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撼斜阳对《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笔记(6)

11月21日晚，汪篯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二十二日晨”，陈寅恪即作答覆，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篯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篯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篯说到了冼玉清与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或作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悠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当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胡适思想”这个名词发生紧密联系时，始作俑者却已失去了能激活思想的生命锐气和生命朝气。 历史的歧义还在于有不少未被宣扬的内幕。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适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歧义的是政治，还是人？

这或者是命中注定，《论再生缘》从它流传之日起，就与陈寅恪的诗作一样，被现实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阐释与理解，甚至为时势所借助，其人文的涵义相反退居第二位。

曲高和寡，似乎是陈寅恪三十多年教学生涯的一个特点。三十多个同学到最后能坚持修完这一门课程的据说只剩下十三人。这十三人中有好几个三十年后成为中大历史系的教学骨干。后来要批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时，这“三十多人走掉一大半”的所谓事件，被渲染成陈寅恪资产阶级治学方法在新时代已经不灵，同学们通过学习纷纷提高了觉悟，进行抵制云云。其实大部分走掉的人是听不懂陈寅恪的讲课。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人，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样的细节：在一些风向还不明朗的政治会议上，金应熙每次赴会都能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何种风向占优，就掏相应的稿子照念。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请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份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当年，在“重新整理国故”的历史呼唤声中他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弘扬而献身，并以大半生的努力及贡献，刻下了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意义。许多曾听过陈寅恪授课的学人这样追忆，陈寅恪授课一如他做学问，几近“无一字无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是他研治历史的独特的心得体会。大部分是他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不相欺，岂止是陈寅恪对莘莘学子的一种尊重，同时还是陈寅恪对为师者这一称号的无限赤诚。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预示着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已经为期不远了。 荒唐的是，历史系一直坚持说“我们是排他（陈寅恪）的课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可哀的是，千方百计想令陈寅恪重新开课的人，其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压力。而陈寅恪拒绝开课，恐怕是他已感觉到他的学术与他的生命一样，已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了。

耻辱再一次出现。搜索“中国史学史”一课的小组，拿着刘节的讲义竟无从下手。中山大学的校刊在当时即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已是高年级的历史系同学，“古文基础较差，过去又没有学过这门课程(指“中国史学史”)，打开讲义一看，都是古文字，看了半天，仍不知所云”。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舒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毅是个军人，本质却是一个诗人。有些人死了，但在人们的心头却化作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碑。陈毅是这样的人。

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

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需要扶助这些科学家，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都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待。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陶铸指马副书记）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对历史与现实具有惊人“通识”的陈寅恪，对自己的命运却有一点未能“参透”。他估计生命将于三年内完结，他没有料到生命最终比他预计的延长了一倍。他更没有料到这延长了的三年，生竟不如死。

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唱赞歌。在某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只说了“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他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托付不须辞。

1959年6月，陈寅恪就越来越感到压抑的环境上书学校当局，内有句云，“我被此辈捉弄，走或死皆不甘心，所以把数年来心里面要说的话，趁此机会，说个痛快；”“他们要打击我，便直接打击我，用不着这种绕弯的手段，未免太不光明磊落”。撇开此信的是是非非不谈，“走或死皆不甘心”，唐筼录下此等句子时，作为一家之主妇，其要担承的重压，也许只有“此生常忧戚”的为人母者，为人妻者才能体味出其中的苦涩。 陈寅恪自是可以慷慨说“死”，陈寅恪的贤妻想来永远都希望只说一个“生”！

据说，令熟知陈寅恪与唐筼晚年生平的友朋最为伤感的是这么一件事：在1962年，年已六十八岁的容庚在前妻病故后与一从小就相识的女友结婚。唐筼闻说此事后无限感触地说，“容庚这样的年龄还有人愿意嫁给他，我死了之后，有谁愿意嫁给这个盲目的老头呵”。闻者无不心酸。

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