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你往何处去？
全文摘自《流氓世界的诞生:重读金庸》，作者敬文东先生。
１流氓世界的诞生
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鹿鼎记》，既是金庸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奇特、最令人惊讶的一页。当《鹿鼎记》在报上登台展出伊始，便有热心的“金迷”写信质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言下之意是，它和《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毕竟有着天壤之别。金庸在玩什么变脸呢？“《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金庸对此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话说得很明白，也算诚实。但金庸只对《鹿鼎记》之所以如此奇特道出了表层形状，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只要我们把《鹿鼎记》放在金庸全部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来观察，情形就十分昭然。在《鹿鼎记》之前的全部作品里，当金庸兴高彩烈地以小说为手段，奋力展示了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时，他预料到、也碰到了这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反驳和杀伐情形，也十分勇敢地面对了这二者各自本有的内在冲突；但当他的创作越进行得深入，便发现自己面临的紧张情景越明显；好在中国传统文化还为他准备了佛禅这件有力武器，作为他用来调解冲突的法宝。在除《鹿鼎记》之外的所有作品里，正当金庸对他曾经稍有微辞的佛禅刮目相看时，佛禅作为调解剂、灭火机和“感冒通”的有限性，也早已从它那无能的开裆裤里探出头来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再次迫使金庸要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除非他就此罢笔，除非他去重复自己；体现、转载这一逻辑结果的，则是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鹿鼎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景致，不会再在金氏的创作逻辑中出现了。儒道、扬墨和佛禅，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鼎足而三的基本构架，是中国人文价值文化的全部内容；但金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顺着传统老路的逻辑将它们重新走过一遍、在将它们的全部功用在小说中消耗殆尽之后，再也不可能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有效的解救之路了。这情形颇让人联想起生物学上，既令人欣慰又让人分明要产生几分宿命感的“生物发生律”：当人在母体子宫内以十个月的时间，走完从鱼到人的全部进化之路时，其结果只能生出人，而决不可能是我们幻想中的超（Superman）和圣人。当金庸走完中国文化的老路数，在他使用过中国文化内部那可怜的调节机制，调节了自身的矛盾后，他也只能得到传统文化的老面孔；但金庸又以一个大作家的天纵豪情，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还顺带给我们端出了韦小宝这份活蹦乱跳的红烧大鲤鱼。
作为全书的主角，韦小宝再也不如郭靖、胡斐、、乔峰、令狐冲、袁承志）……那样是个英雄人物了，而是一个流氓、无赖；《鹿鼎记》也不再是英雄传奇，而是流氓的发家史。有不少人曾说《鹿鼎记》是一部反武侠小说，甚至还有人将它和《唐·吉诃德》作过对照，这虽然是学究们老得掉牙的习惯性抽搐，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认为，韦小宝正是在中国文化哺育下长出的精怪式人物，同时又用他的流氓行动，给中国文化的各家组成部份脸上抹了大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韦小宝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反讽：他预示了我们号称伟大的中国文化在功能上有一个极限，它的内部机制不允许人们对它做更为有效和更多的调整。让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拯救世界的礼品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妙人儿们，在韦小宝面前发抖吧！
精义在“王”的正史逻辑，并没有因了高妙的说教而令其门人们克己制私。就说肉体的抒发吧，连朱熹这样“立志成圣则圣矣”的准圣人，也有弄大儿媳妇肚皮之举，为诬陷同僚不惜用刑威逼一个妓女，从一个“卑贱”的婊子身上打主意，恐怕就不是什么野史、稗官的胡说和攻击。《晋书》曾说，魏武帝宫内遣“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晋书·武帝纪》），恐怕没有“归于家”的，还有若干人留在宫中吧，这其中又有多少是供帝王玩乐、用于抒发肉体的妓女呢？唐人陈鸿也说：“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长恨歌传》）“天理”、“王道”的直接化身，原来也有喜好肉体的一面，倒真让我辈有些糊涂了。
这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小时侯，我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当有一天看见老师居然也撕开裤裆撒尿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老师也是要撒尿的！这让我警觉了起来。因此，当陆机在吊魏武帝并说武帝“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吊魏武帝文》）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我就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到帐里恐怕并不只是为欣赏妓女容颜，而没有“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金屋梦》第十六回）的举止吧？《南史》在说沈约时更为有趣：“（沈约）常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南史·沈约传》）可见正史门人（天理的守护者）也从不在偷香窃玉之事中闲着，不但是明目张胆，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之下，金庸在揭发这一点时，未免还留有余地、存有情面。野史逻辑自不用去说，“肉体的盛宴”本身就是“为我”（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之私的实现途径之一，放纵感官纵情酒色，正是“肉体的盛宴”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上述两家而言，其他污七八糟有违自身说教的举止绝不会少，引证过多只能显得笔者迂腐和少见多怪。而佛禅的调解作用要不是这些“脏唐”、“臭汉”、“清鼻涕”的过于繁多和深入脾胃，又怎么会显得能力太过些微呢？何况在武侠小说中，这玩意引起的恩仇 / 杀伐多之又多。我们总该记得，林平之之所以对一向爱护自己的大师兄令狐冲恨得入木三分，发誓要剑刃其血，除了家仇外，其老婆岳灵姗曾与令狐冲有过花前月下，而林平之怀疑他们曾经有过一腿，怕也是个重要原因（《笑傲江湖》）。为了从佛禅的无力拯救之中抽身而出，金庸命令韦小宝承担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后果，其直白的涵义是：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当互不服谁，并且谁也解决不了谁，谁也放不倒谁时，却共同地、齐心协力地认同了流氓和流氓的做人准则，甚至是流氓文化、流氓逻辑。而流氓的涵义似乎也可用基督教的话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我决心借酒自娱，寻欢作乐”。（《圣经·旧约·传道书》）流氓的“空虚”当然是指一切神圣和貌似神圣的价值的最后破产。
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流氓。鲁迅曾经精辟地指出：“流氓等于无赖加壮士 、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变成所谓流氓。”但高明的鲁迅忘记了佛禅，又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佛禅为流氓说话，甚至本身也抢作做流氓，不妨去看看《金瓶梅》中的某些章回、想想“花和尚”一类的绝妙词汇也就明白了。正是在儒道、扬墨、佛禅这三种文化的共同默许下，金庸以韦小宝为手榴弹，就不仅解救了自己创作上面临的紧张感，也把他对中国文化的思索，推到了一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高峰。
韦小宝是杨州一座叫丽春院的青楼妓女韦春芳稍不留神时的副产品。他从小在妓院中长大，学会了许多婊子和嫖客的勾当。当他小小年纪因为不满于妓院的单调和荒唐，竟然假装行“义”来到了皇宫中。事情是这样的：反清义士茅十八因为躲避仇人在妓院打了一架，由机敏的韦小宝救出。茅十八说要到清廷找满州第一武士鳖拜比武，然后借打败鳖拜以打击清人的嚣张气焰，试图为反清复明奠一块不大不小的基石。韦小宝跟着茅十八到了宫中。就这样，一个坚决站在大汉中心主义立场上（这正是儒道互补的正史文化的内涵之一）的英雄，与一个妓院中长大的小流氓结成了朋友。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增广贤文》“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谆谆告诫，在这里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涵义：莫非茅十八与韦小宝当真是一路货色？而且这种讽刺特征越在叙事的不断深入中表现得越是明显。韦小宝在宫中先是貌充太监，然后歪打正着与小皇帝康熙结成了朋友 。他后来采取许多被豪杰之士认为下三滥的手段（比如撒石灰、甩砖头、暗中偷袭等）帮康熙诛杀了权臣鳌拜，又帮助“天理”的化身康熙皇帝到武台山，去看顾已出家的老皇帝顺治爷，到云南去安抚吴三桂，还不忘用计割掉了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那话儿，然后率众征讨吴三桂，又率兵征平台湾、攻打俄国以致于主签尼布楚条约……，真算得上轰轰烈烈啊。
更加让人奇怪的事正在这里：像韦小宝这样干成了如此事业的人，竟是个大字认不了三分之一箩筐的流氓，而那么多饱学鸿儒、号称正人君子的，却往往什么也干不成。这似乎也有史实为证，那些历史上号称侠士的英雄豪杰，要想有所作为，充当流氓、无赖就是他们入门的必修功课。《隋书》称“（周）罗喉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 ，”（《隋书·周罗喉传》）与韦小宝有神似之处；《汉书》称“阳翟轻侠赵季、李欹，多富宾客，以力气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纵横郡中，”（《汉书·何并传》）也和韦小宝大致差不离；《晋书》说到大名鼎鼎的石崇时也称“（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所检，在荆州，”经常抢劫商客，“致富不仁”(《晋书·石崇传》)。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之所以留名青史，完全因了与韦小宝同样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在这方面，我蜀中奇才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有深刻的揭发;反过来我们也不妨以正确的口气说：只有像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才可能干成如此大事。因为韦小宝就曾多次说过：宫廷就是妓院。这也是韦小宝能如鱼得水的要害所在。崇高、庄严、满是天理光辉的正史逻辑，绝没有想到，在它庄严说教的极致处，竟然会有一流氓诞生。
当韦小宝初次入宫见到宫廷的富丽堂皇时,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咱丽春院在杨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像样。”那时的韦小宝还不知道这就是皇帝住的地方；不过，在他后来知道这是宫廷时，也没有改变原初想法，并且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他发现皇太后竟然养了个又丑又粗的汉子！这禁不住让韦小宝大起知音之叹，起誓要在这里开座院子。
流氓一向被处于庙堂之上的正史文化认作有害于社稷的“蟊贼”。《后汉书》就说：“我有蟊贼，岑君（岑彭）遏之。”（《后汉书·岑彭传》）《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左传》成公十三年）明人顾起元更是一语道破：流氓乃“良民之螟蜷，而善政之蟊贼也。”（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这个让天理、王道吓得打抖的“蟊虫” 究竟是什么呢？一部古书这样告诉我们：“蟊乃毒虫之名，无赖之徒 ，生事害民，若毒虫之状。”（《六部成语注释》）上述种种说法，当然仅是站在正史逻辑精义在“王”这个原教旨主义立场对流氓的假言厉色，但在中国文化的运作“合力”中 ，流氓倒恰恰是建功立业的最佳身份，韦小宝正是宫廷天造地设的良配；他能为“王道”、“天理”前驱，四处为它们建功立业，就是极好说明。“蟊贼”云云，言过其实了。
正史门人（也包括天理的直接代身者皇帝）都在抒发肉体，都在把自己的居所拼力弄成妓院，都在一边教诲小老百姓的同时，不忘把一切都看作婊子和把自己看作随处都可施淫的嫖客，这就是正史逻辑在与其他两家文化（即老百姓的扬墨文化以及作为调解儒道与扬墨争执的佛禅文化）相互对话后，又齐心协力的必然走向。看似身份极高的康熙居然能和妓院野种韦小宝结成朋友，在韦小宝“畏罪潜逃”后，龙飞九五的康熙居然命令大内侍卫四下找寻小杂毛；当韦小宝见到主子时，什么话都不说竟然号淘大哭，而大皇帝也居然“眼眶湿润”……。金庸清醒地为此道出了真谛：在皇帝眼中，从来都有把韦小宝当作自己替身之意。事实正是如此。韦小宝不过是康熙之“表”，康熙恰好是韦小宝之“里”；表里看似不同，实则如一。金庸深深洞明了这个中要的：正史文化的堂皇说教是其“里”，它的真正涵义恰恰是鼓励人要当流氓这个“表”。
蜀中才子唐甄为此下过一个断语：“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唐甄《潜书·室语》）“贼”是流氓与皇帝的另一个隐性名称：想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千古名言吧！而宫廷之脏与妓院之秽相较，岂只不逊色，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庸之所以要把韦小宝的出身安放在杨州青楼，并不是出于小说家言的一时诡道，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只有通过妓院里的深入薰蒸、学习，弄通其神髓，才可能在正史世界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大展手足。
既然正史文化（正史逻辑）开出的恩仇 / 杀伐模式难以被消除，既然野史逻辑与正史逻辑在恩仇 / 杀伐标准上各执一端，而金庸又不想在恩仇 / 杀伐这个小游泳池内做“狗创骚”式的运动太久，那么，放弃一切恩仇 / 杀伐也就是他创作逻辑的必然走向；但是，放弃恩仇 / 杀伐后有两个去处，一是佛禅世界，不过，佛禅作为调解者早已失去了威严，此路不通也已是金庸早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了，供韦小宝极力表演的流氓舞台也就恰逢其时：这自然是第二个去处了。
至此，在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中，除了早已具有的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外，在《鹿鼎记》中又有了第四重天:流氓世界。在这里，我还要赶紧申明:流氓世界绝不仅仅是正史世界的极端化走向，而是上述三个世界互相辨难、对话后,又互相达成真正和解的戏谑化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被金庸暗示为流氓世界，这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的戏谑化叙事，得出的石破天惊的结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世界相较，更向前迈了一步。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氓世界的波及面会有多大：不仅正史世界是它的源头，而且它也是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水到渠成的交汇点。
２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在疯癫时往往更能道出真谛：“戏剧究竟是哄人的假象。你没有看见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等等角色吗？一个扮恶人，一个扮骗子，这是商人，那是战士，这是乖觉的傻角，那是痴骏的情人；演完了一个个脱下戏装，大家一样都是演戏的。”流氓世界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个人其实只是一个人，唯一的行动准则只是流氓的准则，而流氓的准则又是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一切变动不居中或许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恒一之物。韦小宝如此，康熙如此，吴三桂、郑成功及其花花太岁郑克爽又何不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庸在写到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即正史逻辑中的大汉中心主义这一极)时，就有些心情复杂了；抑或直接就是玩笑的口吻？至少在韦小宝那里是如此。
韦小宝奉康熙之命很不光明正大地杀了关在狱中的鳖拜后，适逢前来诛杀鳌拜的天地会成员把韦小宝当成英雄“劫”出宫外，对他验明正身不是太监后，即让他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从此，韦小宝开始了脚踏两只船的漫长生涯，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都颇算如鱼得水。师父、天地会盟主陈近南是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分子，但韦小宝把他的告诫、教导，从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虽然表面上也虚以委蛇。韦小宝也曾想逃离这有杀身之祸的是非这地，但一想到有这么大一座妓院可供他驰聘，也就暂时收起了随时准备开溜的花花肠子。正是通过韦小宝在叙事框架中的走动，牵扯着宫廷内外的空间，致使宫廷之外也泛化为宫廷之内，也就是把整个韦小宝生活的舞台转化为流氓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正史世界上的所有要义全部改换了面貌，什么“仁”、“义”、“礼”、“智”、“信”……等等说教，都开始朝流氓式的戏谑化方向发展；按当代作家王朔的说法就是：一点正经没有。因而，在流氓眼中，在流氓空间里，一切都只是笑话，是像《好兵帅克》里的那位主人公一样，把貌似神圣而又有着自身克服不了的内在矛盾的说教全看成一堆笑料。在这里，流氓以玩笑的大彻大悟看待整个世界；流氓身上从来无所谓真正的矛盾、悖论，矛盾和悖论仅为循规蹈矩者和胆小鬼而设：“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憨墨主人《<广笑府>序》)这就是说，正史世界不过只是说教，且只是说说罢了;而在小流氓韦小宝点化成的流氓世界上，“话”不过就是调“笑”——距离象征意义上的调情只有一步之遥：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了装满婊子的妓院，除了调情还能干什么正经事？
调情是流氓世界上法定的事业。因此，“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天地一笑场也。”(咄咄夫《笑倒序》)这里的“世界”、“天地”，很显然单指流氓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流氓眼中，“经书子史，鬼话也，”(憨墨主人《<广笑府>序》)自然没有听从、遵守的必要。连伟大的伏尔泰也说，在一个荒唐的世界上，惟有哈哈大笑才是最正经不过的了。而要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众生,就既不用听取正史逻辑的律令，也不必听取野史逻辑的鬼画符，更不用听从佛禅的当头棒喝，在捞到好处，四处调情、发情的过程中，不妨来一手“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憨墨主人《<广笑府>序》)的花招； 这既是心领神会的笑，又是看透了三足鼎立的三重世界滑稽表演后的大彻大悟 。
陈近南眼里的民族大“义 ”，在韦小宝心中哪里还学会有什么位置！他以偷听康熙机密为幌子骗过陈近南，允许他得以继续留在宫中。为了骗取陈近南及天地会的信任，他才不时做一些于天地会有利的勾当，对于反清复明本身，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却是：这“清”也不用反，这“明”也不用复了。而对于康熙，韦小宝的舍命相从，最初却为的是怕掉脑袋；当然，后来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感情，如同他对陈近南一样，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确待他不错。而当康熙探知韦小宝府中有天地会重要人物集会准备炮轰韦府时，韦小宝之所以拼命出去报信，归结起来理由有二:首先，如这些人真被炮轰了，韦小宝是逃不了干系的，天地会少不得要找他秋后算帐,要将他的脑袋拿去当球踢；其次，集会人当中有他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子，韦小宝对之垂涎已久。按他的话说，那可人的模样即使宫廷这座大妓院也实在难找。于是他救走了这批人。
当康熙把畏罪潜逃的韦大人找回时，韦小宝煞有介事到对康熙说：“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钓鱼了。”这就是韦小宝令人滑稽的流氓“忠心”观、“义气”观。为了自身那高于一切的利益，就可以出卖在正史逻辑看来至高无上的“天理”，那么，忠心云云就只剩下躯壳，灵魂不用说早已出窍；当仅仅是为一个可人的女孩子，为了一张在佛家看来注定要变作白骨的脸，才顺带去搭救那么多豪杰义士免除炮灰之灾，那么，这义气也未免太过可笑了。而这恰恰就是韦小宝的流氓逻辑。可笑的是，康熙与天地会都信了他那套鬼把戏；康熙甚至原谅了他的一切罪行。天地会则感激他的救命大恩，陈近南死前还摸着他的脑袋夸他说,你从来都是个好孩子。他们共同误解了韦小宝。如果说康熙之误解,是因为他和韦小宝本来就是“表里”关系，因而能理解韦小宝，因此，他是在理解的层次上误解的话，那么,天地会群雄则分明以为韦小宝是坚决站在反清复明的正史逻辑立场，却又是双倍的误解了。韦小宝对此是了然于胸的。陈近南既已误解了韦小宝，也就从隐喻、暗示的层面上，认可了正史逻辑是可以且必须要以流氓逻辑为归宿的。这其中并不需要三段论来搭桥，凡读过几本中国书的人其实都知道个中要诀。这就是韦小宝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
陈近南后来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死于郑成功次子郑克爽的偷袭之下，为了民族利益，也为了正史逻辑本身的忠孝节义，陈近南命令韦小宝不允许找郑克爽报仇。按照正史逻辑的说法,师命如山，是决不允许更改的。韦小宝答应了，但韦小宝又反悔了。以郑克爽横插一杠抢走自己的可人儿阿珂为名，他胁迫郑克爽以后再见到自己时要连本带息还上百万两银子。以“恋人”换钱作为“报仇”的手段，这已是几近无赖的方式，却正是流氓世界共有的法宝之一；韦小定以此算是遵守了师父的遗命。郑克爽后来兵败被康熙封王客居京城 ，韦小宝则唆使手下去找郑的晦气，天天逼他还银子。甚至最后为救清廷反贼茅十八的性命，还调包斩杀了郑克爽手下最有功夫的一员大将。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流氓眼中的“义”有什么内涵了吧？他要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义”，要么是在公报私仇过程中顺带行一把“义”。这绝对是让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的“义”气得老脸涨红、肝病发作的行径。
《淮南子》说：“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据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 ，韦小宝都绝对不愿同意这些模范人物的榜样作用。韦小宝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去舍生忘死，也不会为了师父遗命而入孝出悌；当他代康熙征伐罗刹国时，作为主帅，在罗刹人的火药枪下，韦小宝随时准备第一个负命逃跑。而师父让他对大汉中心主义做点有益的事，即使添一匹砖加一块瓦也行，韦小宝非但没有所从，反而在师父死后，居然遵照康熙命令，率兵打下了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这肯定是对韦小宝误解了一生的陈近南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已是常事，每每都有一些号称仁人志士者为了复我汉家河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唤作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驱逐鞑虏、兴复中华”……，的是感人。近世以来，屡屡有人提出，这只是正史逻辑中大汉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要破除这种民族之间的恩仇、杀伐和泾渭分明的界限。佛禅世界曾为此露过一鼻子，但其不成功是十分明显的。金庸却让我们在流氓世界上窥见了端倪：原来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什么华夷之辨。
《鹿鼎记》一开头，通过清初隐士吕留良与小儿子吕葆中的对话，说出了“鹿鼎”两字的涵义; 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实是神迷的、神圣的，也是不祥的：“逐鹿”、“问鼎”都意味着做皇帝，而想做皇帝就必须首先要杀人。在吕留良那帮誓死不食清粟的前明遗臣们看来，逐鹿问鼎只是我们汉人的事。初看起来，金庸是想继续给我们来一通华夷之辨的演义；但写《鹿鼎记》的金庸已不是写《书剑恩仇录》（那部书才真正是谈华夷之辨的）时的金庸了。他让韦小宝的行动轨迹划出的流氓世界，彻底打翻了这一切：流氓是从不计较什么华夷之辨的。华夷之辨几毛钱一斤？韦小宝会撇撇嘴问。
当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被灭，当人见人恨、流氓成性、反复无常的大奸贼而又想当皇帝并顺带复我汉家河山的吴三桂被荡平后，清廷大局已定，已成为新一轮“天理”的象征。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多已心灰意冷，仅只一些死不悔改的人物如顾炎武等，还在兀自孤零零地呐喊叫阵。但顾炎武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鹿鼎记》篇末他有幸见到了韦香主、韦大人，顾炎武以一介大儒的身份对韦小宝说：“‘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韦小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就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还能做皇帝？’……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主。’”（第50回）这很可笑吗？然而并不。顾炎武、吕留良是当世大儒，既深通华夷之辩的神髓，更懂得正史世界必然的、潜在的走向：那就是流氓世界。他们举出汉高祖作为例证，鼓励韦小宝不要自暴自弃，既要见贤思齐，又要充分看到自己已经是流氓这个天然长处,像那个倒霉的丹麦王子一样，完全可以担当起“扭转乾坤的重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正史世界的一切说教在自身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时，就从理论上为流氓世界的出现准备了后门；而理论之到现实往往快如闪电。顾炎武、吕留良诸人的苦口婆心，正应该站在流氓的维度来透视和剖析。而顾、吕临别韦小宝时扔下的哀求之音是：“韦香主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子孙。”这话有气无力。但正是看透了正史世界将向流氓世界的必然滑动后才说出的。
韦小宝比他们更早看穿。他用耍流氓的方式骗过顾炎武等人的劝告之后，回到了扬州。也就是说，从胺脏的宫廷回到了污秽的妓院。他就要达成自己平生最大的志向了：开一所比丽春院还要大的妓院。他的滑稽、“有耻”（康熙骂韦小宝的说法）的笑声，让他看透了正史、野史和佛禅这三重世界上的一切，他用自己独自开创的流氓世界,使其他三重世界的大“义”在笑声中“而富贵假”、“而功名假”、“而道德亦假”、“而大地河山皆假;”(冯梦龙《古今笑序》)但唯独流氓世界是真的。正是在流氓世界的实有面前，其他世界显出了自身的虚无性，就更不用说什么大汉中心主义了。
韦小宝后来回到扬州的丽春院，见到还在操皮肉生涯的母亲韦春芳，韦小宝问道:“‘妈，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州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 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都有,有没有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滑溜溜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第50回）这就是一切“皆假”之后，金氏又给我们端出了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说”在前三重世界里，尤其是在正史世界上是没有的；除了《鹿鼎记》，在金庸的其他所有作品中也是没有的。佛禅世界从泯灭恩仇、万有皆空的维度化解民族恩仇的老把戏，也不免归于过早虚脱，只有流氓世界上妓院中的国际主义才彻底消解了华夷之辨，割断了大汉中心主义的脐带,也为外族入侵时当汉奸找到了理论借口。
如果说，流氓世界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窥破大汉中心主义，只是一种表象，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则从血缘上、从根子上，对大汉中心主义作了彻底地修正和扭转。妓院中的国际主义的直接产物韦小宝，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但他由此而往哪里去却是明明白白的:在流氓世界上驰骋，将一切和自己无关的恩仇消于脑后，什么正邪、什么华夷，统统不在话下,只是耍流氓罢了。
这就是金庸的诡计和智慧。他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带来了一个纯由中国文化哺育起来的精怪式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金庸或许也由此看清楚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它已耗完了自身的全部可能性，它已经无路可走了，它顶多开出流氓世界，它只能生出韦小宝。
３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继续“宽容”
海登·怀特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鹿鼎记》正是这一说法的绝好注释：它是一本独特的“史书”，是中国文化所能构造的三重世界，在走到绝路和顶点时导致的历史的又一种写法，它是流氓话语的集大成版本。一般而言，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佛禅世界各有各的历史观，对同一历史事件则各有各的看法；《鹿鼎记》是这一切历史观的破坏者，它是戏谑化的、流氓的历史观。
韦小宝的行径告诉我们，在前三重世界走上绝路后，流氓的出现就是现实的必然，也只有流氓才能干出留名青史的大事，韦小宝在整部书中左右逢源，赢得了看似对立的诸方人士的垂青，以致于集各种大事的成功于一身，就是因为他在作者的叙事框架中早已洞明了这一真理。韦大宝大“事业”的开端是帮助康熙捉拿权臣鳌拜，好使天下大权归于天理（皇帝）之手。在这一事件过程中，雄才大略的康熙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流氓手腕：他作为制御天下之人，不是采取以理服人、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假借一帮小太监与鳌拜比武，由康熙本人背后偷袭一刀，更兼韦小宝使用下三滥手段才治住了鳌拜；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事情就发生在“光明正大”扁额下的宫中大殿！事情完后，康熙对毫不知情、吓得打抖的小太监们说：“你们都亲眼瞧见了，鳌拜这厮犯上作乱，竟想杀我；”尔后又说：“若有泄露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第五回）韦小宝呢？则在激斗不下时（鳌拜号称满州第一武士）又使用下三滥手段：用香炉中的灰撒鳌拜的眼睛。这种方式韦小宝第一次使用时，正派人士茅十八就狠狠教训过他，说这不是正人君子之所能为。康熙当然不是茅十八，他对韦小宝的机灵十分欣赏。从此以后，韦小宝知道自己是一位“奉旨流氓”了,犹如柳永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张竹坡曾以复杂的心情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奉旨流氓恰好是《鹿鼎记》这部《史记》的传主。对他而言，目的是手段的依据；而从所有的手段中挑选什么样的手段，要看哪一种手段最省力、最有效，如同在同一个平面上选择两点之间的距离一样，手段的是否道德，只有傻×才考虑。韦小宝当然不是。他聪明着哩。解决恩仇是这样，解决经国之大业也如此；目的首先在于奉旨流氓的身家性命和利益关系本身。
当韦小宝护送康熙的妹妹远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的路上，逐渐与小公主勾搭成奸。但韦小宝忘记不了此行的责任重大：康熙又动用了传统的流氓老技法——和亲——以求安抚正在蠢蠢欲动的吴三桂。韦小宝很不愿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牛背上。他用计策让小公主割了吴应熊的阳物，使这桩亲事名存实亡，小公主后来也倒在了韦小宝的床头。韦小宝也趁机把野史逻辑中“为我”一极开出的“肉体的盛宴”发扬光大。但他仍然把小公主看作婊子。这个妓院出身的小流氓，在心中至少把小公主喊了几十次小婊子，就是明证。康熙后来饶恕了韦小宝从吴应熊的嘴中拔牙，正是因为康熙与韦小宝在流氓行径上的互为表里,才救了韦小宝的狗命。韦小宝此后的处处幸运也正是因了他与当今皇帝的这种表里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他的狗运当头。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十分重视巧合。宋江在柴进府上一口痰吐得不对，引出了早已被作者和读者忘记多时的武都头的大怒和挥拳相向，就是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妙用。李渔对此曾有言：“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出其来，与勉强生情，拉在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格局第六·大收煞》）李渔此处是就戏曲而言，倒也适合小说中的巧合。金庸的小说往往就把情节寄存在巧合之上；而韦小宝之所以处处享通，全是一串串人对他在一串串事上产生的误解所致。但金庸是以戏拟的方式在使用传统的巧合。中国小说传统精神中，巧合是为了框架情节，更是为了此情节所显出的真实性能让人信服。
《鹿鼎记》中的巧合以误解的方式出现，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小说中的诸人,对韦小宝有一个信任的态度以便推动情节；另一方面则是要读者看出，书中诸人对韦小宝的信任全是误解。这误解来源于全书的整体气质：正是误解使暂时还不懂得流氓精义的人,对流氓产生巧合式信任，也正是不会误解与误解划分了流氓与非流氓的阵营。这称得上是误解的形而上学。当陈近南被花花太岁郑克爽杀死，陈近南怕韦小宝为自己报仇有污自己一生的“忠义”英名，遂命韦小宝不得为自己报仇，韦小宝满口答应；当陈近南称韦小宝从来都是个好孩子时……，就明显建立在误解的形而上学之上。但从韦小宝的一方看来，正是陈近南的愚忠，是最足以让流氓喷饭、吐哺的笑料。康熙就不同了,他绝不会误解韦小宝，而是理解。但这是一种流氓对流氓的真心理解。当康熙想出资拯济自然灾难下的台湾,而又内库空虚时，韦小宝主动将自己的150万两银子拿出；康熙知道这是韦小宝为保住狗头而破财的流氓常举，并不会误解为这是他爱民和保民而王的无私举动。因此，误解的形而上学使韦小宝在宫廷内外都处处处于享通地位；康熙因为理解（即反误解）而信任他，陈近南之流则因为误解而寄希望于他。
这就是流氓之所以能青史留名的关键原因；也是韦小宝深深明僚的流氓理论精髓。他的八面玲珑，其实简化下来也只是反误解和误解这两个主要原型,仅仅是“两面”玲珑罢了。作为流氓，他有充分的能力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奉旨流氓韦小宝一生事业的顶峰,是带兵打服罗刹国并与之签定尼布楚条约。在这件事上，他的流氓行径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与罗刹人激斗相持不下时，韦大帅把尿撒在热水中，从水龙头射向城上的罗刹兵。马上有人恭维韦小宝这举动“大大折了罗刹鬼子的锐气”；连代表康熙的钦差也颇为理解地说：“大帅，你的贵尿已经射上了罗刹人的城头。这个……这个贵精不贵多，咱们这一仗已经打赢了。以兄弟浅见，似乎可以穷寇……穷寇莫射了。”（第47回）韦小宝却于此之中灵感大发打败了罗刹人。按我们的想法，韦小宝这泡热尿是应该留名青史的；他的战争得胜最关键就是因了这一泡热尿。这就把战争竟直当成了流氓的活动舞台，流氓的活动本身。
Burgo Partridge在《狂欢史》中曾说：“战争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极端的狂欢形式。”而在韦小宝看来，狂欢是固然的，但战争连一泡热尿也敌不过，或者仅仅是旗鼓相当。这肯定会让所有以各种名义来发动战争的人儿们十分气愤：在流氓世界上，一切都是如此被嘲笑的对象。那些正经、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果研究这段史实，又绕不开韦大帅的天纵神尿事件时，该会作若何感想呢？反正罗刹鬼子又把韦小宝水龙头上喷出的神尿误解为“中国妖法”了。这是误解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每当战争吃紧,作为主帅的韦小宝从来都是第一个打算逃跑,甚至已经逃跑，而他的部下每次都将此误解为韦小宝诱敌深入的计谋；这并不重要，反正有赞扬热尿“贵精不贵多”的大量钦差类人物存在。
正是误解与对误解的反驳，共同组成了对历史的又一重写法——流氓的历史观。套用海登·怀特的话就是，误解正是一种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的原动力，达到了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流氓历史观的形成。韦小宝在与罗刹人停战之后进行谈判时的表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精湛表现。正在为划分双方边界争执不下时，韦小宝笑道：“我另外有个公平法子……你既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们来掷骰子，从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万里路程，咱们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掷骰子赌十场，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 ，如果你运气好，赢足了十场，那么一直到北京城的土地都算罗刹国的。”（第48回）这就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直接简化为一种开玩笑式的赌博了。我们也更能看出，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韦小宝这号人眼中该有个何样的地位；这莫不是金庸纠正大汉中心主义做出的一种玩笑式努力？反正韦小宝的行径直气得罗刹代表将韦小宝的劣质误解为所有中国人的德行，罗刹鬼子说：“我从前听说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很有学问，哪知道……嘿嘿，就是专爱不凭证据的瞎说。”（第48回）在这里，误解又一次起了作用。在韦小宝的软磨硬打下，罗刹国终于与大清鉴定了尼布楚条约，韦小宝的流氓手段在此极尽表演之能事，也就没有必要细表了。
金庸塑造韦小宝是因为创作逻辑上遇到的矛盾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才采取的写作谋略。韦小宝的出现，也使金氏作品系统全部改观，第四重世界（即流氓世界）的出现,使金氏的作品有了远较之普通作家（不仅仅是武侠作家）更宏阔的视野。我在这里大肆唠叨流氓历史观的形成及流氓历史观的具体动作，但我同样也没有忘记一点，那就是金庸对韦小宝在历史上的英名被埋没所抱有的“复杂”心情。韦小宝是个文盲，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时，只写了个“小”字，此人先画一竖，然后在一竖两旁再加两个像何Ｑ一样画不圆的圈。金庸对正史忘却韦小宝而慨叹万端：“条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可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楚条约上所鉴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古往今来，知世上曾有韦小宝其人者，惟《鹿鼎记》之读者而已。”（第48回）当然，也就是说，首先知道韦小宝的肯定就是《鹿鼎记》的作者了。这表现了金氏的豪气：惟有他才有幸遇到创作上的诸多险情，也惟有他才能从诸多险情中抽身而出，并端出韦小宝给诸多险情看。更重要的还在于：韦小宝的大名湮灭，不也正说明了流氓世界与正史世界的对立，流氓世界到底还是上不得正史世界那盛宴的台盘吗？正史世界的必然极致是流氓世界，正史历史观的必然走向就是流氓历史观，但正史世界及其历史观是注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它们在表面上虽然不同意流氓世界及其历史观，但内心里早有一个脑袋在点头同意：它们同意给韦小宝一个“通吃伯”与“鹿鼎公”的封号，也同意他带兵上阵厮杀，更同意他在紧要关头使用下三滥手段，但决不会给他在正史上记下一笔，给他一个动听的名号。
或许会有人说，这当然是金庸的小说家言，但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这恰好是正史历史观的一惯手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说得好极了。宣太后也对来访的使者尚子说过：“妾事先王日 ，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身上，而妾弗重也，何也？”（《战国策·韩策》）正史徒弟王世祯对此破口大骂道：“此等秽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王世祯《池北偶谈》）为什么？就是因为史书作者没将宣太后的话来一通“微而显，志而晦”。韦小宝也因为其流氓行径、因为流氓世界的历史观不能入“使者之耳”，不能“载于国史之笔”而被“讳”掉了。你能保证一部二十四史,通通都是光明正大的王化史而没有删掉其极致处的流氓成份吗？这中间被湮灭的又有多少个韦小宝呢？
４杨墨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韦小宝从扬州妓院初来宫中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得知太后居然是假货，而且还养了一个又丑又胖的汉子。虽然皇太后一心想杀韦小宝灭口，但韦小宝仍不免在内心深处将太后引为知已：正是太后首先让韦小宝明白，他可以将宫廷看作扬州妓院。韦小宝后来误打误撞，被邪教神龙教教主及夫人认作徒儿，并被授予“白龙使”这一职位后，才以发现假太后毛东珠原来跟他是一样货色：她也是神龙教教徒。这样，韦小宝不独牵扯在天地会与宫廷的关系中，也牵扯在宫廷、天地会和神龙教的大三角里。按理说，天地会也好，宫廷也好，如果在金庸的早期叙述中（比如在《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里），这些都很可能被处理为正史世界，而神龙教则极有可能被处理为野史世界。“人面不知归何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时的金庸派韦小宝去和这一切接洽，则不仅把正史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也让野史世界成为了流氓的空间。
其实，野史世界成为流氓世界有着更好的基础和雄心大志，野史世界中“为我的盛宴”(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这一极,极有可能鼓励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但人们似乎应该记住，其另一极“兼爱的盛宴”(墨子: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必然会对之进行限制；只有当为我的盛宴与兼爱的盛宴连在一起被观察时，才能拥有自身的内涵并共同构成野史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韦小宝流氓行径的理论来源不是“为我的盛宴”，而有其自身准则：这准则来源于前三重世界的互相对话、杀伐的极致；与正史世界的极致必然生出流氓世界一样，野史世界的极端化发展也肯定会产出韦小宝这样的卵蛋。在这里，我不打算玩什么逻辑证明的花呼哨，我要用韦小宝自身的行动来说明这一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肯定会胜于雄辩。
当韦小宝误打误撞，初上神龙教寄居的海外孤岛时，用花言巧语三下五除二就赢得了洪教主夫妇的好感。这隐喻的涵义是：洪教主夫妇固然是“为我的盛宴”上的一道佳肴，却又不是遵从了流氓准则的韦小宝的对手；洪教主夫妇既然已认可了韦小宝并委以重任，则分明透露出野史逻辑也有一个极致，而且这极致就是韦小宝，因为在洪教主夫妇看来，很可能只有流氓最适合、最应该被委以重任，也很可能只有流氓才最有能力完成野史逻辑规定的任务。
事实的结果是：韦小宝一直就把鱼龙混杂的神龙教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来他建议并借康熙之力将神龙教打得四分五裂，神龙教主也命丧当场，连教主老婆早在教主死之前就怀上了韦小宝的种。此时此刻，在康熙面前，韦小宝本来是出于保命才获得“白龙使”这一职位的，却成了在康熙那里能建功立业的手段：可以以“白龙使”为诱饵从内部攻破神龙教。所以康熙对他的机灵非常理解并大加赞赏。无论是野史逻辑还是正史逻辑,都赞成有一个头目拥有相当权利——想想皇帝和墨家的“巨子”、佛家的方丈等名号就可以明白了。从野史逻辑的角度来说，韦小宝身为白龙使而又攻打神龙教，这是不讲义气，当罪不容诛；从正史逻辑的角度言之，韦小宝居然敢致本方头目、对徒众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神龙教主于死地，这是欺君罔上，当然也应碎尸万段。问题的复杂在于，韦小宝也是朝廷的人。他最终会打谁或不打谁，标准全在于他的流氓逻辑；他既不是正史世界的子孙,也不是野史世界的门人。他不必听从它们的号令。
金庸深谙个中要的；他端出韦小宝,目的之一就是作为对正史世界与野世界的嘲弄、颠倒。主要听从野史逻辑号令的神龙教主不会是韦小宝的对手，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底，谁又能成为流氓的真正对手呢？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俗话说，要命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韦小宝就属那种“不要脸”的角色。是啊，在扬州妓院和宫廷这个更大的妓院中长大的后生,还有什么人物堪称其对手？因此，野史逻辑在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洪教主手里，是没有办法与野史逻辑极致处的韦小宝抗衡的。洪教主死前大骂韦小宝为流氓，可惜悟道得太晚了——他本来完全有机会、有内在动力使自己也成为流氓的。他没有努力学习，他考了个不及格。真是合该。
洪夫人既是韦小宝的师父，又是韦小宝的顶头上司，是他的半个主人。但他背着洪教主与其夫人通奸，直到洪夫人已有身孕。洪教主之死与此有直接关系。是啊，娇妻被人占了，“人皆玳瑁，我独乌龟，”洪教主焉能咽得下这口鸟气！这暂且不忙说；关键在于，与自己的师父相爱在金庸著作中至少也有杨过、小龙女一例（《神雕侠侣》），他们的爱情曾经在江湖上掀起了血雨腥风，他们的爱情的确是对对此有不同看法的正史逻辑的一大嘲弄，是真正听从了野史逻辑的召唤，也是为金庸所赞赏的。假如说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情爱金氏还有着相当地严肃、同情、欣赏等感情在内，那么，到韦小宝与洪夫人之间的偷情则完全是调笑的口气了，既不好赞扬也难以反对。流氓有他自身的行动轨迹，他懂得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教诲。而且韦小宝对自己的七个老婆并不真爱，他之所以与洪夫人私通，一半是迫于肉欲 ，一半则是出于危险的情势。
韦小宝对自己老婆们的态度或许可从韦小宝的母亲、老妓女韦春芳那里得到验证：“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看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妇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第50回）韦小宝与母亲的想法如此吻合，他把老婆们径直带往非良家妇女而能入的妓院，足见韦小宝要卖公主云云，并不全是开玩笑。身出皇家之门的公主和身为教主夫人的苏荃都拜倒在韦小宝面前，都被韦小宝操纵于股掌之上，则充分证明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彻底失败，流氓逻辑的彻底成功，流氓世界的周流六虚。
我们也不妨再唠叨一下流氓世界的“义”与野史逻辑的“义”的差别。韦小宝曾多次提到义，也号称是讲义气的，这一点连康熙也理解。韦小宝的“义”与正史逻辑的“义”的差别且不去管它。野史逻辑的“义”是在兼爱的要求下，仗剑挥杀、铲除违反“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混蛋，要求要有胡斐那种“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韦小宝的“义”则是在有利可图时,才开始拔刀四顾，一切标准全在这个流氓逻辑；还有一个前提是，一旦行义不成反有被贼咬的可能时，则毫不犹豫地开溜。这是流氓逻辑的本有内涵。
很显然，韦小宝在大谈义气时，不仅会让正史逻辑生气，让野史逻辑火冒三丈，也会让金庸和我们都感到可笑和滑稽。“义”在韦小宝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充其量乎是一件玩物、是在做性命生意时的一件道具。我们有理由追问，他一面与康熙讲义气、与天地会讲义气，也与神龙教讲义气时，如果这三家在任何时候都拿他毫无办法，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给他，他还会讲义气吗？
野史逻辑在耗尽全部内在功用、在“兼爱”的一极与“为我”的一极互相杀伐争执不休（即其内在冲突）、在这二者与正史逻辑互相争吵却没有胜负后，曾经出现了佛禅的教义前来充当裁判，但效用的有限是显见的。当佛禅对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互相冲突、对它自身本有的内在矛盾感到绝望时，也同意了韦小宝，同意了流氓逻辑的出生。流氓逻辑的脐带始终在野史逻辑和正史逻辑处。我们的文化曾经哺育了多少个韦小宝？明眼人怕不难知道，也恐怕太难知道了。
流氓世界与流氓逻辑的出现，却是中国传统小说精神并不具备，但又是必然的走向。金庸自己就说过：“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个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也相当真实而普遍。”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传统小说精神的终结；但金庸却更上层楼：正是金庸,而不是其他所有古典小说家才看清了流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鹿鼎记》出现后，金庸才能称得上对传统有所贡献、有所发现的大作家，也才能称得上是位用看似俗不可耐的小说文体来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了不起的思想家。
在韦小宝眼中，父 / 子原型及其导出的天理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恩仇 / 杀伐标准，比如父仇、同门之仇、兄弟之仇、大汉中心主义（即民族恩仇）都不在话下，这也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族入侵，汉奸如大雪飘然而下找到了缘由,五代时的老汉奸冯道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同时也指出了正史逻辑的极致在哪里。同样，在韦小宝看来，兼爱(墨子)的伟大，甚至“盗亦有道”式的“为我”（扬朱），以及由此引发的恩仇 / 杀伐标准在他那里，完全是不当一回事的：只要不危及身家性命，也不妨“义”他一“义”，一旦情况有变，则早已夺门而出，甚至不惜身披妓女衣服乔妆打扮。正是这样，我们才说韦小宝已彻底看清了野史逻辑独有的恩仇 / 杀伐模式。
至于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冲突就更不在话下了，韦小宝看起来有时站在正史逻辑一边，有时又踩在野史逻辑的起跑线上，但他真正的落脚点却是自己的流氓逻辑，因为流氓逻辑并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有与以上两种逻辑相重合，或以上两种逻辑总可能在某时某刻于它有利的一面；流氓逻辑只能作为别的逻辑的附庸才能存在。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流氓的先天基因，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人都想以流氓的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它是隐匿的、随时都可以现身的。正是以此为准的，韦小宝才有时站在野史逻辑，有时站正史逻辑上。佛禅更没有在他眼里，韦小宝不断与佛禅对话，不断对之施以辱骂、打击、反诘，最终也将之点化为“妓庙”。韦小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隐匿的先天基因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而康熙只是虚拟的天下共主。至少有一点可以为此作证：康熙最起码没有赢得陈近南的天地会，没有赢得顾炎武诸人的尊敬，而韦小宝获得了。
康熙说：“小桂子（韦小宝），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能脚踏两头船吗？”（第50回）韦小宝终于醒悟了，原来他的流氓世界是三“界”归一的必然结果，但也决不是万能的。残酷的现实也需要他做一次选择。于是他带领老婆们回到了扬州。在回扬州的路上，顾炎武等人还在劝韦小宝代替康熙做皇上，以复我大汉河山。但在韦小宝眼中，大汉中心主义早已归于尘土 ，他对此还有什么兴趣呢？于是他耍了最后一次流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次流氓 ：他假装被争风吃醋的老婆们杀死，从此免去了顾炎武、天地会对他的希望，也免去了康熙对他的依重。他彻底地解脱了。
韦小宝走了，从此不知所终。韦小宝的走投无路而又另觅道途，正是流氓世界的大团圆。在这里，大团圆不是结局，而是开放式的尴尬；它昭示的是，流氓世界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个极限。假如说金庸端出韦小宝是为了解救佛禅调解功能的无力，也是前三个世界的必然走向 ，那么，在韦小宝的流氓世界也遇到难题时，金庸是再也无能为力了。“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李商隐《隋宫》）对金庸来说，只剩下遗憾。就在韦小宝大团圆式地离开了我们后，金庸也终于宣布封笔：因为他不可能在韦小宝的基础上，再开辟一条可行的路途。韦小宝的结局正是中国文化的极限，也是金庸创作的极限。
没有必要为金庸遗憾。金庸再创作下去，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大圈子里，他要不重复自己，还会有什么路数？金庸之后，武侠小说可能的路数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龙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精神的加入，我们从李寻欢、傅红雪等人物身上，能看出尼采和海明威的影子；另一条则是向神魔化发展——比如武功可以开山裂河，轻功可以让人在天上飞翔，这已倒退到《聊斋志异》或武侠小说刚刚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时的水准。这一切金庸都不想重复。因此，韦小宝的大团圆正是金庸在创作上的大团圆，也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流氓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的现实方向。中国文化向来号称博大精深，却在深入思考者的眼中露出了它的原形，这会不会让我们的“古已有之”论者长叹久之呢？诗曰：
一灯风雨忆家山,
马足车尘且未还。
酒失无心空自悔，
诗狂有托恐人删。
几度烽烟迷古路，
千秋碧血染乡关。
抚瑟欲弹清愁结，
悲风漫过乱山间。
１流氓世界的诞生
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鹿鼎记》，既是金庸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奇特、最令人惊讶的一页。当《鹿鼎记》在报上登台展出伊始，便有热心的“金迷”写信质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言下之意是，它和《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毕竟有着天壤之别。金庸在玩什么变脸呢？“《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金庸对此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话说得很明白，也算诚实。但金庸只对《鹿鼎记》之所以如此奇特道出了表层形状，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只要我们把《鹿鼎记》放在金庸全部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来观察，情形就十分昭然。在《鹿鼎记》之前的全部作品里，当金庸兴高彩烈地以小说为手段，奋力展示了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时，他预料到、也碰到了这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反驳和杀伐情形，也十分勇敢地面对了这二者各自本有的内在冲突；但当他的创作越进行得深入，便发现自己面临的紧张情景越明显；好在中国传统文化还为他准备了佛禅这件有力武器，作为他用来调解冲突的法宝。在除《鹿鼎记》之外的所有作品里，正当金庸对他曾经稍有微辞的佛禅刮目相看时，佛禅作为调解剂、灭火机和“感冒通”的有限性，也早已从它那无能的开裆裤里探出头来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再次迫使金庸要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除非他就此罢笔，除非他去重复自己；体现、转载这一逻辑结果的，则是以小流氓韦小宝为主角的《鹿鼎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景致，不会再在金氏的创作逻辑中出现了。儒道、扬墨和佛禅，作为中国本土文化鼎足而三的基本构架，是中国人文价值文化的全部内容；但金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顺着传统老路的逻辑将它们重新走过一遍、在将它们的全部功用在小说中消耗殆尽之后，再也不可能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有效的解救之路了。这情形颇让人联想起生物学上，既令人欣慰又让人分明要产生几分宿命感的“生物发生律”：当人在母体子宫内以十个月的时间，走完从鱼到人的全部进化之路时，其结果只能生出人，而决不可能是我们幻想中的超（Superman）和圣人。当金庸走完中国文化的老路数，在他使用过中国文化内部那可怜的调节机制，调节了自身的矛盾后，他也只能得到传统文化的老面孔；但金庸又以一个大作家的天纵豪情，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还顺带给我们端出了韦小宝这份活蹦乱跳的红烧大鲤鱼。
作为全书的主角，韦小宝再也不如郭靖、胡斐、、乔峰、令狐冲、袁承志）……那样是个英雄人物了，而是一个流氓、无赖；《鹿鼎记》也不再是英雄传奇，而是流氓的发家史。有不少人曾说《鹿鼎记》是一部反武侠小说，甚至还有人将它和《唐·吉诃德》作过对照，这虽然是学究们老得掉牙的习惯性抽搐，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认为，韦小宝正是在中国文化哺育下长出的精怪式人物，同时又用他的流氓行动，给中国文化的各家组成部份脸上抹了大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韦小宝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反讽：他预示了我们号称伟大的中国文化在功能上有一个极限，它的内部机制不允许人们对它做更为有效和更多的调整。让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拯救世界的礼品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妙人儿们，在韦小宝面前发抖吧！
精义在“王”的正史逻辑，并没有因了高妙的说教而令其门人们克己制私。就说肉体的抒发吧，连朱熹这样“立志成圣则圣矣”的准圣人，也有弄大儿媳妇肚皮之举，为诬陷同僚不惜用刑威逼一个妓女，从一个“卑贱”的婊子身上打主意，恐怕就不是什么野史、稗官的胡说和攻击。《晋书》曾说，魏武帝宫内遣“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晋书·武帝纪》），恐怕没有“归于家”的，还有若干人留在宫中吧，这其中又有多少是供帝王玩乐、用于抒发肉体的妓女呢？唐人陈鸿也说：“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长恨歌传》）“天理”、“王道”的直接化身，原来也有喜好肉体的一面，倒真让我辈有些糊涂了。
这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小时侯，我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当有一天看见老师居然也撕开裤裆撒尿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老师也是要撒尿的！这让我警觉了起来。因此，当陆机在吊魏武帝并说武帝“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吊魏武帝文》）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我就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到帐里恐怕并不只是为欣赏妓女容颜，而没有“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金屋梦》第十六回）的举止吧？《南史》在说沈约时更为有趣：“（沈约）常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南史·沈约传》）可见正史门人（天理的守护者）也从不在偷香窃玉之事中闲着，不但是明目张胆，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之下，金庸在揭发这一点时，未免还留有余地、存有情面。野史逻辑自不用去说，“肉体的盛宴”本身就是“为我”（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之私的实现途径之一，放纵感官纵情酒色，正是“肉体的盛宴”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上述两家而言，其他污七八糟有违自身说教的举止绝不会少，引证过多只能显得笔者迂腐和少见多怪。而佛禅的调解作用要不是这些“脏唐”、“臭汉”、“清鼻涕”的过于繁多和深入脾胃，又怎么会显得能力太过些微呢？何况在武侠小说中，这玩意引起的恩仇 / 杀伐多之又多。我们总该记得，林平之之所以对一向爱护自己的大师兄令狐冲恨得入木三分，发誓要剑刃其血，除了家仇外，其老婆岳灵姗曾与令狐冲有过花前月下，而林平之怀疑他们曾经有过一腿，怕也是个重要原因（《笑傲江湖》）。为了从佛禅的无力拯救之中抽身而出，金庸命令韦小宝承担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后果，其直白的涵义是：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当互不服谁，并且谁也解决不了谁，谁也放不倒谁时，却共同地、齐心协力地认同了流氓和流氓的做人准则，甚至是流氓文化、流氓逻辑。而流氓的涵义似乎也可用基督教的话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我决心借酒自娱，寻欢作乐”。（《圣经·旧约·传道书》）流氓的“空虚”当然是指一切神圣和貌似神圣的价值的最后破产。
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流氓。鲁迅曾经精辟地指出：“流氓等于无赖加壮士 、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变成所谓流氓。”但高明的鲁迅忘记了佛禅，又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佛禅为流氓说话，甚至本身也抢作做流氓，不妨去看看《金瓶梅》中的某些章回、想想“花和尚”一类的绝妙词汇也就明白了。正是在儒道、扬墨、佛禅这三种文化的共同默许下，金庸以韦小宝为手榴弹，就不仅解救了自己创作上面临的紧张感，也把他对中国文化的思索，推到了一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高峰。
韦小宝是杨州一座叫丽春院的青楼妓女韦春芳稍不留神时的副产品。他从小在妓院中长大，学会了许多婊子和嫖客的勾当。当他小小年纪因为不满于妓院的单调和荒唐，竟然假装行“义”来到了皇宫中。事情是这样的：反清义士茅十八因为躲避仇人在妓院打了一架，由机敏的韦小宝救出。茅十八说要到清廷找满州第一武士鳖拜比武，然后借打败鳖拜以打击清人的嚣张气焰，试图为反清复明奠一块不大不小的基石。韦小宝跟着茅十八到了宫中。就这样，一个坚决站在大汉中心主义立场上（这正是儒道互补的正史文化的内涵之一）的英雄，与一个妓院中长大的小流氓结成了朋友。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增广贤文》“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谆谆告诫，在这里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涵义：莫非茅十八与韦小宝当真是一路货色？而且这种讽刺特征越在叙事的不断深入中表现得越是明显。韦小宝在宫中先是貌充太监，然后歪打正着与小皇帝康熙结成了朋友 。他后来采取许多被豪杰之士认为下三滥的手段（比如撒石灰、甩砖头、暗中偷袭等）帮康熙诛杀了权臣鳌拜，又帮助“天理”的化身康熙皇帝到武台山，去看顾已出家的老皇帝顺治爷，到云南去安抚吴三桂，还不忘用计割掉了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那话儿，然后率众征讨吴三桂，又率兵征平台湾、攻打俄国以致于主签尼布楚条约……，真算得上轰轰烈烈啊。
更加让人奇怪的事正在这里：像韦小宝这样干成了如此事业的人，竟是个大字认不了三分之一箩筐的流氓，而那么多饱学鸿儒、号称正人君子的，却往往什么也干不成。这似乎也有史实为证，那些历史上号称侠士的英雄豪杰，要想有所作为，充当流氓、无赖就是他们入门的必修功课。《隋书》称“（周）罗喉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 ，”（《隋书·周罗喉传》）与韦小宝有神似之处；《汉书》称“阳翟轻侠赵季、李欹，多富宾客，以力气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纵横郡中，”（《汉书·何并传》）也和韦小宝大致差不离；《晋书》说到大名鼎鼎的石崇时也称“（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所检，在荆州，”经常抢劫商客，“致富不仁”(《晋书·石崇传》)。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之所以留名青史，完全因了与韦小宝同样的流氓身份和流氓的基本功训练。在这方面，我蜀中奇才李宗吾老先生的《厚黑学》有深刻的揭发;反过来我们也不妨以正确的口气说：只有像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才可能干成如此大事。因为韦小宝就曾多次说过：宫廷就是妓院。这也是韦小宝能如鱼得水的要害所在。崇高、庄严、满是天理光辉的正史逻辑，绝没有想到，在它庄严说教的极致处，竟然会有一流氓诞生。
当韦小宝初次入宫见到宫廷的富丽堂皇时,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咱丽春院在杨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像样。”那时的韦小宝还不知道这就是皇帝住的地方；不过，在他后来知道这是宫廷时，也没有改变原初想法，并且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他发现皇太后竟然养了个又丑又粗的汉子！这禁不住让韦小宝大起知音之叹，起誓要在这里开座院子。
流氓一向被处于庙堂之上的正史文化认作有害于社稷的“蟊贼”。《后汉书》就说：“我有蟊贼，岑君（岑彭）遏之。”（《后汉书·岑彭传》）《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左传》成公十三年）明人顾起元更是一语道破：流氓乃“良民之螟蜷，而善政之蟊贼也。”（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这个让天理、王道吓得打抖的“蟊虫” 究竟是什么呢？一部古书这样告诉我们：“蟊乃毒虫之名，无赖之徒 ，生事害民，若毒虫之状。”（《六部成语注释》）上述种种说法，当然仅是站在正史逻辑精义在“王”这个原教旨主义立场对流氓的假言厉色，但在中国文化的运作“合力”中 ，流氓倒恰恰是建功立业的最佳身份，韦小宝正是宫廷天造地设的良配；他能为“王道”、“天理”前驱，四处为它们建功立业，就是极好说明。“蟊贼”云云，言过其实了。
正史门人（也包括天理的直接代身者皇帝）都在抒发肉体，都在把自己的居所拼力弄成妓院，都在一边教诲小老百姓的同时，不忘把一切都看作婊子和把自己看作随处都可施淫的嫖客，这就是正史逻辑在与其他两家文化（即老百姓的扬墨文化以及作为调解儒道与扬墨争执的佛禅文化）相互对话后，又齐心协力的必然走向。看似身份极高的康熙居然能和妓院野种韦小宝结成朋友，在韦小宝“畏罪潜逃”后，龙飞九五的康熙居然命令大内侍卫四下找寻小杂毛；当韦小宝见到主子时，什么话都不说竟然号淘大哭，而大皇帝也居然“眼眶湿润”……。金庸清醒地为此道出了真谛：在皇帝眼中，从来都有把韦小宝当作自己替身之意。事实正是如此。韦小宝不过是康熙之“表”，康熙恰好是韦小宝之“里”；表里看似不同，实则如一。金庸深深洞明了这个中要的：正史文化的堂皇说教是其“里”，它的真正涵义恰恰是鼓励人要当流氓这个“表”。
蜀中才子唐甄为此下过一个断语：“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唐甄《潜书·室语》）“贼”是流氓与皇帝的另一个隐性名称：想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千古名言吧！而宫廷之脏与妓院之秽相较，岂只不逊色，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庸之所以要把韦小宝的出身安放在杨州青楼，并不是出于小说家言的一时诡道，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只有通过妓院里的深入薰蒸、学习，弄通其神髓，才可能在正史世界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大展手足。
既然正史文化（正史逻辑）开出的恩仇 / 杀伐模式难以被消除，既然野史逻辑与正史逻辑在恩仇 / 杀伐标准上各执一端，而金庸又不想在恩仇 / 杀伐这个小游泳池内做“狗创骚”式的运动太久，那么，放弃一切恩仇 / 杀伐也就是他创作逻辑的必然走向；但是，放弃恩仇 / 杀伐后有两个去处，一是佛禅世界，不过，佛禅作为调解者早已失去了威严，此路不通也已是金庸早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了，供韦小宝极力表演的流氓舞台也就恰逢其时：这自然是第二个去处了。
至此，在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中，除了早已具有的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外，在《鹿鼎记》中又有了第四重天:流氓世界。在这里，我还要赶紧申明:流氓世界绝不仅仅是正史世界的极端化走向，而是上述三个世界互相辨难、对话后,又互相达成真正和解的戏谑化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被金庸暗示为流氓世界，这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的戏谑化叙事，得出的石破天惊的结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世界相较，更向前迈了一步。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氓世界的波及面会有多大：不仅正史世界是它的源头，而且它也是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水到渠成的交汇点。
２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在疯癫时往往更能道出真谛：“戏剧究竟是哄人的假象。你没有看见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等等角色吗？一个扮恶人，一个扮骗子，这是商人，那是战士，这是乖觉的傻角，那是痴骏的情人；演完了一个个脱下戏装，大家一样都是演戏的。”流氓世界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个人其实只是一个人，唯一的行动准则只是流氓的准则，而流氓的准则又是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一切变动不居中或许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恒一之物。韦小宝如此，康熙如此，吴三桂、郑成功及其花花太岁郑克爽又何不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庸在写到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即正史逻辑中的大汉中心主义这一极)时，就有些心情复杂了；抑或直接就是玩笑的口吻？至少在韦小宝那里是如此。
韦小宝奉康熙之命很不光明正大地杀了关在狱中的鳖拜后，适逢前来诛杀鳌拜的天地会成员把韦小宝当成英雄“劫”出宫外，对他验明正身不是太监后，即让他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从此，韦小宝开始了脚踏两只船的漫长生涯，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都颇算如鱼得水。师父、天地会盟主陈近南是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分子，但韦小宝把他的告诫、教导，从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虽然表面上也虚以委蛇。韦小宝也曾想逃离这有杀身之祸的是非这地，但一想到有这么大一座妓院可供他驰聘，也就暂时收起了随时准备开溜的花花肠子。正是通过韦小宝在叙事框架中的走动，牵扯着宫廷内外的空间，致使宫廷之外也泛化为宫廷之内，也就是把整个韦小宝生活的舞台转化为流氓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正史世界上的所有要义全部改换了面貌，什么“仁”、“义”、“礼”、“智”、“信”……等等说教，都开始朝流氓式的戏谑化方向发展；按当代作家王朔的说法就是：一点正经没有。因而，在流氓眼中，在流氓空间里，一切都只是笑话，是像《好兵帅克》里的那位主人公一样，把貌似神圣而又有着自身克服不了的内在矛盾的说教全看成一堆笑料。在这里，流氓以玩笑的大彻大悟看待整个世界；流氓身上从来无所谓真正的矛盾、悖论，矛盾和悖论仅为循规蹈矩者和胆小鬼而设：“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憨墨主人《<广笑府>序》)这就是说，正史世界不过只是说教，且只是说说罢了;而在小流氓韦小宝点化成的流氓世界上，“话”不过就是调“笑”——距离象征意义上的调情只有一步之遥：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了装满婊子的妓院，除了调情还能干什么正经事？
调情是流氓世界上法定的事业。因此，“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天地一笑场也。”(咄咄夫《笑倒序》)这里的“世界”、“天地”，很显然单指流氓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流氓眼中，“经书子史，鬼话也，”(憨墨主人《<广笑府>序》)自然没有听从、遵守的必要。连伟大的伏尔泰也说，在一个荒唐的世界上，惟有哈哈大笑才是最正经不过的了。而要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众生,就既不用听取正史逻辑的律令，也不必听取野史逻辑的鬼画符，更不用听从佛禅的当头棒喝，在捞到好处，四处调情、发情的过程中，不妨来一手“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憨墨主人《<广笑府>序》)的花招； 这既是心领神会的笑，又是看透了三足鼎立的三重世界滑稽表演后的大彻大悟 。
陈近南眼里的民族大“义 ”，在韦小宝心中哪里还学会有什么位置！他以偷听康熙机密为幌子骗过陈近南，允许他得以继续留在宫中。为了骗取陈近南及天地会的信任，他才不时做一些于天地会有利的勾当，对于反清复明本身，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却是：这“清”也不用反，这“明”也不用复了。而对于康熙，韦小宝的舍命相从，最初却为的是怕掉脑袋；当然，后来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感情，如同他对陈近南一样，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确待他不错。而当康熙探知韦小宝府中有天地会重要人物集会准备炮轰韦府时，韦小宝之所以拼命出去报信，归结起来理由有二:首先，如这些人真被炮轰了，韦小宝是逃不了干系的，天地会少不得要找他秋后算帐,要将他的脑袋拿去当球踢；其次，集会人当中有他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子，韦小宝对之垂涎已久。按他的话说，那可人的模样即使宫廷这座大妓院也实在难找。于是他救走了这批人。
当康熙把畏罪潜逃的韦大人找回时，韦小宝煞有介事到对康熙说：“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钓鱼了。”这就是韦小宝令人滑稽的流氓“忠心”观、“义气”观。为了自身那高于一切的利益，就可以出卖在正史逻辑看来至高无上的“天理”，那么，忠心云云就只剩下躯壳，灵魂不用说早已出窍；当仅仅是为一个可人的女孩子，为了一张在佛家看来注定要变作白骨的脸，才顺带去搭救那么多豪杰义士免除炮灰之灾，那么，这义气也未免太过可笑了。而这恰恰就是韦小宝的流氓逻辑。可笑的是，康熙与天地会都信了他那套鬼把戏；康熙甚至原谅了他的一切罪行。天地会则感激他的救命大恩，陈近南死前还摸着他的脑袋夸他说,你从来都是个好孩子。他们共同误解了韦小宝。如果说康熙之误解,是因为他和韦小宝本来就是“表里”关系，因而能理解韦小宝，因此，他是在理解的层次上误解的话，那么,天地会群雄则分明以为韦小宝是坚决站在反清复明的正史逻辑立场，却又是双倍的误解了。韦小宝对此是了然于胸的。陈近南既已误解了韦小宝，也就从隐喻、暗示的层面上，认可了正史逻辑是可以且必须要以流氓逻辑为归宿的。这其中并不需要三段论来搭桥，凡读过几本中国书的人其实都知道个中要诀。这就是韦小宝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
陈近南后来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死于郑成功次子郑克爽的偷袭之下，为了民族利益，也为了正史逻辑本身的忠孝节义，陈近南命令韦小宝不允许找郑克爽报仇。按照正史逻辑的说法,师命如山，是决不允许更改的。韦小宝答应了，但韦小宝又反悔了。以郑克爽横插一杠抢走自己的可人儿阿珂为名，他胁迫郑克爽以后再见到自己时要连本带息还上百万两银子。以“恋人”换钱作为“报仇”的手段，这已是几近无赖的方式，却正是流氓世界共有的法宝之一；韦小定以此算是遵守了师父的遗命。郑克爽后来兵败被康熙封王客居京城 ，韦小宝则唆使手下去找郑的晦气，天天逼他还银子。甚至最后为救清廷反贼茅十八的性命，还调包斩杀了郑克爽手下最有功夫的一员大将。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流氓眼中的“义”有什么内涵了吧？他要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义”，要么是在公报私仇过程中顺带行一把“义”。这绝对是让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的“义”气得老脸涨红、肝病发作的行径。
《淮南子》说：“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据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 ，韦小宝都绝对不愿同意这些模范人物的榜样作用。韦小宝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去舍生忘死，也不会为了师父遗命而入孝出悌；当他代康熙征伐罗刹国时，作为主帅，在罗刹人的火药枪下，韦小宝随时准备第一个负命逃跑。而师父让他对大汉中心主义做点有益的事，即使添一匹砖加一块瓦也行，韦小宝非但没有所从，反而在师父死后，居然遵照康熙命令，率兵打下了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这肯定是对韦小宝误解了一生的陈近南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已是常事，每每都有一些号称仁人志士者为了复我汉家河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唤作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驱逐鞑虏、兴复中华”……，的是感人。近世以来，屡屡有人提出，这只是正史逻辑中大汉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要破除这种民族之间的恩仇、杀伐和泾渭分明的界限。佛禅世界曾为此露过一鼻子，但其不成功是十分明显的。金庸却让我们在流氓世界上窥见了端倪：原来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什么华夷之辨。
《鹿鼎记》一开头，通过清初隐士吕留良与小儿子吕葆中的对话，说出了“鹿鼎”两字的涵义; 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实是神迷的、神圣的，也是不祥的：“逐鹿”、“问鼎”都意味着做皇帝，而想做皇帝就必须首先要杀人。在吕留良那帮誓死不食清粟的前明遗臣们看来，逐鹿问鼎只是我们汉人的事。初看起来，金庸是想继续给我们来一通华夷之辨的演义；但写《鹿鼎记》的金庸已不是写《书剑恩仇录》（那部书才真正是谈华夷之辨的）时的金庸了。他让韦小宝的行动轨迹划出的流氓世界，彻底打翻了这一切：流氓是从不计较什么华夷之辨的。华夷之辨几毛钱一斤？韦小宝会撇撇嘴问。
当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被灭，当人见人恨、流氓成性、反复无常的大奸贼而又想当皇帝并顺带复我汉家河山的吴三桂被荡平后，清廷大局已定，已成为新一轮“天理”的象征。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多已心灰意冷，仅只一些死不悔改的人物如顾炎武等，还在兀自孤零零地呐喊叫阵。但顾炎武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鹿鼎记》篇末他有幸见到了韦香主、韦大人，顾炎武以一介大儒的身份对韦小宝说：“‘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韦小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就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还能做皇帝？’……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主。’”（第50回）这很可笑吗？然而并不。顾炎武、吕留良是当世大儒，既深通华夷之辩的神髓，更懂得正史世界必然的、潜在的走向：那就是流氓世界。他们举出汉高祖作为例证，鼓励韦小宝不要自暴自弃，既要见贤思齐，又要充分看到自己已经是流氓这个天然长处,像那个倒霉的丹麦王子一样，完全可以担当起“扭转乾坤的重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正史世界的一切说教在自身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时，就从理论上为流氓世界的出现准备了后门；而理论之到现实往往快如闪电。顾炎武、吕留良诸人的苦口婆心，正应该站在流氓的维度来透视和剖析。而顾、吕临别韦小宝时扔下的哀求之音是：“韦香主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子孙。”这话有气无力。但正是看透了正史世界将向流氓世界的必然滑动后才说出的。
韦小宝比他们更早看穿。他用耍流氓的方式骗过顾炎武等人的劝告之后，回到了扬州。也就是说，从胺脏的宫廷回到了污秽的妓院。他就要达成自己平生最大的志向了：开一所比丽春院还要大的妓院。他的滑稽、“有耻”（康熙骂韦小宝的说法）的笑声，让他看透了正史、野史和佛禅这三重世界上的一切，他用自己独自开创的流氓世界,使其他三重世界的大“义”在笑声中“而富贵假”、“而功名假”、“而道德亦假”、“而大地河山皆假;”(冯梦龙《古今笑序》)但唯独流氓世界是真的。正是在流氓世界的实有面前，其他世界显出了自身的虚无性，就更不用说什么大汉中心主义了。
韦小宝后来回到扬州的丽春院，见到还在操皮肉生涯的母亲韦春芳，韦小宝问道:“‘妈，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州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 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都有,有没有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滑溜溜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第50回）这就是一切“皆假”之后，金氏又给我们端出了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说”在前三重世界里，尤其是在正史世界上是没有的；除了《鹿鼎记》，在金庸的其他所有作品中也是没有的。佛禅世界从泯灭恩仇、万有皆空的维度化解民族恩仇的老把戏，也不免归于过早虚脱，只有流氓世界上妓院中的国际主义才彻底消解了华夷之辨，割断了大汉中心主义的脐带,也为外族入侵时当汉奸找到了理论借口。
如果说，流氓世界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窥破大汉中心主义，只是一种表象，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则从血缘上、从根子上，对大汉中心主义作了彻底地修正和扭转。妓院中的国际主义的直接产物韦小宝，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但他由此而往哪里去却是明明白白的:在流氓世界上驰骋，将一切和自己无关的恩仇消于脑后，什么正邪、什么华夷，统统不在话下,只是耍流氓罢了。
这就是金庸的诡计和智慧。他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带来了一个纯由中国文化哺育起来的精怪式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金庸或许也由此看清楚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它已耗完了自身的全部可能性，它已经无路可走了，它顶多开出流氓世界，它只能生出韦小宝。
３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继续“宽容”
海登·怀特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鹿鼎记》正是这一说法的绝好注释：它是一本独特的“史书”，是中国文化所能构造的三重世界，在走到绝路和顶点时导致的历史的又一种写法，它是流氓话语的集大成版本。一般而言，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佛禅世界各有各的历史观，对同一历史事件则各有各的看法；《鹿鼎记》是这一切历史观的破坏者，它是戏谑化的、流氓的历史观。
韦小宝的行径告诉我们，在前三重世界走上绝路后，流氓的出现就是现实的必然，也只有流氓才能干出留名青史的大事，韦小宝在整部书中左右逢源，赢得了看似对立的诸方人士的垂青，以致于集各种大事的成功于一身，就是因为他在作者的叙事框架中早已洞明了这一真理。韦大宝大“事业”的开端是帮助康熙捉拿权臣鳌拜，好使天下大权归于天理（皇帝）之手。在这一事件过程中，雄才大略的康熙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流氓手腕：他作为制御天下之人，不是采取以理服人、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假借一帮小太监与鳌拜比武，由康熙本人背后偷袭一刀，更兼韦小宝使用下三滥手段才治住了鳌拜；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事情就发生在“光明正大”扁额下的宫中大殿！事情完后，康熙对毫不知情、吓得打抖的小太监们说：“你们都亲眼瞧见了，鳌拜这厮犯上作乱，竟想杀我；”尔后又说：“若有泄露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第五回）韦小宝呢？则在激斗不下时（鳌拜号称满州第一武士）又使用下三滥手段：用香炉中的灰撒鳌拜的眼睛。这种方式韦小宝第一次使用时，正派人士茅十八就狠狠教训过他，说这不是正人君子之所能为。康熙当然不是茅十八，他对韦小宝的机灵十分欣赏。从此以后，韦小宝知道自己是一位“奉旨流氓”了,犹如柳永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张竹坡曾以复杂的心情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奉旨流氓恰好是《鹿鼎记》这部《史记》的传主。对他而言，目的是手段的依据；而从所有的手段中挑选什么样的手段，要看哪一种手段最省力、最有效，如同在同一个平面上选择两点之间的距离一样，手段的是否道德，只有傻×才考虑。韦小宝当然不是。他聪明着哩。解决恩仇是这样，解决经国之大业也如此；目的首先在于奉旨流氓的身家性命和利益关系本身。
当韦小宝护送康熙的妹妹远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的路上，逐渐与小公主勾搭成奸。但韦小宝忘记不了此行的责任重大：康熙又动用了传统的流氓老技法——和亲——以求安抚正在蠢蠢欲动的吴三桂。韦小宝很不愿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牛背上。他用计策让小公主割了吴应熊的阳物，使这桩亲事名存实亡，小公主后来也倒在了韦小宝的床头。韦小宝也趁机把野史逻辑中“为我”一极开出的“肉体的盛宴”发扬光大。但他仍然把小公主看作婊子。这个妓院出身的小流氓，在心中至少把小公主喊了几十次小婊子，就是明证。康熙后来饶恕了韦小宝从吴应熊的嘴中拔牙，正是因为康熙与韦小宝在流氓行径上的互为表里,才救了韦小宝的狗命。韦小宝此后的处处幸运也正是因了他与当今皇帝的这种表里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他的狗运当头。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十分重视巧合。宋江在柴进府上一口痰吐得不对，引出了早已被作者和读者忘记多时的武都头的大怒和挥拳相向，就是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妙用。李渔对此曾有言：“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出其来，与勉强生情，拉在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格局第六·大收煞》）李渔此处是就戏曲而言，倒也适合小说中的巧合。金庸的小说往往就把情节寄存在巧合之上；而韦小宝之所以处处享通，全是一串串人对他在一串串事上产生的误解所致。但金庸是以戏拟的方式在使用传统的巧合。中国小说传统精神中，巧合是为了框架情节，更是为了此情节所显出的真实性能让人信服。
《鹿鼎记》中的巧合以误解的方式出现，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小说中的诸人,对韦小宝有一个信任的态度以便推动情节；另一方面则是要读者看出，书中诸人对韦小宝的信任全是误解。这误解来源于全书的整体气质：正是误解使暂时还不懂得流氓精义的人,对流氓产生巧合式信任，也正是不会误解与误解划分了流氓与非流氓的阵营。这称得上是误解的形而上学。当陈近南被花花太岁郑克爽杀死，陈近南怕韦小宝为自己报仇有污自己一生的“忠义”英名，遂命韦小宝不得为自己报仇，韦小宝满口答应；当陈近南称韦小宝从来都是个好孩子时……，就明显建立在误解的形而上学之上。但从韦小宝的一方看来，正是陈近南的愚忠，是最足以让流氓喷饭、吐哺的笑料。康熙就不同了,他绝不会误解韦小宝，而是理解。但这是一种流氓对流氓的真心理解。当康熙想出资拯济自然灾难下的台湾,而又内库空虚时，韦小宝主动将自己的150万两银子拿出；康熙知道这是韦小宝为保住狗头而破财的流氓常举，并不会误解为这是他爱民和保民而王的无私举动。因此，误解的形而上学使韦小宝在宫廷内外都处处处于享通地位；康熙因为理解（即反误解）而信任他，陈近南之流则因为误解而寄希望于他。
这就是流氓之所以能青史留名的关键原因；也是韦小宝深深明僚的流氓理论精髓。他的八面玲珑，其实简化下来也只是反误解和误解这两个主要原型,仅仅是“两面”玲珑罢了。作为流氓，他有充分的能力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奉旨流氓韦小宝一生事业的顶峰,是带兵打服罗刹国并与之签定尼布楚条约。在这件事上，他的流氓行径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与罗刹人激斗相持不下时，韦大帅把尿撒在热水中，从水龙头射向城上的罗刹兵。马上有人恭维韦小宝这举动“大大折了罗刹鬼子的锐气”；连代表康熙的钦差也颇为理解地说：“大帅，你的贵尿已经射上了罗刹人的城头。这个……这个贵精不贵多，咱们这一仗已经打赢了。以兄弟浅见，似乎可以穷寇……穷寇莫射了。”（第47回）韦小宝却于此之中灵感大发打败了罗刹人。按我们的想法，韦小宝这泡热尿是应该留名青史的；他的战争得胜最关键就是因了这一泡热尿。这就把战争竟直当成了流氓的活动舞台，流氓的活动本身。
Burgo Partridge在《狂欢史》中曾说：“战争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极端的狂欢形式。”而在韦小宝看来，狂欢是固然的，但战争连一泡热尿也敌不过，或者仅仅是旗鼓相当。这肯定会让所有以各种名义来发动战争的人儿们十分气愤：在流氓世界上，一切都是如此被嘲笑的对象。那些正经、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果研究这段史实，又绕不开韦大帅的天纵神尿事件时，该会作若何感想呢？反正罗刹鬼子又把韦小宝水龙头上喷出的神尿误解为“中国妖法”了。这是误解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每当战争吃紧,作为主帅的韦小宝从来都是第一个打算逃跑,甚至已经逃跑，而他的部下每次都将此误解为韦小宝诱敌深入的计谋；这并不重要，反正有赞扬热尿“贵精不贵多”的大量钦差类人物存在。
正是误解与对误解的反驳，共同组成了对历史的又一重写法——流氓的历史观。套用海登·怀特的话就是，误解正是一种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的原动力，达到了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流氓历史观的形成。韦小宝在与罗刹人停战之后进行谈判时的表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精湛表现。正在为划分双方边界争执不下时，韦小宝笑道：“我另外有个公平法子……你既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们来掷骰子，从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万里路程，咱们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掷骰子赌十场，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 ，如果你运气好，赢足了十场，那么一直到北京城的土地都算罗刹国的。”（第48回）这就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直接简化为一种开玩笑式的赌博了。我们也更能看出，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韦小宝这号人眼中该有个何样的地位；这莫不是金庸纠正大汉中心主义做出的一种玩笑式努力？反正韦小宝的行径直气得罗刹代表将韦小宝的劣质误解为所有中国人的德行，罗刹鬼子说：“我从前听说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很有学问，哪知道……嘿嘿，就是专爱不凭证据的瞎说。”（第48回）在这里，误解又一次起了作用。在韦小宝的软磨硬打下，罗刹国终于与大清鉴定了尼布楚条约，韦小宝的流氓手段在此极尽表演之能事，也就没有必要细表了。
金庸塑造韦小宝是因为创作逻辑上遇到的矛盾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才采取的写作谋略。韦小宝的出现，也使金氏作品系统全部改观，第四重世界（即流氓世界）的出现,使金氏的作品有了远较之普通作家（不仅仅是武侠作家）更宏阔的视野。我在这里大肆唠叨流氓历史观的形成及流氓历史观的具体动作，但我同样也没有忘记一点，那就是金庸对韦小宝在历史上的英名被埋没所抱有的“复杂”心情。韦小宝是个文盲，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时，只写了个“小”字，此人先画一竖，然后在一竖两旁再加两个像何Ｑ一样画不圆的圈。金庸对正史忘却韦小宝而慨叹万端：“条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可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楚条约上所鉴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古往今来，知世上曾有韦小宝其人者，惟《鹿鼎记》之读者而已。”（第48回）当然，也就是说，首先知道韦小宝的肯定就是《鹿鼎记》的作者了。这表现了金氏的豪气：惟有他才有幸遇到创作上的诸多险情，也惟有他才能从诸多险情中抽身而出，并端出韦小宝给诸多险情看。更重要的还在于：韦小宝的大名湮灭，不也正说明了流氓世界与正史世界的对立，流氓世界到底还是上不得正史世界那盛宴的台盘吗？正史世界的必然极致是流氓世界，正史历史观的必然走向就是流氓历史观，但正史世界及其历史观是注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它们在表面上虽然不同意流氓世界及其历史观，但内心里早有一个脑袋在点头同意：它们同意给韦小宝一个“通吃伯”与“鹿鼎公”的封号，也同意他带兵上阵厮杀，更同意他在紧要关头使用下三滥手段，但决不会给他在正史上记下一笔，给他一个动听的名号。
或许会有人说，这当然是金庸的小说家言，但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这恰好是正史历史观的一惯手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说得好极了。宣太后也对来访的使者尚子说过：“妾事先王日 ，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身上，而妾弗重也，何也？”（《战国策·韩策》）正史徒弟王世祯对此破口大骂道：“此等秽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王世祯《池北偶谈》）为什么？就是因为史书作者没将宣太后的话来一通“微而显，志而晦”。韦小宝也因为其流氓行径、因为流氓世界的历史观不能入“使者之耳”，不能“载于国史之笔”而被“讳”掉了。你能保证一部二十四史,通通都是光明正大的王化史而没有删掉其极致处的流氓成份吗？这中间被湮灭的又有多少个韦小宝呢？
４杨墨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韦小宝从扬州妓院初来宫中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得知太后居然是假货，而且还养了一个又丑又胖的汉子。虽然皇太后一心想杀韦小宝灭口，但韦小宝仍不免在内心深处将太后引为知已：正是太后首先让韦小宝明白，他可以将宫廷看作扬州妓院。韦小宝后来误打误撞，被邪教神龙教教主及夫人认作徒儿，并被授予“白龙使”这一职位后，才以发现假太后毛东珠原来跟他是一样货色：她也是神龙教教徒。这样，韦小宝不独牵扯在天地会与宫廷的关系中，也牵扯在宫廷、天地会和神龙教的大三角里。按理说，天地会也好，宫廷也好，如果在金庸的早期叙述中（比如在《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里），这些都很可能被处理为正史世界，而神龙教则极有可能被处理为野史世界。“人面不知归何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时的金庸派韦小宝去和这一切接洽，则不仅把正史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也让野史世界成为了流氓的空间。
其实，野史世界成为流氓世界有着更好的基础和雄心大志，野史世界中“为我的盛宴”(扬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这一极,极有可能鼓励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但人们似乎应该记住，其另一极“兼爱的盛宴”(墨子: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必然会对之进行限制；只有当为我的盛宴与兼爱的盛宴连在一起被观察时，才能拥有自身的内涵并共同构成野史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韦小宝流氓行径的理论来源不是“为我的盛宴”，而有其自身准则：这准则来源于前三重世界的互相对话、杀伐的极致；与正史世界的极致必然生出流氓世界一样，野史世界的极端化发展也肯定会产出韦小宝这样的卵蛋。在这里，我不打算玩什么逻辑证明的花呼哨，我要用韦小宝自身的行动来说明这一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肯定会胜于雄辩。
当韦小宝误打误撞，初上神龙教寄居的海外孤岛时，用花言巧语三下五除二就赢得了洪教主夫妇的好感。这隐喻的涵义是：洪教主夫妇固然是“为我的盛宴”上的一道佳肴，却又不是遵从了流氓准则的韦小宝的对手；洪教主夫妇既然已认可了韦小宝并委以重任，则分明透露出野史逻辑也有一个极致，而且这极致就是韦小宝，因为在洪教主夫妇看来，很可能只有流氓最适合、最应该被委以重任，也很可能只有流氓才最有能力完成野史逻辑规定的任务。
事实的结果是：韦小宝一直就把鱼龙混杂的神龙教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来他建议并借康熙之力将神龙教打得四分五裂，神龙教主也命丧当场，连教主老婆早在教主死之前就怀上了韦小宝的种。此时此刻，在康熙面前，韦小宝本来是出于保命才获得“白龙使”这一职位的，却成了在康熙那里能建功立业的手段：可以以“白龙使”为诱饵从内部攻破神龙教。所以康熙对他的机灵非常理解并大加赞赏。无论是野史逻辑还是正史逻辑,都赞成有一个头目拥有相当权利——想想皇帝和墨家的“巨子”、佛家的方丈等名号就可以明白了。从野史逻辑的角度来说，韦小宝身为白龙使而又攻打神龙教，这是不讲义气，当罪不容诛；从正史逻辑的角度言之，韦小宝居然敢致本方头目、对徒众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神龙教主于死地，这是欺君罔上，当然也应碎尸万段。问题的复杂在于，韦小宝也是朝廷的人。他最终会打谁或不打谁，标准全在于他的流氓逻辑；他既不是正史世界的子孙,也不是野史世界的门人。他不必听从它们的号令。
金庸深谙个中要的；他端出韦小宝,目的之一就是作为对正史世界与野世界的嘲弄、颠倒。主要听从野史逻辑号令的神龙教主不会是韦小宝的对手，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底，谁又能成为流氓的真正对手呢？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俗话说，要命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韦小宝就属那种“不要脸”的角色。是啊，在扬州妓院和宫廷这个更大的妓院中长大的后生,还有什么人物堪称其对手？因此，野史逻辑在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洪教主手里，是没有办法与野史逻辑极致处的韦小宝抗衡的。洪教主死前大骂韦小宝为流氓，可惜悟道得太晚了——他本来完全有机会、有内在动力使自己也成为流氓的。他没有努力学习，他考了个不及格。真是合该。
洪夫人既是韦小宝的师父，又是韦小宝的顶头上司，是他的半个主人。但他背着洪教主与其夫人通奸，直到洪夫人已有身孕。洪教主之死与此有直接关系。是啊，娇妻被人占了，“人皆玳瑁，我独乌龟，”洪教主焉能咽得下这口鸟气！这暂且不忙说；关键在于，与自己的师父相爱在金庸著作中至少也有杨过、小龙女一例（《神雕侠侣》），他们的爱情曾经在江湖上掀起了血雨腥风，他们的爱情的确是对对此有不同看法的正史逻辑的一大嘲弄，是真正听从了野史逻辑的召唤，也是为金庸所赞赏的。假如说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情爱金氏还有着相当地严肃、同情、欣赏等感情在内，那么，到韦小宝与洪夫人之间的偷情则完全是调笑的口气了，既不好赞扬也难以反对。流氓有他自身的行动轨迹，他懂得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教诲。而且韦小宝对自己的七个老婆并不真爱，他之所以与洪夫人私通，一半是迫于肉欲 ，一半则是出于危险的情势。
韦小宝对自己老婆们的态度或许可从韦小宝的母亲、老妓女韦春芳那里得到验证：“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看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妇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第50回）韦小宝与母亲的想法如此吻合，他把老婆们径直带往非良家妇女而能入的妓院，足见韦小宝要卖公主云云，并不全是开玩笑。身出皇家之门的公主和身为教主夫人的苏荃都拜倒在韦小宝面前，都被韦小宝操纵于股掌之上，则充分证明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彻底失败，流氓逻辑的彻底成功，流氓世界的周流六虚。
我们也不妨再唠叨一下流氓世界的“义”与野史逻辑的“义”的差别。韦小宝曾多次提到义，也号称是讲义气的，这一点连康熙也理解。韦小宝的“义”与正史逻辑的“义”的差别且不去管它。野史逻辑的“义”是在兼爱的要求下，仗剑挥杀、铲除违反“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混蛋，要求要有胡斐那种“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韦小宝的“义”则是在有利可图时,才开始拔刀四顾，一切标准全在这个流氓逻辑；还有一个前提是，一旦行义不成反有被贼咬的可能时，则毫不犹豫地开溜。这是流氓逻辑的本有内涵。
很显然，韦小宝在大谈义气时，不仅会让正史逻辑生气，让野史逻辑火冒三丈，也会让金庸和我们都感到可笑和滑稽。“义”在韦小宝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充其量乎是一件玩物、是在做性命生意时的一件道具。我们有理由追问，他一面与康熙讲义气、与天地会讲义气，也与神龙教讲义气时，如果这三家在任何时候都拿他毫无办法，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给他，他还会讲义气吗？
野史逻辑在耗尽全部内在功用、在“兼爱”的一极与“为我”的一极互相杀伐争执不休（即其内在冲突）、在这二者与正史逻辑互相争吵却没有胜负后，曾经出现了佛禅的教义前来充当裁判，但效用的有限是显见的。当佛禅对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互相冲突、对它自身本有的内在矛盾感到绝望时，也同意了韦小宝，同意了流氓逻辑的出生。流氓逻辑的脐带始终在野史逻辑和正史逻辑处。我们的文化曾经哺育了多少个韦小宝？明眼人怕不难知道，也恐怕太难知道了。
流氓世界与流氓逻辑的出现，却是中国传统小说精神并不具备，但又是必然的走向。金庸自己就说过：“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个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也相当真实而普遍。”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传统小说精神的终结；但金庸却更上层楼：正是金庸,而不是其他所有古典小说家才看清了流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鹿鼎记》出现后，金庸才能称得上对传统有所贡献、有所发现的大作家，也才能称得上是位用看似俗不可耐的小说文体来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了不起的思想家。
在韦小宝眼中，父 / 子原型及其导出的天理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恩仇 / 杀伐标准，比如父仇、同门之仇、兄弟之仇、大汉中心主义（即民族恩仇）都不在话下，这也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族入侵，汉奸如大雪飘然而下找到了缘由,五代时的老汉奸冯道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同时也指出了正史逻辑的极致在哪里。同样，在韦小宝看来，兼爱(墨子)的伟大，甚至“盗亦有道”式的“为我”（扬朱），以及由此引发的恩仇 / 杀伐标准在他那里，完全是不当一回事的：只要不危及身家性命，也不妨“义”他一“义”，一旦情况有变，则早已夺门而出，甚至不惜身披妓女衣服乔妆打扮。正是这样，我们才说韦小宝已彻底看清了野史逻辑独有的恩仇 / 杀伐模式。
至于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冲突就更不在话下了，韦小宝看起来有时站在正史逻辑一边，有时又踩在野史逻辑的起跑线上，但他真正的落脚点却是自己的流氓逻辑，因为流氓逻辑并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有与以上两种逻辑相重合，或以上两种逻辑总可能在某时某刻于它有利的一面；流氓逻辑只能作为别的逻辑的附庸才能存在。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流氓的先天基因，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人都想以流氓的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它是隐匿的、随时都可以现身的。正是以此为准的，韦小宝才有时站在野史逻辑，有时站正史逻辑上。佛禅更没有在他眼里，韦小宝不断与佛禅对话，不断对之施以辱骂、打击、反诘，最终也将之点化为“妓庙”。韦小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隐匿的先天基因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而康熙只是虚拟的天下共主。至少有一点可以为此作证：康熙最起码没有赢得陈近南的天地会，没有赢得顾炎武诸人的尊敬，而韦小宝获得了。
康熙说：“小桂子（韦小宝），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能脚踏两头船吗？”（第50回）韦小宝终于醒悟了，原来他的流氓世界是三“界”归一的必然结果，但也决不是万能的。残酷的现实也需要他做一次选择。于是他带领老婆们回到了扬州。在回扬州的路上，顾炎武等人还在劝韦小宝代替康熙做皇上，以复我大汉河山。但在韦小宝眼中，大汉中心主义早已归于尘土 ，他对此还有什么兴趣呢？于是他耍了最后一次流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次流氓 ：他假装被争风吃醋的老婆们杀死，从此免去了顾炎武、天地会对他的希望，也免去了康熙对他的依重。他彻底地解脱了。
韦小宝走了，从此不知所终。韦小宝的走投无路而又另觅道途，正是流氓世界的大团圆。在这里，大团圆不是结局，而是开放式的尴尬；它昭示的是，流氓世界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个极限。假如说金庸端出韦小宝是为了解救佛禅调解功能的无力，也是前三个世界的必然走向 ，那么，在韦小宝的流氓世界也遇到难题时，金庸是再也无能为力了。“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李商隐《隋宫》）对金庸来说，只剩下遗憾。就在韦小宝大团圆式地离开了我们后，金庸也终于宣布封笔：因为他不可能在韦小宝的基础上，再开辟一条可行的路途。韦小宝的结局正是中国文化的极限，也是金庸创作的极限。
没有必要为金庸遗憾。金庸再创作下去，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大圈子里，他要不重复自己，还会有什么路数？金庸之后，武侠小说可能的路数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龙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精神的加入，我们从李寻欢、傅红雪等人物身上，能看出尼采和海明威的影子；另一条则是向神魔化发展——比如武功可以开山裂河，轻功可以让人在天上飞翔，这已倒退到《聊斋志异》或武侠小说刚刚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时的水准。这一切金庸都不想重复。因此，韦小宝的大团圆正是金庸在创作上的大团圆，也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流氓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的现实方向。中国文化向来号称博大精深，却在深入思考者的眼中露出了它的原形，这会不会让我们的“古已有之”论者长叹久之呢？诗曰：
一灯风雨忆家山,
马足车尘且未还。
酒失无心空自悔，
诗狂有托恐人删。
几度烽烟迷古路，
千秋碧血染乡关。
抚瑟欲弹清愁结，
悲风漫过乱山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