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本书前言云：“《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其中五百多种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或存目的，在纪晓岚所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它们被统称作“水乐大典本”。

一九八二年，钱钟书先生指导乐贵明先生编辑出版《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对《四库全书》所辑“水乐大典本”百六十四种“别集”进行全面“清查”。依据已经编妥的《永乐大典索引》，抽出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永乐大典》原文，与四库辑本条目逐一查核，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条被四库馆臣有意无意漏辑。就是说《四库全书》裏价值最高的“水乐大典本”，条目漏辑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个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两点：第一，《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并不可靠，第二《永乐大典》不容辨驳的可信性。对《四库全书》，《四库辑本别集序》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论，值得温习：“由于狭隘的民族偏见，褊窄的正统观点，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官样文章’的草率敷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

现在，皇皇《水乐大典》原本不知所踪：尚可利用的明嘉靖末钞本《永乐大典》，内窃外盗，屡屡得手，至今能够看到的仅存百分之四而已。应该庆幸，三十万字的《水经注》被完整地保存在这些残本裏。

《水经》是汉代至三国时期身份不甚分明的桑钦所著，南北朝时期的“酷吏”郦道元所注。桑钦是有关这部经典诸多争论中，最不受关注的一个谜团。《水乐大典》里的《水经注》书名下直书：“桑钦撰郦道元注”，《史记》《汉书》《后汉书》注释中援引桑钦、郦道元、《水经》和《水经注》九十余次，郦注中援引“桑钦”六次，引“水经”四次。总计近百次引录，其内容基本都可在水乐大典本《水经注》中得到印证，其中没有否定桑钦作为《水经》撰者的证据。目前非桑钦的理由主要有三个，其一为桑之历史面目不清：其二为桑着《地理志》，曾被各书称引，不可能再写一部《水经》：其三为《汉书》注里曾引用《地理志》中“桑钦言漯水所出”，恰为《水经》之正文（见本书七九页》，甚至能找到一些桑钦身后的内容。前两条毋须辩驳，第三条能否成立，我认为首先应确定以下一个事實：《水经》流传过程包括郦道元在内，以今改古的情况是否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