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评论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如影随形，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农地被转为工业和商业用地，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地价升腾，人员流徙。这样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有着某些共同特征。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特别是因为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这一过程同时又极具地方特色。在中国，土地开发的浪潮汹涌澎湃，于最近数年达到高潮。这个以征地与拆迁为人熟知的过程，一方面成就了各地每年刷新的发展指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夸张地说，像本刊上一辑讨论的“农民与农村社会”主题一样，征地与拆迁也处在一个制度交叉点上，是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出路的一个很好的透视点。

　　本辑主题研讨集合了5篇文章，它们代表了不同专业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涉及到不同社会的经验。第一篇文章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现实案例，对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法律架构下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作者认为，尽管新的宪法修正案申明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国家依法保护公民财产等项原则。但是中央和地方的拆迁法规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制约政府权力、保护被拆迁者权利和平衡开发商利益的宗旨，结果造成拆迁过程中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作者主张对拆迁行为和拆迁法予以重新定义和构建。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商业开发应当与政府出于公益目的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区分开来，前者由民事法律调整，后者才适用行政法范畴的拆迁法。

　　程洁博士的文章侧重于征地与拆迁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她从对土地征用与房屋拆迁的5起实际纠纷的分析人手，试图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从对征地权的程序性制约和对被征用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的角度，去规范征地权，维护财产安全，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

　　接下来的文章把我们从法律的规范分析拉回到现实的生活场景当中。这个由两位社会学家描述的生动个案，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征地一方与被征地一方斗法的种种策略和细节。这种动态的多层次的描述和分析所透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我们深入思考征地与拆迁问题的基础，也是对上述经济和法律分析的有益补充和平衡。

　　主题研讨的最后两篇文章为我们引入了不同社会的经验。藉着这些不同的经验，我们也许会“重新”意识到“征用”概念在法律上的正确含义：作为一种加于私人财产的国家强制力，在任何一个尊重财产的社会里，征用都是一种非常态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和审查。

　　王维洛博士比较了中国和德国征地拆迁的程序和赔偿标准。列出两国在征地拆迁方面的七项差异。比较而言，中国征地拆迁之规模大，补偿低，程序简易，无公众参与，过程不透明，一切受行政权支配，以至征地拆迁在中国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而在德国，一方面，行政权的行使受公众知情权制约，更要接受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开发商的行为也受公权和私权的各种限制，征地拆迁困难重重，绝非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首选。所有这些差异，最终可以归结为一国之内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财产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的程度。

　　“美国的征地行为”一文，从征用的历史和原理，到征用在美国社会中的运用，系统梳理了美国的征地法理学。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美国法上对与征用有关的一些重要概念的辨析和界定，如什么是征用，何为公共使用，什么是公正补偿等等。对我们来说，这些关于征用概念的细致辨析和深入讨论极具启发意义，而使得这类辨析和讨论成为可能的基础和机制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的改革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其先导，这绝非偶然。实际上，改革就是一个不断“松绑”的过程：为思想松绑，为生产力松绑，为人的创造力提供更广大的空间。改革事业未竟，也正是因为旧体制与旧观念加于人心、人身和社会发展的束缚仍在，需要进一步去破除。着眼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从企业家行为和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创新问题，抓住了当下改革路向的一个关节点。吴敬琏、黄少卿合写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促成了大规模的私人创业活动，推动了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成长。但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保留了可观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权力和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种变通性制度安排同时也激励了经济领域中的寻租和腐败活动，后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深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一途。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一方面退出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另一方面则要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为现代市场制度所需的法治体系。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扩大”一文讨论了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在关于中国改革问题的激烈论辩中，一直有人把中国社会收入扩大现象视为社会不公正的铁证，又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进而提出否定改革的各种主张。那么，当代中国收入差距的状况究竟怎样?收入差距扩大现象与市场化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李实和赵人伟两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的收入问题研究，在这篇新作当中，他们试图在最新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透过更细致合理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文章首先归纳了中国近期收入分配变化的若干特点，然后通过仔细估算，平衡了流行的基于不同统计方法而得出的有关收入差距的几种不同结论，最后则提出了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改革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分和原因。作者使用的框架区分了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两个维度，然后看收入差距的哪些部分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把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地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与市场化改革同时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就其不合理的部分而言，恰恰是因为政府体制方面的改革不充分所致。此前，本刊曾就此文请两位作者和若干学界同仁展开研讨，现将研讨会上张春霖博士和周其仁教授的评论一并刊发，以帮助读者深入思考此一问题。

　　医疗制度改革是另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自从2005年一份关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成败的官方报告问世之后，围绕医疗制度改革的论争几乎变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革本身的论战。医疗制度需要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如何改?向什么方向改?可作的政策选择有哪些?可能建立的制度又有哪些?对于这些问题，张春霖博士结合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了一番梳理，颇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去思考相关问题。

　　在另一篇评论文章里，谢平讨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内外两方面的问题，进而指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由于作者长期从事银行管理工作，参与政策制定，其观察与分析可谓深入。

　　从政治学角度看，本辑作者关注的制度问题均可被视为国家治理与实力的“软”的方面，而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所谓软权力已成为一国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丝毫不输于一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赵刚的“软权力论”将文化、制度、责任、创新和信息等列为中国和平发展所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与前面各文作者的关切实为一事之两面。GDP的增长和军力的加强均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受国人爱戴、受外人尊重的国家。要令“近者悦，远者来”，靠的是自由与繁荣，公义与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