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31 13:39:45
来自: 王沛仁
(《60年代生人成长史》)
七十年代的评论
4
很认同毛尖的这篇文章。陈丹青们把中国的1970年代写得过于阴暗了，似乎是要衬托他们的光明。
（转贴）毛尖：人头马的70年代
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作者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头马作者，再加上四个大红字书名，我打开书的时候，简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动，就好像少年阎连科拿到《红楼梦》学生韩少功读到《赫鲁晓夫主义》。我 先把书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忆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诗人长得都不咋样。阿城的衬衫还双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张朗朗英俊，陈建华 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没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近六百页的书，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时的激情和速度。不过，看完后，说实话，感觉郁闷。
三十个作者，除了蔡翔阎连科等少数几个，皆出身高眉，当然，所有作者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而在作者的履历中，我们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国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师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出身平民，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啧啧，这沙龙那沙龙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国的宫廷剧这么火，当然有它的 群众基础。所以，听这些人头马顺口溜一样提到，“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陈伯达的儿子，我们对张朗朗们真是有敬 意啊。哎呀，有什么办法，张朗朗们可以说“鲁迅老头儿”，我们不敢。他们出入的不是学部，邻居不是翻译普希金的，就是机关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内高手的 后代。不过，我们的确喜欢，比如李零笔下的那些个人名，张木生，刘晓军，岳小莲，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学，然后有很多茅台级同学，不为鸡犬升天，只 为共同拥有。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这是北岛关于那天的开场，他 喜欢交代诸如“高级工程师”这样的细节，而这也成为《七十年代》全书的一个特色。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
听完广播，“我 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 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这个“他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 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过，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 “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 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作者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 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地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 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2003 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 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 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很显然，北岛不仅要悔其 少作，而且坦言，“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然后记者追问：“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 介意。”
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学课堂给一年级学生讲朦胧诗，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学选择上台朗诵《回答》，“如果海洋注 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些句子，年复一年，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们依然在我心头产生放电的感觉。可是，我们热爱了多年的诗作者，今天 宣布，他惭愧他写了《回答》。而因为这个惭愧，他说他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好像是，他现在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所 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号称，“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没有中国，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国读者。这样，在前不久香港召开的 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北岛毫无负担并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觉得大陆前三十年是毛泽东风格的文体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汉语写作，在这种文体下，“我们已经没 有谈恋爱的语言了，更不要说写作。”但是，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节恰是用这种文体写下的爱情。比如，邓刚说，三十岁的他，爱 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姑娘是共产党员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然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 根本就没有路”。
没有路的情况下，邓刚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这样，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决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姑娘摆上山珍海味的酒 席，因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准备“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他像特务似的潜水了，但因为太 贪心，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艘小快艇驶来，“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结局是，警察救了邓刚，而且，把足够他结两次婚的海参鲍鱼也扔给了他。
我喜欢这个故事。事实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徐冰、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文章，这就是一叠贵族诉苦，当然其中也有日瓦格医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为和北岛等人同处北京文化圈，他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徐冰说，他的同学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但是，他没有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压得变形，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他还写到，下乡时候，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 到内容的程度。”接着，徐冰另起一段，郑重写道：“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的收获，被埋 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 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 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岛不能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反而给这“憎恶”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有未来的生活。这里，让我抄录我非常喜欢的徐冰的一段话：
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 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北岛是决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这么讲，决不是批评北岛的文章，坦白说，单篇文章而论，北岛依然写着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时常还回荡着他 过去年代的激情，比如结尾时，他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这话时隔三十 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 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 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
中文不是行李，这是北岛在主编此书时的一个前提错误，由此，此书的厚重也令人质疑。
对此书的单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还有，就是蔡翔。蔡翔的 文章是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基本上，他四两拨千斤地扭转过本书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节，很短，但很有力量。“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 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天》的视野里，也不在本书主编的视野里，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如此严重的命题 时，阎连科的重大疑问，却成了本书的一个小问号，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 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毛泽东在试图回答阎连科的问题时，迎面碰上了北岛，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来源：
游客 [2009-7-10 15:42:15] 评分(1 分)
文章越来越水了
游客 [2009-7-10 10:33:26] 评分(5 分)
订！
游客 [2009-7-9 18:45:35] 评分(3 分)
这个人的东西，越来越差
游客 [2009-7-9 16:39:10] 评分(3 分)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没有某些人诅咒的昨天，也就不会有被他们赞颂的今天；也正由于如此，由于历史被割断，我们同时却失却了尊严，失却了民族意志，颠覆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的核心价值，这是多少代人都不能弥补上来的，甚至永远丢掉。
游客 [2009-7-9 15:26:22] 评分(3 分)
文学精英们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自己是高等华人，他们的内心苦难原来就就和民众无关，所以他们被民众和历史边缘化当属自然。
游客 [2009-7-9 15:23:56] 评分(3 分)
文学精英自认为高人一等，被读者和历史抛弃当属自然，他们的内心苦难原本就和民众无关。
游客 [2009-7-8 19:20:28] 评分(3 分)
那些著名作家，哎，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和理想，在他们眼里，只有功名，只有财色，他们的内心不再敏感，他们只会埋怨别人，埋怨时代，不懂得反思和感恩。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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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8 2:51:36【左岸特稿】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 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 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 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 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 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 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 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 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 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 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 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 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 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 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 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 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 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 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 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 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 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 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 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 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 是1976年，批判*，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 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 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 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 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 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 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 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 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 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 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 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 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 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 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 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 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 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 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 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 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 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 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 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 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 ”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 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 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 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 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 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 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 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 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 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 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 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 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 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 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 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 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 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 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 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 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 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 《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 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 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 ”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 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 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 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 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 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 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 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 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 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 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 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 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 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 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 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 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 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 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 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 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 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 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 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 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 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 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 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 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 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 “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 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 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 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 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 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 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 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 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 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 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 ”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 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 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 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 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 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 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 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 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 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 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 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 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 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 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 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 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 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 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 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 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 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 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 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 “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 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 ”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 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 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 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 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 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 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 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 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 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 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 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七十年代的评论
4
很认同毛尖的这篇文章。陈丹青们把中国的1970年代写得过于阴暗了，似乎是要衬托他们的光明。
（转贴）毛尖：人头马的70年代
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作者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头马作者，再加上四个大红字书名，我打开书的时候，简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动，就好像少年阎连科拿到《红楼梦》学生韩少功读到《赫鲁晓夫主义》。我 先把书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忆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诗人长得都不咋样。阿城的衬衫还双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张朗朗英俊，陈建华 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没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近六百页的书，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时的激情和速度。不过，看完后，说实话，感觉郁闷。
三十个作者，除了蔡翔阎连科等少数几个，皆出身高眉，当然，所有作者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而在作者的履历中，我们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国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师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出身平民，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啧啧，这沙龙那沙龙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国的宫廷剧这么火，当然有它的 群众基础。所以，听这些人头马顺口溜一样提到，“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陈伯达的儿子，我们对张朗朗们真是有敬 意啊。哎呀，有什么办法，张朗朗们可以说“鲁迅老头儿”，我们不敢。他们出入的不是学部，邻居不是翻译普希金的，就是机关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内高手的 后代。不过，我们的确喜欢，比如李零笔下的那些个人名，张木生，刘晓军，岳小莲，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学，然后有很多茅台级同学，不为鸡犬升天，只 为共同拥有。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这是北岛关于那天的开场，他 喜欢交代诸如“高级工程师”这样的细节，而这也成为《七十年代》全书的一个特色。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
听完广播，“我 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 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这个“他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 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过，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 “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 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作者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 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地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 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2003 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 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 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很显然，北岛不仅要悔其 少作，而且坦言，“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然后记者追问：“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 介意。”
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学课堂给一年级学生讲朦胧诗，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学选择上台朗诵《回答》，“如果海洋注 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些句子，年复一年，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们依然在我心头产生放电的感觉。可是，我们热爱了多年的诗作者，今天 宣布，他惭愧他写了《回答》。而因为这个惭愧，他说他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好像是，他现在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所 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号称，“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没有中国，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国读者。这样，在前不久香港召开的 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北岛毫无负担并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觉得大陆前三十年是毛泽东风格的文体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汉语写作，在这种文体下，“我们已经没 有谈恋爱的语言了，更不要说写作。”但是，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节恰是用这种文体写下的爱情。比如，邓刚说，三十岁的他，爱 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姑娘是共产党员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然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 根本就没有路”。
没有路的情况下，邓刚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这样，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决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姑娘摆上山珍海味的酒 席，因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准备“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他像特务似的潜水了，但因为太 贪心，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艘小快艇驶来，“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结局是，警察救了邓刚，而且，把足够他结两次婚的海参鲍鱼也扔给了他。
我喜欢这个故事。事实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徐冰、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文章，这就是一叠贵族诉苦，当然其中也有日瓦格医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为和北岛等人同处北京文化圈，他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徐冰说，他的同学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但是，他没有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压得变形，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他还写到，下乡时候，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 到内容的程度。”接着，徐冰另起一段，郑重写道：“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的收获，被埋 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 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 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岛不能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反而给这“憎恶”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有未来的生活。这里，让我抄录我非常喜欢的徐冰的一段话：
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 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北岛是决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这么讲，决不是批评北岛的文章，坦白说，单篇文章而论，北岛依然写着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时常还回荡着他 过去年代的激情，比如结尾时，他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这话时隔三十 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 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 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
中文不是行李，这是北岛在主编此书时的一个前提错误，由此，此书的厚重也令人质疑。
对此书的单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还有，就是蔡翔。蔡翔的 文章是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基本上，他四两拨千斤地扭转过本书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节，很短，但很有力量。“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 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天》的视野里，也不在本书主编的视野里，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如此严重的命题 时，阎连科的重大疑问，却成了本书的一个小问号，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 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 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毛泽东在试图回答阎连科的问题时，迎面碰上了北岛，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来源：
游客 [2009-7-10 15:42:15] 评分(1 分)
文章越来越水了
游客 [2009-7-10 10:33:26] 评分(5 分)
订！
游客 [2009-7-9 18:45:35] 评分(3 分)
这个人的东西，越来越差
游客 [2009-7-9 16:39:10] 评分(3 分)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没有某些人诅咒的昨天，也就不会有被他们赞颂的今天；也正由于如此，由于历史被割断，我们同时却失却了尊严，失却了民族意志，颠覆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的核心价值，这是多少代人都不能弥补上来的，甚至永远丢掉。
游客 [2009-7-9 15:26:22] 评分(3 分)
文学精英们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自己是高等华人，他们的内心苦难原来就就和民众无关，所以他们被民众和历史边缘化当属自然。
游客 [2009-7-9 15:23:56] 评分(3 分)
文学精英自认为高人一等，被读者和历史抛弃当属自然，他们的内心苦难原本就和民众无关。
游客 [2009-7-8 19:20:28] 评分(3 分)
那些著名作家，哎，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和理想，在他们眼里，只有功名，只有财色，他们的内心不再敏感，他们只会埋怨别人，埋怨时代，不懂得反思和感恩。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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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8 2:51:36【左岸特稿】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 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 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 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 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 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 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 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 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 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 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 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 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 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 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 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 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 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 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 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 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 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 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 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 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 是1976年，批判*，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 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 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 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 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 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 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 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 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 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 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 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 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 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 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 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 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 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 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 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 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 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 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 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 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 ”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 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 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 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 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 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 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 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 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 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 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 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 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 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 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 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 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 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 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 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 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 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 《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 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 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 ”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 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 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 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 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 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 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 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 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 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 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 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 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 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 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 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 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 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 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 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 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 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 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 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 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 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 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 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 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 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 “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 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 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 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 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 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 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 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 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 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 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 ”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 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 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 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 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 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 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 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 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 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 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 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 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 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 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 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 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 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 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 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 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 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 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 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 “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 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 ”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 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 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 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 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 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 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 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 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 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 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 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本评论版权属于作者王沛仁，并受法律保护。除非评论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七十年代
作者: 北島, 李陀 主编
isbn: 0198005628
书名: 七十年代
页数: 584
定价: 港币108元
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装帧: 平裝
出版年: 2008-12
2009-08-13 07:38:09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关于七十年代，正是我的童年期，问过一辈子当工人的勤勤恳恳的母亲，她的描述与这些人的描述大不一样，也许是底层的原因。2009-08-26 04:45:16 jeosude
问题是怎么把九十年代后的断裂和七八十年代接起来理解；没有这种理解，任何一种姿态都是空洞和矫情的2009-09-10 20:27:30 小马
70年代其他经历者的声音 听不到2009-09-13 12:55:48 小东西
虽然陈丹青的文字读来相当清晰，但是的确很阴暗。很喜欢徐冰那一篇！
毛尖此文甚好！
2009-10-05 20:54:56 忧郁的大爷
搂主文笔不错！ 顶下 我们致力于打造思想的殿堂,学术的阵地.发表你的言论,畅谈你的思想.....思想交流，好书推荐，以书会友。人,岁月,生活书友群招人了,群号91443063欢迎大家加入
2009-12-20 01:38:51 idiotyan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从这诗句里，我是可以读出狂妄的，而狂妄大都出自无知、愚昧。前一句的道德承担，几乎是将自己神化的自大。北岛的对少作的懊悔，是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连绵不绝的“愚昧”和“狂妄”的反思。
至于北岛本人“有文化去国家”的态度，如果“流毒广布”，会有什么危害呢？当然，作为一种思想，这六个字过去简单了。
徐冰也在反思，反思人在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的偏见和愚昧，尽管“愚昧也是一种养料”，但人还是要尽量减少愚昧所带来的危害，尽可能选择更准确的方向和道路的。
2009-12-20 01:59:43 idiotyan
另外，人头马是种什么味道的酒啊？我知道价格似乎是昂贵的。但是味道不好吗？酒味很薄吗？不醇厚吗？2009-12-21 09:50:24 没有人给他抛媚眼的上校
很显然，这个人是崇毛者。他看到别人在得知偶像死讯时的会心一笑，接受不了。2009-12-21 10:37:17 小东西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 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
这话说的多好啊，不知楼上鄙视的是谁。
2009-12-25 15:14:25 西风残照
毛尖很想校正那些贵族的苦难占据话语权的状态，她希望能有更大层面的表达浮出来，而不想让人觉得七十年代就是这样的，或者只是那些贵族的，与底层无关。2009-12-25 16:06:27 没有人给他抛媚眼的上校
我说说我的七十年代。父母是厂子里的，每年春节肉食凭票供应，多少量不记得了。我家厨房搭在屋外。有一年领了肉，和着萝卜一块炖。第二天，萝卜炖肉不见了，被人连锅端了。于是全家过了个没肉的春节。
有更惨的。我一同学，父亲夜里去厂子附近的村里偷土豆，被农民兄弟发现后一阵锄头锄死了。
要问我对七十年代最深的印象是什么，那就是：没肉吃。
2010-01-03 14:15:33 果然
各说各的７０年代，主要看真实与否，倒不必统一口径．不过，北岛老师的确矫情了。一看就揣着现在的刀子来乱砍那个时代．还故作深沉．家伙该检讨．2010-01-04 00:22:35 曼生
正是我想说的话，北岛的文章让人读着有一种距离感，感觉加入了很多文人的构思，怎么说，怎么想，似乎都有一个模式，怎么感人，怎么共鸣，郭路生的诗收尾呼应着。陈丹青次之，因为陈丹青不是个纯文人。我最喜欢的是徐冰的那篇文字，他绝不是北岛王克平那种站在风口浪尖的人，他的平凡隐忍克制让他特别的突出，在一堆穿着宽袍大褂的人里面显得格外的有线条感。
我想北岛自己也是有所反思的，他把徐冰的文章放在了第一个。
2010-01-11 21:30:00 yeyeye
张郎郎真英俊真英俊，看到他的照片，我忍不住偷偷亲了一口。其实他比我爸爸还老了哈哈哈哈哈哈哈2010-01-11 21:55:47 yeyeye
张郎郎真英俊真英俊，看到他的照片，我忍不住偷偷亲了一口。其实他比我爸爸还老了哈哈哈哈哈哈哈2010-01-20 12:09:46 俩飞
确实有这种缺陷，但是我觉得毕竟人家经历过那些大事，而且还混出来了，应该允许人家小吹嘘一下。另外，阿坚那篇写得比较平实。总体来说，这部非历史典籍的文学作品填补了一些集体记忆的空白。2010-01-20 12:30:02 曼生
建议大家去看未删节版的2010-02-12 14:16:09 彭小总
有几个作家画家是从真正的农村走出来的。七十年代难道要找一群农民去叙述？2010-02-14 23:24:38 BlueFly
北岛是回不来好不好。。。他爸死了才回国一次。另外那时候名人才子不像现在这么难见，只要你有胆有才，名气多大的文人都能见。毕竟当时文人大多被打压到底层的底层，遇到年轻的知音还是很高兴的。
楼主转的这篇书评文笔真不错。
2010-03-05 10:00:17 深蓝色
各说各的７０年代，主要看真实与否，倒不必统一口径．不过，北岛老师的确矫情了。一看就揣着现在的刀子来乱砍那个时代．还故作深沉．家伙该检讨．-----------------------------------------------------------------------------------------
我想骂娘
2010-03-28 14:44:47 迟痴
其实能够否定自己也是一种进步。自己眼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不同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看过去的时候。不明白毛尖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些70年代的人头马毕竟有舍己的投入，是被枪打的人头；现在的高干子弟，贵族们的派对呢，消费人头、马。2010-04-04 20:37:28 colours
正在看这本书，有些篇章不错，矫情肯定是有点，尤其陈丹青，不喜欢。2010-04-18 19:54:08 四郎
突然觉得，在那个年代，哪怕是自己做决定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2010-06-22 12:22:19 剑桥七杰
毛尖是个大傻逼 鉴定完毕。。。。。豆瓣上我不怎么骂人 我知道骂人不对 没教养 但，这厮误导的厉害！！！！！！2010-06-23 13:41:49 gato
http://www.jintian.n北岛访谈 － 香港城市大学文学节
问： 今天（4月23日）正好是您海外漂泊的第21周年，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
答： 真是巧合，是我在演讲时才突然想到的。我没那么多愁善感， 你想想，如果人生三分之一都在海外，早就习以为常了。
问： 您在香港两年多了，今天早上的讲座上您讲到您在中文大学的创作课。 对比起来，一些大陆的学生很有热情，却几乎没有机会能接触到您这样知名的作家作为他们的老师，您的香港学生有这么好的机会，却表现得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香港的大学普遍存在一个矛盾，在其它学科领域也是一样—大学提供很优质的资源，老师的水准很高，但是学生并没有充分利用。您怎么看这个矛盾？
答：这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可能的话，我甚至愿义务到民工子弟的学校去教书，我相信他们渴求知识，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比如广州中山大学新建的博雅学院就很想请我去教书， 我看过那里的学生写的读书报告，水平很高。因材施教，老师才会有成就感，但没办法，我回不去（笑）。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资源分配不均，香港尽管占据了资源优势，但很多学生并不珍惜。原来我教诗歌创作课，发现教写诗是不可能的，后来改成散文创作课，也不灵，创作这一行要“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打算再回去教我原来的课，诗歌翻译欣赏课。
问：您主编的《七十年代》有设想过针对什么特定的读者群吗？比如说针对什么年龄段的读者。
答：主要的想象读者之一就是你们这代年轻人。编这套书时我会常常想到我女儿（跟你们差不多大），她是我潜在的对话者。《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历史写作中个人叙述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历史往往是官史或或正史，这样的历史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想用个人史、民间史丰富或改写官史或正史，用大量细节构成历史叙述中的“肌理”。
问：您会经常和您女儿谈这些问题吗？
答： 是啊，她很喜欢《七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好处是每个人的叙述都不一样，他们的观点、处境和经历都不一样，更加丰富了叙述的复杂性。现在我们正在编第二卷。在编第一卷时，我们发现有一定局限性，有些批评是对的，说作者主要以北京上海的精英为主。现在我们试图扩大到更广大的地区和阶层，包括少数民族。不过有困难，首先得会写，文字能吸引人，对于不常动笔的人来说难度很大。我希望第二卷明年出版。
问：您说到的局限性和上海作家毛尖评论《七十年代》里所提出的批评有什么关系吗？
答： 毛尖有些提问是有道理的，她很敏感。但我认为毛尖代表了一个很不好的写作方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新媒体写作”。在她这篇文章里，采用的就是流行的“短、平、快”方式， 连续发问，任意转换，根本无意进行任何深入的讨论。我怀疑她是否认真读过《七十年代》。可以进一步说，文体就是内容，由毛尖等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基本上是在消解历史消解意义消解任何严肃性话题，这种倾向很危险，因为他们在青年读者中有很大的市场。
问： 这种写作方式的流行，跟您提到的“一个人非常大的受到他初期经历的影响”有关系吗？ 因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像你们有一些复杂的痛苦的早期经历，他们的人生初期经历应该是相对比较幸福的。
答： 我不知道毛尖的具体经历。这一代反抗上一代，本来很自然，但在反抗的同时也应该好好了解上一代吧，而不是用简单、轻松、戏谑的方式一笔勾销，这对历史至少是不负责的。而我们《七十年代》恰恰是采用和毛尖完全相反的方式，强调文体的厚重，强调个人细节的重要，强调不同视角和观点的共存。在我看来，文学从骨子里就是精英式的，就是要和垃圾文学、以娱乐性为主的流行文学相对抗。
2010-06-23 14:23:16 剑桥七杰
灰常感谢楼上。北岛说出了我说不出的话。北岛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毛尖根本是个实用主义者。这样的人在主导着我们的文化事业，他们是将文化纳入市场化的中坚力量。就眼下看来，他们的运作非常成功。但可以肯定滴说，“富不过三代”。后人不会记得他们。2010-06-23 16:50:30 Erich
毛尖老师可是很深刻滴！别这么说她！她是以广度带深度~2010-06-23 18:52:04 剑桥七杰
去他妈的深刻吧 早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鸟 一直没鸟他 你挣你的钱去 买奔驰宝马也没人说你 可你别不知深浅的瞎评价你的前辈 不是不让你批评 是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再批评 别以为现在的市场认可你 你就是No.1....差的远哩！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把一切价值加以否定怀疑的二把刀~~不是陈丹青他们写的沉重，而是那个年代本身太沉重！！这叫写实而已。2010-06-23 23:49:57 gato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 1976 年9 月9日。听完广播，“我 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 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 “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 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
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作者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 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地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 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
毛尖可能对北岛庆祝老毛过世有点不爽吧。政治立场问题。
ZF不允许北岛回国，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不配记录历史，可能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吧。
2010-06-24 00:12:06 剑桥七杰
嗯，说白了都是意识形态问题。谁是性情中人，谁是务实、投机分子。一目了然。毛尖，回家奶孩子去吧~~~~~~~~~~~~~~~~~~~~~~~~~~~~~~~~~~~~~2010-06-28 10:33:08 cutecat
毛尖大傻逼2010-10-15 16:44:41 散游
如今60岁左右的人在最佳年龄段是七十年代，如今能够写几笔的人很少，更有把命献给了那个年代………… 。不堪回首，但永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2010-10-25 12:25:47 虫子兰德里尼
如果文学只是一种玩乐方式，那么陈丹青是很矫情，可是，他曾目睹的一幕幕，可不只是你我在纸上看到的文字、谈论的游戏……2011-05-31 11:28:43 西
最不喜欢的是邓刚那一篇——这是回忆录，还是写小说呢？为了记忆历史考虑，那么还原真实情景是最重要的，无论个人认知和他人认知之间有多大差别，毕竟，无数个个体的记忆，才组成一个时代的记忆。
毛尖此篇评论，放在大多数人连这群人头马的历史也不关注的年代，有失偏颇了
2011-06-04 19:23:53 愁容骑士
我喜欢张朗朗那段2011-08-22 11:37:24 Alci
北岛等人的叙述其实不只是回忆，不仅仅是恢复70年代的“原貌”，更不是对历史问题的“回答”。这本70年代，其实大部分内容是叙述中国是怎样走进现代的。毛尖写道：“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这个“他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 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北岛他们的笑，是对未来的＊相信＊，而其他很多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反而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我相信北岛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他的”笑“中，强烈的预言了自由和抗争。这是整个80年代的伏笔。
你可以说《七十年代》应该更广法的取材，多听听其他阶层的声音，我没有意见，也想多看看。但是作为80年代的继承者，我有些自私的更希望看到如今的中国思想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2011-12-08 09:00:23 秋水方成
贵族的诉苦。有点意思。要是被压迫在底层的农民们，他们是连诉苦的机会都没有的。
仔细想想，不过尔尔。
文革是民族和人民的痛苦史，而不是几个贵族后代的所谓痛苦安慰意淫史。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反省，甚至觉悟。
看来，文革是真正失败了。
2011-12-22 19:04:58 迷公子
没有平民的声音不能怪罪发出了声音的贵族吧。2011-12-22 19:07:18 迷公子
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谈何容易。再说，穿透穿不透是要求的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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