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资治通鉴》有感

《资治通鉴》为宋朝司马光撰写的，为以春秋时期到唐朝时1062年的历史。
历史记载了中国各朝代交替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形态的性格特征，历史中的人物我发现到后期，很多都是诗人兼官吏，让我感觉到很多的人，受到前朝思想的影响。
前朝，在我看来，为春秋时期，战国七雄中，各诸侯间的，之后出现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在战国时期，却对后来的政治统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孔子的儒学学说，讲究君臣之尊卑，讲究任何事不能臣子必须服从君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为儒学学说，这种思想同时也反映在父母与儿女之间，朋友之间，上下属之间，曾仕强所宣扬的中国式管理，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哪怕上级有错误，下级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直接指出错误。直接指出错误，上级是不会认错的，这从历代的皇帝面对直率的忠臣时，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一样，当面绝少认错，一定需要找个所谓的台阶。
看起来这是中国人很要面子，这种要面子的思想却与其它国家的人不同，比如日本、日本人要面子，他们可能直接结束生命，曾仕强谈到一点，说中国人要面子就是要到刚刚不会死的程度。
在君与臣中，这种关系就相当危险了，一个昏君，面对直率的臣子，因为要面子，臣子不是贬官就是处死，而一个明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开始接受批评时，从来都没有一个会认错的，而是总在找个台阶，然后才把忠言听进去。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会认错的真实。而我在金羊时那次不认错的教训，现在犹然地呈现在面前，很显然，作为中国人，我错误地继承了这种思想。
儒家这种君与臣的关系，也与一个词有很大关系：爱有差等，对待关系不一样的人，施以的爱也不一样，对待至亲是一种态度，对待旁亲也是一种态度，而对待陌生人，就没有了态度。
回想起来，在做事时，周围的人，对待亲戚与旁亲以不同的态度时，总是心存疑虑，并且认为这家人一定不是什么好鸟。
在对待陌生人中，农村与城市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里当来了个陌生人，当交谈上了，如果是需要帮助的，而且能够一眼看出他需要帮助的特征，农村人一定会慷慨而出，这是农村人的一种善待人的方式，亦有同怜之感。在城市里就不一样，城市里信息发达，很多的人为了谋取私利，冒充同情，城市里的人就会戴上有色眼睛，并且即使有明显需要帮助的特征，也难以掀开他怀疑的眼神，所以，在城市里，穷的人如果不通过努力，一定会更加贫穷，因为不会有人无缘无故的就帮上你，除非是通过大众性的媒体报道过的。
这种怀疑就是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思想洗礼，在我们骨子里，儒家思想已经扎了根，要去掉它，必须需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及替代思想。
其实替代思想早上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已经有了，这就是韩非子的法家。
法家主张的为社会的法来论理，而不是孔子的人治。人治，永远会带上人的思想感情，而法论，则以法来作为刚领，不接受人性，达到平等。
社会历来更替，却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的人治为主要纲领的思想，其一、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儒家更有利于统治，其二，没有人真正敢来一次如此具大的改变，而且，靠一个人，一两千个人也难以改变形状。最主要的是统治者的力量在做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