境地：“能生人者莫如金钱，能死人者莫如白刃，故金钱与白刃遂握天下苦乐之原，而为左右人情之利器。……至于近世，人事愈繁，此风弥盛，论作为何事，非有此二物以随其后，则其所图必不得成，而惟我中国之持论，则甚异于是。原中国人之性情，其贪财苟活之心，初不异于他族，然其古来之政教，则必以不贪为贵，致命为尚。”“今政府亟亟于筹饷练兵，已显揭金钱白刃之主义于天下，然谋己之富而不顾天下之贫，保己之生而先置天下于死，而古之政教又如此，吾不知朝廷持何物以与吾民易之也。”（《论金钱与白刃》）

夏曾佑见微知著，善于从细微之处观察事物之将来的变化。如他从户部侍郎、满人铁良南下考察并提出中央统一财政主张一事引起的议论中，观察到当时中国南北之间的矛盾。对于南北矛盾这一现象，夏氏从历史上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差异、生活环境、风俗文化等入手分析，指出中国既有民族融合的传统，又有南北相争之特点，因此，他向清政府提出忠告，政府若一味搜刮民财，激化南北矛盾，中国将来很有可能出现南北分裂之局面。他说：“论中国立国之形势，似当有满汉之争，然中国满汉之争尚微，将来有冲突与否尚不可知，而南北之争则甚显，将来恐不免有冲突之祸。”对于革命党人宣传的反满主张，他从文化风俗、民族同化的角度提出质疑：“满汉人种，名为不同，而其实相貌性情，与北人几毫发之异。汉人衣满人之衣冠，久而自忘其故衣冠之为何等也；满人言汉人之言语，久而亦自忘其旧言语之为何如也。盖自汉纳南匈奴，北方之汉人，与北族往来日久，已混淆而不可分矣，天下安有同化如此而忽起其冲突之心哉？”相反，南北之间，除历史惯例之外，清政府“自李鸿藻创重北抑南以来，南北相侵颇急，庚子义和团之乱，朝中大戮南人，至江表自守，不复助匪，而北人愈益侧目”。而铁良南下之后，不顾一切，以“括刷南方之脂膏，捆输北方为得计”，这使“南北方之意见，于是乎又深一层矣”。为此，他忧心忡忡地指出：“窃恐中央集权之说，政府见有北方多数人之赞同，而为之愈勇，主之愈力，其朘削所及，必有予南人以难堪者，则冲突之祸以起。冲突之时，必各假一外国之为援，而外国于此，必借以干预之谋而锐身自任，印度之覆辙为不远矣。他人当此竞争之日，方力图合小国为大国，以自完于优胜劣败之间，而我乃反之，其亦难于自立矣。”（此段均引自《论中国有南北分裂之兆》）

又如，他从清政府实行的一些政策中，发现晚清中央政府的权力下移现象。他指出：“本朝承明制，不设宰相，故政权所在，每随时势为变迁。大抵雍正以前，权在南书房；雍正以后，权在军机处。至于今日，军机处为通国权力之总汇，而政府之名于是在焉，其实际固尽人所知者也。”然而，清末新政开始之后，政府欲大加改革，但其政策往往前矛后盾，因为“今日朝廷之举措，其为之主动力者似已不在政府，而政府以外之人，实司其筦钥。”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朝廷所定之方略，不起于政府，而起于政府以外之人，而政府不啻间接以下其命令，则政府之权力渐损可知。”（此段均引自《论政府权力之渐移》）

（二）重视对“世运”、“变局”的分析和考察，从中发现国家改革、民族文化更新的生机。

论是研究历史还是观察现实，夏曾佑特别重视对“世运”、“变局”的把握与分析。

如前所述，戊戌维新时期，夏曾佑曾猛烈地批判荀学，但夏氏的深刻在于，他以史家的眼光观察世事变化，辩证地看待历史之演变。他认为，中国尽管落后，荀学、秦政祸害中国长达二千年，但从明清以来的历史变化中，发现儒教演变的规律是“以复古求更新”，因而可以预见儒家学说在未来的命运并非消亡。他坚信，经过改革与革新，不仅儒教仍有复兴与更新之日，先秦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亦会到来：

然而天道循环，往而必返。观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剥极于有明，其变已穷，于是而有顾、阎、戴、惠诸君讲东京之学，而于是又有庄、刘、龚、戴诸君讲西京之学。昔之往而益远者，今且返而益近，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将在此百年间矣……（《致宋恕书》）

天地之运，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教，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从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夏曾佑密切地关注着战事的进展，而当战争爆发不久，日胜俄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夏曾佑撰写了大量时评，借日俄战事而批评清政府之作为，呼吁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在夏曾佑看来，日俄之战不仅仅是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代表了黄种人与白种人、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战斗。他说：“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不胜，亚人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然而，“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自今日地球上黄人立宪之国，惟一日本；白人专制之国，亦惟一俄罗斯，而此二国适然相遇，殆彼苍者天特欲发明此例，以开二十世纪之太平”（《论日俄之战之益》）。日胜俄败，为中国改革专制制度、进行立宪提供了契机。他说，日俄战争“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可疑，必人再敢尝试。此二者改，则世界之面目全换矣。其关系之至重者，则在中国”（《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他指出：

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也，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从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中，夏曾佑寻找着解救国家前途和命运之方法。

（三）针砭政府之弊，批评新党之病，力求发表“公论”。

夏曾佑是清政府统治阶级下层官吏中的一员，而他结交往来的朋友中，既有严复、张元济、汪康年等力图推动清政府自身进行改革的维新人士，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之清廷要犯，还有章太炎、蔡元培等主张反满、推翻政府的革命分子。作为思想敏感的学者和思想家，同时处在这样一种多重矛盾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关系中，他的忧思、焦虑远比一般的报人要深刻与复杂，在他的身上，身心家国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其观察时局的眼光与众不同，其言论亦往往具有多重之意蕴。

夏曾佑的这种社会身份与他的思想追求，决定了他所发表的言论既是他的心声，又是与各派朋友之间的对话，而主持公众报刊的身份，也影响他发言的立场。因而，他所发表的政论，一方面反对专制，主张改革，主张变革，要求立宪，要求自由；另一方面，则不赞成革命，不赞成排满。他力求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发表能够代表在他心目中的“公论”。早在1899年，戊戌政变后不久，面对当时的舆论状况，他就表示拟撰两文，“一篇拟论新党今日之自处，一篇拟论康党之实状”。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大约从真话，肃党之事，近在耳目之前，亦不可知其详矣。至于今日国民亦知政府之不可信，然亦从核其实。”在他看来，专制政府封杀事实真相，舆论只能非黑即白：“读八月上谕以后，则舆论以康为当诛，读东洋某某报以来，则舆论又以康为罪，公论之不可恃亦甚矣。”（《致汪康年书？二十六》）由此可见他对“公论”的追求。

1903年9月，在著名的《苏报》案了结之后，日俄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夏曾佑先后发表的《论政府之将来》和《论新党之将来》等文，就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在《论政府之将来》中，他分析当时清政府内部的形势是：“第一，有满汉之隔阂；第二，有〈皇〉太后与皇上之隔阂。此二者为障碍者之至大者，而专制之政，凉血之俗，犹次之也。所以生其间者，人人有国非其国之意。”而清政府的对立面则有“保皇主义”、“逐满主义”两派，且外部尚有日俄两国在东北争霸，而清政府处在这样的内外矛盾之中，政府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和应对，反而“一意以遂其恣睢贪婪之情”，“将凡为新党所道及之事而悉反之矣”。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上之疑忌益深，则下之横决益甚；下之横决益甚，则上之疑忌益深。二者相乘，怨怒日积，而又才力相等，形势相格，可以相贼，不能相灭，遂人人有不有其国之心矣。”（《论政府之将来》）

如果说在《论政府之将来》中，夏曾佑主要分析的是清政府面临的困境，批评政府专制、贪婪、反动之措施，而在《论新党之将来》一文中，则重点分析新党之缺点。夏曾佑首先指出，在一般舆论中，“皆以为新党之所以所成者，均由旧党阻力之故”。而实则不然，在他看来，“新党之所以不能成事者，实以其才其德不足以见信于社会，遂为社会之所弃，以自解，托辞于旧党以自为地”。他认为，“吾人之败德专属于新党者，约有数端”，即新党有四大毛病：“有宗旨而方法”、“有议论而心志”、“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他批评说，新党“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历史之往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这是一种“盲从”。他说，这些是新党身上“皆专属于学术上之病，其他与旧党同病者，更与学术之人等”。新党之病“所以误群者，正复不浅”（《论新党之将来》）。夏氏在这里批评的新党，不仅指革命党人，也包括保皇党人。公允地说，他的批评并非的放矢。

夏曾佑指出，一般情况下，“新党之胜旧党者，公理也”（《论新党之将来》），但是，“新党”如不反思历史，不总结历史经验，不吸收新知，不采纳他人意见，不实行新的制度，即使战胜旧党，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循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数次“革命”就是如此。夏曾佑认为，中国 “古今革命之举，其大者四次：一、秦汉之际，二、前后汉之际，三、元明之际，四、咸同之际”（此皆下等人之反对上等人者，故为革命）。但是，问题是“所最奇者此等革命而成之人，既由下等人以升至上等人，而及其既为上等人也，其绝不顾下等人如故，甚且举向时藉以为号召之资者，而一一躬犯之”。而原因就在于这些革命者，“其初起也为救困穷而来，则其结果也以得富贵而止”。因此，中国历史是：“一治一乱，迭起相循，忽忽不知二千年于此矣。”如果没有西方新知、新理的传入，“治乱存亡之理，虽百世可知也”（《乱事之将来》）。因此，即使是新党，也要吸收真知，建立新制，如此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

从以上分析可见，夏曾佑发表的政论，不是为政府或新派某一政治派别立言，而是超越新旧两党的对立，以深邃而敏锐的历史眼光，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等知识中，探寻真正有益于民族觉醒和民族更新的新知、新理，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夏曾佑在中国近代文学方面亦有一定贡献和影响。他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在小说理论方面也有深刻的见解。他在《国闻报》上分六次连载的万言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小说是“正史之根”的观点，这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

阿英编：《晚清小说史》，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在近代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他又发表了《小说原理》、《〈庄谐选录〉叙》，继续阐发这一观点。限于篇幅，有关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五、选编说明

学术界有眼光的学者，早就盼望能够有一部夏曾佑的文集问世。20世纪20年代末，钱玄同先生曾经整理了夏曾佑遗文的目录，编辑了夏氏的遗文和诗集，但因故未能出版。后来，周予同先生也曾经搜集过夏曾佑的论著，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王汝丰、李泽厚、朱维铮诸位先生也都曾呼吁和关注过夏氏文集的编选。

在继承钱玄同先生等学术先贤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编者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了夏曾佑的已刊论著、发表在近代报刊上的散篇政论以及未刊稿，编辑、整理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夏氏论著集《夏曾佑集》，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次，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委托，编者从夏曾佑发表在《国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新民丛报》和《外交报》等报刊上的文章，《中国古代史》一书，以及部分抄件、手稿中，选编了夏氏具有代表性并能够反映其思想主张、思想特色的文章，汇编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曾佑卷》。在此，将编辑本卷夏氏论著所依据的底本及编者所做的工作略加说明。

本集所收夏氏文章，内容为能反映作者思想主张的著述，较为偏重于思想性、理论性的文字，根据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和文章的体裁，将其文章分为五部分收录：

“政论”主要收录夏氏发表于《国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散篇政论文章，约160篇。编者以这些报刊发表的文字为底本，同时校以钱玄同抄本，其中只有抄件或手稿者，只能据其抄件或手稿收录，并对文字作一校勘。

“史论”主要收入两部分内容：一是夏氏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长篇论文《中国社会之原》；一是从《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节录的部分章节。该书尽管在坊间已多次印行，但夏氏在撰写该书时，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故本集选录了夏氏特别重视与强调的部分章节，以与“政论”部分的文章互相印证。由于是选录，故省略了原书的章、节的目录次序，而仅保留了章节的标题，个别标题有所改动者，均在注释中说明。本集收录的该书内容，以商务印书馆在清末出版的初版本为底本，校以商务大学丛书本、三联本和河北本，异文均出校记，错误之处均依据相关资料予以更正。

“文论”收录夏氏在《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在《绣像小说》发表的《小说原理》两篇文章，以展现夏氏关于小说理论方面的见解。

“序跋”收录夏氏为严复译著《社会通诠》、《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以及为汪康年《庄谐选录》所作的序文。这三篇序文尽管文字不多，但反映了夏氏的文风与思想特色，故单独分类收入。

“书札”收录了夏氏与友人论学论政的四封书信，录自《汪康年师友书札》、《严复集》、《宋恕集》等书，因限于条件，未能依据这些书札的原件核校。但对于书札中的文字或系年有错误者，均予以考辨订正；对于以往未注时间者，根据夏氏日记或其他资料做了考证、补充，注明撰写时间。

本集所收夏氏文稿，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者，一律使用原刊作为底本排印，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少数只有抄件或手稿者，据其抄件或手稿收录。

本集各部分收入的文稿，均以时间先后为序。原作未署时日者，经考证鉴别，置于相应之处；暂难考证而发表于当时报刊者，按发表时间编排。

本集文稿，一般采用原有标题，经编者改动或新加者，均在题注中说明，注文力求简明扼要。

本集所收文稿中出现的错字、别字、漏字或引文的误植，均做订正。具体为：原文稿法辨认的字、原文残缺及脱漏之字，以□标示；笔误、刊误之字，以﹙﹚标示，将改正之字置于错字之后，以〔〕标示；脱文增补之字，以〈〉标示；原文之衍文，于其上加【】，以示删除。

本集所收文稿，原未加新式标点者，本次均加标点；原系竖排繁体者，本次改为横排简体。其中，异体字、古今字等在不影响词义的前提下改为通行规范字；但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则不作改动，以保持原貌。

本集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韩策同学、王刚同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生王启立同学的帮助，他们在文字录入和核校原刊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此谨表感谢！

当然，编者尽管作了各种努力，力求使本书编得较为完善，但限于学识和时间，本集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与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