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走多远——读王晓明的《鲁迅传》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王晓明
自己在网上碰到这本书，就下了下来，但自己对于鲁迅的记忆却局限于高中教科书《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恰若我们对于马克思同样很无知一样，我们距离这些曾经吸引民族目光的人物似乎很近，但又的确很远。但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会有难解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只好去走进这些被我们所远离的灵魂。
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绍兴城内周姓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让鲁迅在启蒙的时候先读历史，而不是四书五经；父亲周伯宜，对鲁迅非常宽厚，允许他读闲书；母亲鲁瑞更是喜欢他。少年鲁迅便生活在这种颇为繁华而宽厚的环境中读书长大，调皮好斗，有着少年所特有的骄傲。但祖父却因为一次科场行贿案下狱，父亲也吐血并终于去世，亲戚便不再对鲁迅家客气，分房子的时候给鲁迅家最差的房子。这种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反儒家的困顿的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今天再思考这个，我们究竟走出去多远呢？市场经济之后，实用主义潮起，我们仿佛又能看到那些忧伤的娜拉了。
若以事件史的眼光看个体的人，就要重视他在十八岁的选择，这一年鲁迅乡试成绩为中上等，却因为一个弟弟的夭亡而放弃复试，家境的中落、人情的冷落也使他不能去经商或者像很多绍兴人一样选择去做师爷、幕僚。如今日高考无望的情况相识，鲁迅只能选择去读江南水师学堂，差不多是免费。王晓明写到：“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但不满意学堂教员的无知只好转到路矿学院，1902年，因为没有钱只好争取公费去那个极度自卑并极度自大的在7年前打败中国的地方留学去了，在日本呆了七年，因为日本人的傲慢、侮辱和留日学生的不成器的丑态而痛苦，终于无法忍受，放弃学医转而从文，要医治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但如王晓明所言，“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鲁迅幸运多了，至少他在大学阶段找到了自己受用终生的道路——哲学。
我们已经知道了鲁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大量阅读各种杂书，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这种习惯，王晓明描绘了鲁迅的读书状况：林纾翻译的小说一本不落；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还曾给周作人推荐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以今日状况来看，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进化论》和《论法的精神》呢？更不用说小穆勒的书了。尤其是达尔文的理论使鲁迅走出了历史悲观主义关于“今不胜昔”和“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主义，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啻是精神革命，正如马克思读了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鲁迅也成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进化论者，从仙台来到东京，他毅然剪掉了辫子，严肃地和同学们一起思考民族的问题。
话说回来，也许正如张饶庭所说，人本身就是loglinear，是非线性的，总是充满了矛盾。记得我自己更夸张的说过“人即回归”的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加入了点宿命的色彩。传统与革命便如此自然地熔铸在鲁迅的遭遇中。热血青年鲁迅在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并且真真正正的加入了光复会，然而当被要求回国像徐锡麟一样刺杀满清高官的时候，鲁迅却问了句：“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领导收回成命，刺杀遂无疾而终。对此王晓明写道：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正是在1906年，鲁迅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后者曾经拒绝按照鲁迅的意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就回了日本。
一九○八年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称章太炎为鲁迅的老师，跟这个有关系吧。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1910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但是，革命并没有给民族带来更多的东西，革命党的官员一样压抑自由和新思想，鲁迅最终选择离开，靠着朋友的推荐、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从此，逃离绍兴。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这便是鲁迅中年一次重要选择：为官的仕途之路，所幸收入颇高。但鲁迅虽有怀疑的毛病，却无法接受现实的倾轧，他去研究石刻拓本、抄古碑，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对此，王晓明说：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得不去思考死亡、品味孤独、遭遇自我。生活、婚姻、国家的不顺遂和鲁迅的悲观主义都把他引入到了遭遇虚无的境地。从这个角度上讲，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有相近之处的。鲁迅的待死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的死屋何其相似。
对于在五四阶段鲁迅带着面具的呐喊，王晓明直言：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五四的成功使鲁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望，“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5年，“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这场纠纷使鲁迅失去了他的官位——章士钊撤了她的职。后来，鲁迅起诉了章士钊重新获得了这个职位。对此王晓明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王晓明说：“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1923年，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的冲突 ，随之和周作人兄弟反目，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太大的好感，家庭的分裂，更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
鲁迅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王晓明写到：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鲁迅在虚无主义的鬼气中滑落的太远，但1925年，他还是找打了一个缺口：对女人的爱情，逃了出来。这一年他和许广平相爱了，许并不漂亮，但对于新思想、自由、革命的坚毅鼓舞了鲁迅。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此刻许广平已经陪伴在他身边了。因为老对手顾颉刚要到中大，鲁迅和许广平便到了上海。王晓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
鲁迅的人生是在上海画上终点的，在这个时期，鲁迅不断遭遇到华盖运。早期，鲁迅是要医治民族性，对大众，他是轻蔑的，他依靠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学生，但人生的种种遭遇却使他不断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之后，鲁迅转而提出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变革者。但是这与他素有的思想是矛盾的。终于，他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说法。“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
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发起成立了左联的筹备会。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要他以周树人的名字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被鲁迅婉言拒绝。虽然他倾向于共产党，但他同样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6年，鲁迅写了《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这便是鲁迅的一生，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熟悉、但其实显然十分陌生的人生，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矛盾，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的思考的深刻的印记。处于一个悲剧似的、似乎看不到希望地转折的时代，鲁迅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波折，大到祖国，中到家庭，小到个人，没有一个顺遂人心，这个小个子、坏脾气、多疑的人，在那个时代里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生命力。鲁迅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不可避免的遭遇虚无，国家风雨飘摇、鸡鸣不已，大众是冷漠的、愚蠢的群体，少年家道中落，慈母是误进的毒药，朱安是无法交流的对象，和弟弟周作人虽志趣相近却终于反目，最后自己所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多靠不住。鲁迅的幸运是青少年时的广泛读书、留学日本的经历、加入光复会的经验、许广平的爱情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鲁迅故去93年了，我们已经从鲁迅的铁屋走出了很远，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认识依然很浅薄。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我们挣脱了一个旧的世界，我们又能走多远？鲁迅今日若在，他又能写写什么呢？鲁迅说：“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我们真的超越了吗？
易黠
自己在网上碰到这本书，就下了下来，但自己对于鲁迅的记忆却局限于高中教科书《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恰若我们对于马克思同样很无知一样，我们距离这些曾经吸引民族目光的人物似乎很近，但又的确很远。但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会有难解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只好去走进这些被我们所远离的灵魂。
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绍兴城内周姓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让鲁迅在启蒙的时候先读历史，而不是四书五经；父亲周伯宜，对鲁迅非常宽厚，允许他读闲书；母亲鲁瑞更是喜欢他。少年鲁迅便生活在这种颇为繁华而宽厚的环境中读书长大，调皮好斗，有着少年所特有的骄傲。但祖父却因为一次科场行贿案下狱，父亲也吐血并终于去世，亲戚便不再对鲁迅家客气，分房子的时候给鲁迅家最差的房子。这种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反儒家的困顿的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今天再思考这个，我们究竟走出去多远呢？市场经济之后，实用主义潮起，我们仿佛又能看到那些忧伤的娜拉了。
若以事件史的眼光看个体的人，就要重视他在十八岁的选择，这一年鲁迅乡试成绩为中上等，却因为一个弟弟的夭亡而放弃复试，家境的中落、人情的冷落也使他不能去经商或者像很多绍兴人一样选择去做师爷、幕僚。如今日高考无望的情况相识，鲁迅只能选择去读江南水师学堂，差不多是免费。王晓明写到：“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但不满意学堂教员的无知只好转到路矿学院，1902年，因为没有钱只好争取公费去那个极度自卑并极度自大的在7年前打败中国的地方留学去了，在日本呆了七年，因为日本人的傲慢、侮辱和留日学生的不成器的丑态而痛苦，终于无法忍受，放弃学医转而从文，要医治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但如王晓明所言，“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鲁迅幸运多了，至少他在大学阶段找到了自己受用终生的道路——哲学。
我们已经知道了鲁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大量阅读各种杂书，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这种习惯，王晓明描绘了鲁迅的读书状况：林纾翻译的小说一本不落；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还曾给周作人推荐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以今日状况来看，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进化论》和《论法的精神》呢？更不用说小穆勒的书了。尤其是达尔文的理论使鲁迅走出了历史悲观主义关于“今不胜昔”和“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主义，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啻是精神革命，正如马克思读了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鲁迅也成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进化论者，从仙台来到东京，他毅然剪掉了辫子，严肃地和同学们一起思考民族的问题。
话说回来，也许正如张饶庭所说，人本身就是loglinear，是非线性的，总是充满了矛盾。记得我自己更夸张的说过“人即回归”的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加入了点宿命的色彩。传统与革命便如此自然地熔铸在鲁迅的遭遇中。热血青年鲁迅在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并且真真正正的加入了光复会，然而当被要求回国像徐锡麟一样刺杀满清高官的时候，鲁迅却问了句：“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领导收回成命，刺杀遂无疾而终。对此王晓明写道：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正是在1906年，鲁迅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后者曾经拒绝按照鲁迅的意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就回了日本。
一九○八年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称章太炎为鲁迅的老师，跟这个有关系吧。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1910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但是，革命并没有给民族带来更多的东西，革命党的官员一样压抑自由和新思想，鲁迅最终选择离开，靠着朋友的推荐、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从此，逃离绍兴。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这便是鲁迅中年一次重要选择：为官的仕途之路，所幸收入颇高。但鲁迅虽有怀疑的毛病，却无法接受现实的倾轧，他去研究石刻拓本、抄古碑，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对此，王晓明说：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得不去思考死亡、品味孤独、遭遇自我。生活、婚姻、国家的不顺遂和鲁迅的悲观主义都把他引入到了遭遇虚无的境地。从这个角度上讲，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有相近之处的。鲁迅的待死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的死屋何其相似。
对于在五四阶段鲁迅带着面具的呐喊，王晓明直言：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五四的成功使鲁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望，“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5年，“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这场纠纷使鲁迅失去了他的官位——章士钊撤了她的职。后来，鲁迅起诉了章士钊重新获得了这个职位。对此王晓明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王晓明说：“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1923年，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的冲突 ，随之和周作人兄弟反目，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太大的好感，家庭的分裂，更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
鲁迅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王晓明写到：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鲁迅在虚无主义的鬼气中滑落的太远，但1925年，他还是找打了一个缺口：对女人的爱情，逃了出来。这一年他和许广平相爱了，许并不漂亮，但对于新思想、自由、革命的坚毅鼓舞了鲁迅。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此刻许广平已经陪伴在他身边了。因为老对手顾颉刚要到中大，鲁迅和许广平便到了上海。王晓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
鲁迅的人生是在上海画上终点的，在这个时期，鲁迅不断遭遇到华盖运。早期，鲁迅是要医治民族性，对大众，他是轻蔑的，他依靠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学生，但人生的种种遭遇却使他不断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之后，鲁迅转而提出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变革者。但是这与他素有的思想是矛盾的。终于，他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说法。“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
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发起成立了左联的筹备会。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要他以周树人的名字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被鲁迅婉言拒绝。虽然他倾向于共产党，但他同样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6年，鲁迅写了《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这便是鲁迅的一生，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熟悉、但其实显然十分陌生的人生，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矛盾，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的思考的深刻的印记。处于一个悲剧似的、似乎看不到希望地转折的时代，鲁迅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波折，大到祖国，中到家庭，小到个人，没有一个顺遂人心，这个小个子、坏脾气、多疑的人，在那个时代里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生命力。鲁迅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不可避免的遭遇虚无，国家风雨飘摇、鸡鸣不已，大众是冷漠的、愚蠢的群体，少年家道中落，慈母是误进的毒药，朱安是无法交流的对象，和弟弟周作人虽志趣相近却终于反目，最后自己所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多靠不住。鲁迅的幸运是青少年时的广泛读书、留学日本的经历、加入光复会的经验、许广平的爱情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鲁迅故去93年了，我们已经从鲁迅的铁屋走出了很远，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认识依然很浅薄。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我们挣脱了一个旧的世界，我们又能走多远？鲁迅今日若在，他又能写写什么呢？鲁迅说：“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我们真的超越了吗？
易黠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