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考古图志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展示1914年谢阁兰、吉尔贝·德·瓦赞( Gilbert de Voisins )和让·拉尔蒂格在中国西部取得的考古成果，以及谢阁兰于1917年在南京地区取得的成果。
1913年，谢图兰在法国居住期间，就已经制定了1914年考察的大致计划，其中包括在陕西、四川进行史书和纪念碑研究，以及在丽江府和巴塘之间的澜沧江上游进行地理勘探。但只有第一部分得以顺利进行，第二部分刚开始，便被战争阻断了。
在此，我们要向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致以深深的谢意，它为这次考察提供了一笔非常重要的资金支持，并愿意为我们提供高度的保护。已故的大师爱德华·沙畹，其研究成果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埃米尔·色纳尔( Emile Senart )先生和亨利·柯蒂埃先生也以他们的经验和无可比拟的博学知识助力维克多·谢阁兰的研究。因此，我们事先便能确认，无论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何，它们都将建立于前辈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或将进一步推进。如此一来，便有助于巩固由沙畹和伯希和开创的法国东亚的考古地位。
公共教育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支持。部门下设的亚洲学会、地理学会、艺术和考古图书馆为我们捐赠了一笔钱。在旅途中，我们得到了法国外交代表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时任驻北京外长孔蒂（A.Conty）先生和驻成都总领事博达尔(A.Bodard)先生，他们给予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在此，我们要对他们的接待致以真诚的谢意。他们对中国当局的影响让我们在到达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后者的热情接待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旅途。还有那些在中国最偏远地区仍心系法国的传教士们——旅行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对其致以赞赏，赞美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殷殷帮助。
谢阁兰和吉尔贝·德·瓦赞于1913年10月离开巴黎，到北京与我会合。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整理与我们要穿越的古地区相关的中国著作，并做了第一遍阅读。在那之后，我们又确定了路线。
2月1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府，从那里出发参观龙门石窟。这些洞穴已经被沙畹使团充分考察、记录过，这为我们随后的佛教造像研究奠定了基础。6日，我们到达在建铁路的终点站，前往西安，随后出发去汉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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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是为了展示1914年谢阁兰、吉尔贝·德·瓦赞( Gilbert de Voisins )和让·拉尔蒂格在中国西部取得的考古成果，以及谢阁兰于1917年在南京地区取得的成果。
1913年，谢图兰在法国居住期间，就已经制定了1914年考察的大致计划，其中包括在陕西、四川进行史书和纪念碑研究，以及在丽江府和巴塘之间的澜沧江上游进行地理勘探。但只有第一部分得以顺利进行，第二部分刚开始，便被战争阻断了。
在此，我们要向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致以深深的谢意，它为这次考察提供了一笔非常重要的资金支持，并愿意为我们提供高度的保护。已故的大师爱德华·沙畹，其研究成果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埃米尔·色纳尔( Emile Senart )先生和亨利·柯蒂埃先生也以他们的经验和无可比拟的博学知识助力维克多·谢阁兰的研究。因此，我们事先便能确认，无论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何，它们都将建立于前辈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或将进一步推进。如此一来，便有助于巩固由沙畹和伯希和开创的法国东亚的考古地位。
公共教育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支持。部门下设的亚洲学会、地理学会、艺术和考古图书馆为我们捐赠了一笔钱。在旅途中，我们得到了法国外交代表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时任驻北京外长孔蒂（A.Conty）先生和驻成都总领事博达尔(A.Bodard)先生，他们给予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在此，我们要对他们的接待致以真诚的谢意。他们对中国当局的影响让我们在到达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后者的热情接待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旅途。还有那些在中国最偏远地区仍心系法国的传教士们——旅行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对其致以赞赏，赞美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殷殷帮助。
谢阁兰和吉尔贝·德·瓦赞于1913年10月离开巴黎，到北京与我会合。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整理与我们要穿越的古地区相关的中国著作，并做了第一遍阅读。在那之后，我们又确定了路线。
2月1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府，从那里出发参观龙门石窟。这些洞穴已经被沙畹使团充分考察、记录过，这为我们随后的佛教造像研究奠定了基础。6日，我们到达在建铁路的终点站，前往西安，随后出发去汉口关。
2月16日，在临潼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附近，我们考察了秦始皇帝陵（前3世纪)。接着，我们在陕西省省会西安停留了两周，以便对周围环境进行考古调查。这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我们于3月3日再次启程前往乾州。乾州的唐高宗墓中埋藏着美丽的大理石镇墓兽，沙畹使团曾报告过它的存在。从3月6日到12日，我们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进：我和吉尔贝·德·瓦赞去往凤翔府，维克多·谢图兰则向南行进，他在离汉武帝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西汉塑像，而后又对魏河右岸进行了考察。我们在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重新集合，越过秦岭地区，于3月20日到达汉中府。接着，谢阁兰和吉尔贝·德·瓦赞沿着传统路线行进，途径昭化县和广元县(今广元市利州区)，在那里发现了三国时期的砖砌拱顶和唐宋时期的佛教圣地。我则经大巴山和南江谷进入四川，拜访了唐代另一个重要的佛教圣地——巴州。
4月7日，我们到达保宁府，16日到达渠县。从那里，我们将研究距该县约40公里的七座汉阙，它们可追溯至1世纪。
5月2日，我们到达成都，受到了领事安迪的热情接待。几日停留后，我们继续北上先后参观了位于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的东汉王稚子阙遗存、位于梓潼县的一组汉阙、位于四川绵州( 隋唐时期)的佛教雕塑和另一组汉阙。这其中包括汉平阳府君阙，上绘佛教装饰，可追溯至529年。
结束这段考察后，在波达尔领事(他接任了安迪先生的总领事一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启了第二部分的旅程。6月11日，我们乘船出发，顺着岷江前往嘉定，途中考察了多座悬崖峭壁上的墓葬，以及江左岸的佛教圣地。在嘉定，我们沿西线考察。停靠夹江千佛岩后，我们又前往雅州。谢图兰和吉尔贝·德·瓦赞在那里拍摄了高颐阙的石阙、石碑和石雕，而我则在芦山县考察了同时期( 3世纪初)的石碑和3尊动物雕像。
6月27日，由于我们的考古计划已经结束，于是一行人便动身前往“打箭炉”(康定)。但因直达巴塘的路被阻断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南边另寻路线。我们前往宁远府，并有幸受到光若翰主教的接待。之后，我们向西南行进，很快就到达了未被考察过的地区，并开始进行接下来的勘察。8月上旬，我们一行到达丽江时，接到了欧战爆发的消息和动员令，因此，此次考察活动便匆匆结束了。
整个战争期间，由于情况特殊，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直不允发表。1914年12月，谢阁兰向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报告了此事。直到1916年，我们才有机会在布雷斯特停留数月，撰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最终在亚洲期刊上发表。
次年，谢阁兰以法国在华征工军事团随团医生的身份，第三次来到中国执行征工任务。他借此机会在南京地区考察并拍摄了南朝宋、齐、梁(5世纪、6世)的重要随葬品(雕塑、碑铭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这些做过充分研究。他还参观了浙江地区的古吴国陵墓。途经长海，他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展示他的发现，更新了中国古代雕塑研究的成果。
回到法国后，尽管他的身体落下了病根( 1915年在前线感染了疾病 )，且旅途舟车劳顿，但他仍在布雷斯特的医院带病坚持工作。他开始撰写一部关于中国造像的巨著。同时，他自觉体力下降，便更加透支身体，以期完成他的著作。停战后，他的体力终于耗尽，这才退休，却为时已晚。1919年5月21日，一场意外带走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他高强度工作的一生。
谢阁兰的职业生涯始于一场两年的环球旅行，在大洋洲停留了很长时间后，于1909年来到中国。他曾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并通过了翻译资格考试。在吉尔贝·德·瓦赞的陪伴下，来到中国的第一年，他专门进行了一次环西部及西北部省份的长途旅行，后又前往长江流域。旅行结束后，他定居北京。随即投入到对中国汉字、历史和艺术的研究中。他在陶瓷器皿、青铜器和钱币方面的学术造诣使他转而投入对小型随葬品和古代石刻的研究之中，其中一些复制品开始销往法国。他因此把中国考古学确定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但沙畹的精彩旅行已经为研究开辟了道路。1910年，东北鼠疫期间，谢阁兰中断学业，自愿前往山海关，接替梅斯尼医生在天津的皇家医学院教书，直至1912年。那年年底，袁世凯任命他做其长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位于河南中部的袁世凯故居彰德府居住时，他梳理了在天津时所做的研究，建立起框架。这为他深入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学术成果：理论方面，框架建立于大量讲述中国历史的文献之上；实践方面，这也为本书提到的旅行打下坚实基础。
我对谢阁兰的简短介绍远不足以概括谢阁兰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是一名医生，亦是位学者，更是对文学狂热崇拜的作家。
他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不仅使谢阁兰未来的宏伟计划落空，也使他领导的研究小组进展艰难。为更好地完成研究汇报，我们三人本该分别描述我们的研究成果。但如今，我不得不谈论一些谢阁兰考察的文物，其中甚至有些我从未见过。在这种情况下，详细的记录可以让我收集到更多的真实资料，同时也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我甚至还会加人些记忆中谢阁兰进行考察任务时的情景。然而，作者之一的离世仍为这部作品带来了艺术和文学方面的缺憾，这种遗憾是无法挽回的。
让·拉尔蒂格
19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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