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31 14:39:24
来自: 未已
(看和听是爱的全部，全部~)
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的评论 None
高植•高地•高地植——倏忽消逝的托尔斯泰翻译专家
（选自蒋星煜《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
1
现在的文学青年，包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内，肯定对高植这个人不是太熟悉，可是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高植则是中国最主要的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
他所译《安娜•卡列尼娜》（上、下二册），1955年出版于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幼年•少年•青年》于1957年2月、《战争与和平》于1957年7月先后出版于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这三部著作的译文合计达200万字，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三部最主要的文艺作品，当然《幼年•少年•青年》是回忆录，是自传性质，也有较多的史料价值。高植又都是对照了英译本而从俄文本直接译成中文的，他所花的劳动量十分巨大，先后用了10多年时间。
必须说明一下，在“抗战”之前，《战争与和平》已经有了郭沫若的译本，兼通俄文、英文的高植对郭沫若的译本不是太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大师级的文豪，他要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又缺乏勇气和魄力，于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郭沫若译本的基础上作较多的补充、修改。在这一种合作方式之下，重庆出版过署名“郭沫若、高植”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但是印数不多，现在图书馆内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一种合作方式当然有难以解决的麻烦，郭沫若是权威人士，补充、修改得太多，要伤和气。再说，稿费的计算在技术上极难处理，所以高植最后还是决定独自翻译《战争与和平》了。这一工作的开始是他得到了苏联设在莫斯科的国家出版局提供的方便，一部于1941年出版的俄文原版《战争与和平》，不仅版本新，而且印刷较精美，校订比较细致。在战争年代，高植得到此书，自然非常高兴，他手边又有毛姆、迦纳特两个英译本可供参考，所以他觉得有把握把《战争与和平》译好。
他的准备工作做得也周密，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也比较多，而且他认为读者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对欣赏原著有许多好处。因此，他把毛姆英译本（1923年）的一篇《附注》和《史事年表》也都译出，成为他的译本的《前言》中的一部分。《前言》说：“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影射托尔斯泰的外祖父，H•C•福尔康斯基，他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将军。托尔斯泰的母亲是他的独生女。福尔康斯基没有儿子，小说中安德来公爵是托尔斯泰创造出来的典型，他把自己的若干方面和他哥哥塞尔该•托尔斯泰的若干特质附骊在这个典型上”。我们不难发现高植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和家属情况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是译本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他尽可能忠实于1941年的俄文本，那个版本分四册，他的译本也分四册。关于人名、地名，当然只能直译，忠实于原文的直译，他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不受带有广东话色彩的对音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用普通话对音，所以和其他俄国文学、苏联文学翻译家的译名出现了很多不同之处。人家译的“谢尔盖”，他译成“塞尔该”，他译的俄国人姓名，不考虑从中国《百家姓》中选取姓字。
因为“对白中的外国文和引用的外国文都尽量保留”、“有些句子里，法文和俄文混杂难分，甚至俄文名词前用了法文冠词”，他全部照译以后，又在括弧中附上原文。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翻译史上恐怕不多，也许是罕见的。不仅对读者提供了方便，也使自己的译文让读者有了推敲、核对的机会。当然，也表露了他对译文的自信。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既然写的是俄国的历史事件，俄国人当然比较熟悉，英国人则自然比较生疏，因此，毛姆的英译本增添了一批关于俄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注释。高植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注释也不可或缺，所以也都用了。具体的例子如库图索夫，第一次出现，毛姆就用注释介绍了此人的经历。再如出现“当铺证券”字样时，毛姆注：“当铺是当时的国家机构，发行有利息的证券。高植的中译本已都采用了，我认为完全正确，否则读者是很难理解的。
《幼年•少年•青年》一书，以前也有过中译本，那是译者根据1929年《托尔斯泰文集本》译的。高植则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国营出版局于1950年出版的《托尔斯泰选集》第一卷本译的。他也采用了英国牛津大学1928年英译本的若干注释，例如《诗句》：“拿了帽子和一张票就出去了”。这“一张票”实在使人莫明其妙，英译本注：“教师上课一次，收票一张，达数月时，即付薪金”。对读者确有帮助。此外，原文、译文并存的也有多处。
《安娜•卡列尼娜》也有些原文、译文并存的章节或语句。但是，在注释上，高植却用了更多的心血，没有用英译本的注释，而是自己根据实际需要而分别加注的。
高植精通俄文，没有翻译过苏联时期的作品，他的三大部翻译托尔斯泰巨著能够在上海出版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从1955年到1957年，又是政治运动特别多的年代，溜以[估计此处网文“溜以”有误，可能是“所以”二字。——骠骑兵注]当时没有看到关于他的翻译本的评论。但《战争与和平》的书名则是丰子恺前辈题写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丰子恺对之评价不低。
丰子恺题写书名的高植译本《战争与和平》（图片来自孔夫子网站）
高植何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最后决定翻译托尔斯泰，都是有轨迹可寻的。
高植，也叫高地。后来发表作品也曾署名高地植或高介植。1914年生，原籍安徽合肥，幼年、少年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芜湖。生活环境的文化气氛浓厚，八九岁时在家中就读“四书”，而且能背诵其中一些主要篇章了。父亲曾担任较高的官职，基本上在外地，但对高植的教育仍非常关心。
读中学时，一位姓禹的国文老师思想开放，经常讲解《新青年》、《小说月报》上的文章，高植极感兴趣，于是又订阅《小说世界》。“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纷纷出版了他们的小说集，高植购买了不少，成了他习作的范本。他可说多才多艺，从小喜欢外文，对书法艺术又爱之甚深。临摹过《爨宝子碑》、《圣教序》、《张猛龙碑》、《孙过庭书谱》、《黑女碑》，对《兰亭序》不仅爱其书法，也颇为欣赏王羲之的文笔和为人处世的潇洒风度。高植对书法从临摹到理论的探讨都有广泛涉独。也认真阅读了包世臣的书法著作《艺舟双楫》。
高植1928年就进入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1929年写《酒后》、1930年写《枫叶》、1931年写《漂流》与《枕》、1932年写《变》与《扇》，分别刊载于《新月》等刊物。另有《抢险》与《家乡》则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被日寇的炮火烧成灰烬了。
这些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都是他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涉及爱情的内容也不少，高植本人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很少，小说却并非出之于虚构或幻想。高植有一个很开朗活泼的姐姐，她的女同学往往来高家作客，谈到爱情生活时也绝少忌讳，动起感情来放声大笑有之，痛哭流涕有之，高植是有心人，这些谈话，都成了他的小说的题材。这一种特殊的生活积累，对他后来的翻译工作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说的写作，徐志摩的指导与鼓励是最主要的。高植在小说集《雪》的“跋”文中说：“这集子原由故徐志摩师编为小说集，名《革命的乳》，后来没有出版。去年在南京拟印一册小说，叫《酒后》，也未出版。这次印成了《雪》”。“《枕》在《文艺月刊》二卷10期上登过，是故徐志摩师所最后指正过的一个短篇”。除徐志摩之外，沈从文对他写小说也是大力支持的。
2
《雪》包括六篇小说，其中《枫叶》、《扇》都是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笔触细腻，但很含蓄，可以说把人和故事都诗化了。这种风格在当时的小说界是罕见的。既有徐志摩的思想情愫，也有沈从文的类乎《边城》那种清新的感受。对于女性的内心世界，高植的探索有一定深度，他塑造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生动。《枫叶》也是一篇写爱情的小说，系大学时代切身的经历的写照，对秋天的栖霞山的景色与青年男女彼此间的爱慕作了天衣无缝的对接，移情入景，也成了一篇美文。这些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与《今古奇观》、《红楼梦》等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比较接近19世纪西方的短篇小说的风格。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岁月，这一类作品的确会使人感到高植仍旧把自己置身于象牙之塔中。
《酒后》写依靠妻子卖身而混口饭吃吃的李大和这个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一次酒醉之后，忽然萌发了自尊心，于是干了一些“傻事”，对人性有较有力的挖掘，堪称佳作。《漂流》反映安徽沿江一带严重的水灾中灾民的苦难生活，催人泪下。《变》的主角是为日寇、汉奸做狗腿子的兰保，最后因妻子被日寇奸杀而觉醒，不顾一切而把刀刺向日寇哨兵，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或者说政治上的倾向性都是站得住的。可是他还是从创作而逐渐走向翻译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直支持、指导他写小说的恩师徐志摩早已逝世，曾为他的小说集《雪》写“序”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受到一部分人的教条式的批评，被当作“另类”，成了十分寂寞孤单的单干户。而高植和别的小说家又都不太熟悉。他在中央政治学校教外语，除了上课之外，从无社会活动。除了中苏文化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外，他更极少和别的团体联系。再写小说，生活积累也不多。好在兼通俄文、英文，水平都不低，在中学时代，他就在一大群西方文学家中，特别仰慕“託尔司太”（后来才改译为托尔斯泰），所以他从补充、修正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开始，一步一步向翻译托尔斯泰这一大工程进军了。
我于1941春到了重庆，不久就认识了高植。他为人朴质，从外表看，绝对不会知道此人竟兼通俄文与英文。因为从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一丝一毫“洋气”。反之，有一点“土包子”味道，典型的中小城市中的书生模样。
当时重庆有家《新蜀报》，副刊“蜀道”有人用作家姓氏连缀成打油诗，其中有“胡风陈北鸥”、“高植黄芝冈”等句子，使我对他注意起来了。但是，即使相识以后，交谈也不多，他对任何人都不多谈话，他不是健谈的人。
也许他的英文比较好，所以不知不觉中，又累累受了英国生活习惯的影响，英伦三岛多雾多雨，重庆的雾季也如此。我凡是遇到高植，他总是带了一柄雨伞，脚上穿了长统套鞋。他早上出门，可能下着雨，而午饭时已红日高照了，而他因为尚未回过家，仍旧雨天打扮，十分的引人注意。而他则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些。
我们虽然交谈不是太多，日子长久了，彼此间的了解当然也随之增加，终于，书法成了我们一个共同的话题。“抗战”胜利了，我请他为我题字留念，我以为他会写《兰亭序》的，结果出乎意料，他写的是赵秉文的《春游》：
无数飞花送小舟蜻蜓欵立钓丝头
一溪春水关何事皱作风前万叠愁
树藏修竹竹藏门门外清流几股分
行过小桥人不见背阴花气隔墙闻
烟外丝丝风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
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无家处处花
至于书法的字体，则根本不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也不是什么魏碑，而十分接近《灵飞经》，娟秀柔丽，像是一位少女写出来的。我真钦佩他的多才多艺。
“抗战”胜利以后，他仍旧一面教书，一面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生活上没有变化，我于1946年12月15日读到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的“星期文艺”上的长篇论文《托尔斯泰描写心理转变时的伴奏法》，当然是翻译工作的副产品，视角独特，而且是长时期积累而写成的，决非泛泛之谈。
建国初，高植仍在大专院校教外语，他的一系列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出版，是大贡献。据说基本上都亲自带了译稿，直接和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的。我在文化行政部门工作，在那个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此没有再联系。后来，听到他已从大专院校调到江苏或安徽的出版社，原因则完全不知道。又经过了较长时间，才知道他于1960年，正当49岁的盛年逝世了。详情至今仍不知晓。一代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就此倏忽消失了，令人无限怀念。
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的评论 None
高植•高地•高地植——倏忽消逝的托尔斯泰翻译专家
（选自蒋星煜《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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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学青年，包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内，肯定对高植这个人不是太熟悉，可是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高植则是中国最主要的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
他所译《安娜•卡列尼娜》（上、下二册），1955年出版于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幼年•少年•青年》于1957年2月、《战争与和平》于1957年7月先后出版于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这三部著作的译文合计达200万字，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三部最主要的文艺作品，当然《幼年•少年•青年》是回忆录，是自传性质，也有较多的史料价值。高植又都是对照了英译本而从俄文本直接译成中文的，他所花的劳动量十分巨大，先后用了10多年时间。
必须说明一下，在“抗战”之前，《战争与和平》已经有了郭沫若的译本，兼通俄文、英文的高植对郭沫若的译本不是太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大师级的文豪，他要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又缺乏勇气和魄力，于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郭沫若译本的基础上作较多的补充、修改。在这一种合作方式之下，重庆出版过署名“郭沫若、高植”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但是印数不多，现在图书馆内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一种合作方式当然有难以解决的麻烦，郭沫若是权威人士，补充、修改得太多，要伤和气。再说，稿费的计算在技术上极难处理，所以高植最后还是决定独自翻译《战争与和平》了。这一工作的开始是他得到了苏联设在莫斯科的国家出版局提供的方便，一部于1941年出版的俄文原版《战争与和平》，不仅版本新，而且印刷较精美，校订比较细致。在战争年代，高植得到此书，自然非常高兴，他手边又有毛姆、迦纳特两个英译本可供参考，所以他觉得有把握把《战争与和平》译好。
他的准备工作做得也周密，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也比较多，而且他认为读者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对欣赏原著有许多好处。因此，他把毛姆英译本（1923年）的一篇《附注》和《史事年表》也都译出，成为他的译本的《前言》中的一部分。《前言》说：“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影射托尔斯泰的外祖父，H•C•福尔康斯基，他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将军。托尔斯泰的母亲是他的独生女。福尔康斯基没有儿子，小说中安德来公爵是托尔斯泰创造出来的典型，他把自己的若干方面和他哥哥塞尔该•托尔斯泰的若干特质附骊在这个典型上”。我们不难发现高植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和家属情况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是译本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他尽可能忠实于1941年的俄文本，那个版本分四册，他的译本也分四册。关于人名、地名，当然只能直译，忠实于原文的直译，他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不受带有广东话色彩的对音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用普通话对音，所以和其他俄国文学、苏联文学翻译家的译名出现了很多不同之处。人家译的“谢尔盖”，他译成“塞尔该”，他译的俄国人姓名，不考虑从中国《百家姓》中选取姓字。
因为“对白中的外国文和引用的外国文都尽量保留”、“有些句子里，法文和俄文混杂难分，甚至俄文名词前用了法文冠词”，他全部照译以后，又在括弧中附上原文。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翻译史上恐怕不多，也许是罕见的。不仅对读者提供了方便，也使自己的译文让读者有了推敲、核对的机会。当然，也表露了他对译文的自信。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既然写的是俄国的历史事件，俄国人当然比较熟悉，英国人则自然比较生疏，因此，毛姆的英译本增添了一批关于俄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注释。高植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注释也不可或缺，所以也都用了。具体的例子如库图索夫，第一次出现，毛姆就用注释介绍了此人的经历。再如出现“当铺证券”字样时，毛姆注：“当铺是当时的国家机构，发行有利息的证券。高植的中译本已都采用了，我认为完全正确，否则读者是很难理解的。
《幼年•少年•青年》一书，以前也有过中译本，那是译者根据1929年《托尔斯泰文集本》译的。高植则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国营出版局于1950年出版的《托尔斯泰选集》第一卷本译的。他也采用了英国牛津大学1928年英译本的若干注释，例如《诗句》：“拿了帽子和一张票就出去了”。这“一张票”实在使人莫明其妙，英译本注：“教师上课一次，收票一张，达数月时，即付薪金”。对读者确有帮助。此外，原文、译文并存的也有多处。
《安娜•卡列尼娜》也有些原文、译文并存的章节或语句。但是，在注释上，高植却用了更多的心血，没有用英译本的注释，而是自己根据实际需要而分别加注的。
高植精通俄文，没有翻译过苏联时期的作品，他的三大部翻译托尔斯泰巨著能够在上海出版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从1955年到1957年，又是政治运动特别多的年代，溜以[估计此处网文“溜以”有误，可能是“所以”二字。——骠骑兵注]当时没有看到关于他的翻译本的评论。但《战争与和平》的书名则是丰子恺前辈题写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丰子恺对之评价不低。
丰子恺题写书名的高植译本《战争与和平》（图片来自孔夫子网站）
高植何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最后决定翻译托尔斯泰，都是有轨迹可寻的。
高植，也叫高地。后来发表作品也曾署名高地植或高介植。1914年生，原籍安徽合肥，幼年、少年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芜湖。生活环境的文化气氛浓厚，八九岁时在家中就读“四书”，而且能背诵其中一些主要篇章了。父亲曾担任较高的官职，基本上在外地，但对高植的教育仍非常关心。
读中学时，一位姓禹的国文老师思想开放，经常讲解《新青年》、《小说月报》上的文章，高植极感兴趣，于是又订阅《小说世界》。“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纷纷出版了他们的小说集，高植购买了不少，成了他习作的范本。他可说多才多艺，从小喜欢外文，对书法艺术又爱之甚深。临摹过《爨宝子碑》、《圣教序》、《张猛龙碑》、《孙过庭书谱》、《黑女碑》，对《兰亭序》不仅爱其书法，也颇为欣赏王羲之的文笔和为人处世的潇洒风度。高植对书法从临摹到理论的探讨都有广泛涉独。也认真阅读了包世臣的书法著作《艺舟双楫》。
高植1928年就进入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1929年写《酒后》、1930年写《枫叶》、1931年写《漂流》与《枕》、1932年写《变》与《扇》，分别刊载于《新月》等刊物。另有《抢险》与《家乡》则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被日寇的炮火烧成灰烬了。
这些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都是他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涉及爱情的内容也不少，高植本人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很少，小说却并非出之于虚构或幻想。高植有一个很开朗活泼的姐姐，她的女同学往往来高家作客，谈到爱情生活时也绝少忌讳，动起感情来放声大笑有之，痛哭流涕有之，高植是有心人，这些谈话，都成了他的小说的题材。这一种特殊的生活积累，对他后来的翻译工作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说的写作，徐志摩的指导与鼓励是最主要的。高植在小说集《雪》的“跋”文中说：“这集子原由故徐志摩师编为小说集，名《革命的乳》，后来没有出版。去年在南京拟印一册小说，叫《酒后》，也未出版。这次印成了《雪》”。“《枕》在《文艺月刊》二卷10期上登过，是故徐志摩师所最后指正过的一个短篇”。除徐志摩之外，沈从文对他写小说也是大力支持的。
2
《雪》包括六篇小说，其中《枫叶》、《扇》都是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笔触细腻，但很含蓄，可以说把人和故事都诗化了。这种风格在当时的小说界是罕见的。既有徐志摩的思想情愫，也有沈从文的类乎《边城》那种清新的感受。对于女性的内心世界，高植的探索有一定深度，他塑造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生动。《枫叶》也是一篇写爱情的小说，系大学时代切身的经历的写照，对秋天的栖霞山的景色与青年男女彼此间的爱慕作了天衣无缝的对接，移情入景，也成了一篇美文。这些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与《今古奇观》、《红楼梦》等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比较接近19世纪西方的短篇小说的风格。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岁月，这一类作品的确会使人感到高植仍旧把自己置身于象牙之塔中。
《酒后》写依靠妻子卖身而混口饭吃吃的李大和这个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一次酒醉之后，忽然萌发了自尊心，于是干了一些“傻事”，对人性有较有力的挖掘，堪称佳作。《漂流》反映安徽沿江一带严重的水灾中灾民的苦难生活，催人泪下。《变》的主角是为日寇、汉奸做狗腿子的兰保，最后因妻子被日寇奸杀而觉醒，不顾一切而把刀刺向日寇哨兵，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或者说政治上的倾向性都是站得住的。可是他还是从创作而逐渐走向翻译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直支持、指导他写小说的恩师徐志摩早已逝世，曾为他的小说集《雪》写“序”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受到一部分人的教条式的批评，被当作“另类”，成了十分寂寞孤单的单干户。而高植和别的小说家又都不太熟悉。他在中央政治学校教外语，除了上课之外，从无社会活动。除了中苏文化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外，他更极少和别的团体联系。再写小说，生活积累也不多。好在兼通俄文、英文，水平都不低，在中学时代，他就在一大群西方文学家中，特别仰慕“託尔司太”（后来才改译为托尔斯泰），所以他从补充、修正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开始，一步一步向翻译托尔斯泰这一大工程进军了。
我于1941春到了重庆，不久就认识了高植。他为人朴质，从外表看，绝对不会知道此人竟兼通俄文与英文。因为从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一丝一毫“洋气”。反之，有一点“土包子”味道，典型的中小城市中的书生模样。
当时重庆有家《新蜀报》，副刊“蜀道”有人用作家姓氏连缀成打油诗，其中有“胡风陈北鸥”、“高植黄芝冈”等句子，使我对他注意起来了。但是，即使相识以后，交谈也不多，他对任何人都不多谈话，他不是健谈的人。
也许他的英文比较好，所以不知不觉中，又累累受了英国生活习惯的影响，英伦三岛多雾多雨，重庆的雾季也如此。我凡是遇到高植，他总是带了一柄雨伞，脚上穿了长统套鞋。他早上出门，可能下着雨，而午饭时已红日高照了，而他因为尚未回过家，仍旧雨天打扮，十分的引人注意。而他则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些。
我们虽然交谈不是太多，日子长久了，彼此间的了解当然也随之增加，终于，书法成了我们一个共同的话题。“抗战”胜利了，我请他为我题字留念，我以为他会写《兰亭序》的，结果出乎意料，他写的是赵秉文的《春游》：
无数飞花送小舟蜻蜓欵立钓丝头
一溪春水关何事皱作风前万叠愁
树藏修竹竹藏门门外清流几股分
行过小桥人不见背阴花气隔墙闻
烟外丝丝风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
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无家处处花
至于书法的字体，则根本不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也不是什么魏碑，而十分接近《灵飞经》，娟秀柔丽，像是一位少女写出来的。我真钦佩他的多才多艺。
“抗战”胜利以后，他仍旧一面教书，一面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生活上没有变化，我于1946年12月15日读到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的“星期文艺”上的长篇论文《托尔斯泰描写心理转变时的伴奏法》，当然是翻译工作的副产品，视角独特，而且是长时期积累而写成的，决非泛泛之谈。
建国初，高植仍在大专院校教外语，他的一系列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出版，是大贡献。据说基本上都亲自带了译稿，直接和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的。我在文化行政部门工作，在那个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此没有再联系。后来，听到他已从大专院校调到江苏或安徽的出版社，原因则完全不知道。又经过了较长时间，才知道他于1960年，正当49岁的盛年逝世了。详情至今仍不知晓。一代翻译托尔斯泰的专家就此倏忽消失了，令人无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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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原作名: Война и миръ
isbn: SH10188-159
书名: 战争与和平（第一卷）
页数: 417
译者: 高植
定价: 1.40元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81-9
又名: 高地
2010-09-29 12:23:03 雨无正
前天听陈丹青的讲座方想起这个先前不曾注意的译本。陈丹青说高植本最佳。2012-01-04 18:00:07 右手第二条路
高先生所用英译本作者不是毛姆是毛德（Aylmer Maude）。2012-02-11 11:04:45 秋色波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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