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语境中的卡佛
现在谈论卡佛已经逐渐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我们写的评论比他的小说还要长，我们说的话比他笔下的人物的还要多，我们制造了喧嚣评价他的沉默，我们把他的简约看成了流行和时尚，对他背后大半生遭受的困难视而不见。卡佛在中文语境里受到的追捧已经遮蔽了他的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所以当我拿到了卡佛最新中文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统称为《当》）时候，有点不知所措。09年年初《大教堂》出版的时候，卡佛的小说让我耳目一新，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09年9月份卡佛的另一本小说集《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自认为从中发现了卡佛与我们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夸夸其谈了许多；这一次，面对《当》的时候，除了默默地读他的小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绕远点，不妨先说些闲话。海明威有个短篇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短短几页的篇幅中只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小火车站旁边的对话。通过海明威的叙述我们对这对男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等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女孩要去那里做个手术，也许是堕胎手术，也许只是我们的猜想。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相爱，不知道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通篇留下的只有平淡之极的对白。但是令人惊奇之处就在于，就这样几页的小说，读者却可以根据他们的对话想象出无穷无尽的故事，隐藏在对话背后的可能性数不胜数。这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短篇，描写的几乎是一个神话般的原型，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个短篇又极为具体，截取的只是生活中最为平淡无奇过后即忘的一个情境的形象。这样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如此突兀，以至于它没有任何前提的铺陈，没有过度的情节，也没有明确的结尾，时间与空间几乎静止在对话发生的那一刻钟里。昆德拉给海明威的这个短篇的评语是，它抓住了一种具体的时间。在这个具体的时间里，平时最为忽略的小说场景变形放大到无限，细节成为了小说的中心，而填补细节则成为了读者阅读的乐趣所在。
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说海明威。众所周知，卡佛是继海明威之后又一位把简洁诗学伸展到了极致的作家，而正是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随后被奉为了简约派文学的典范。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在《普通人：卡佛、福特和蓝领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到，卡佛蜚声文坛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后贝克特式的”，是一种“经过现代主义的怀疑与绝望情绪锻造的现实主义”。我们读卡佛的小说往往注意到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一个个卑微的普通人，他们酗酒，吵架，离婚，失业，无一不在生活的边缘，他们失败的情感，可怜的自尊让我们看在眼里自然觉得感同身受。我们全身心的认同卡佛的现实主义触角，但是却往往忽略他小说中处处弥漫着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身影。我有一个很简单有趣的例子，一个朋友对我手中的卡佛充满疑问，他问我“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句子或者这题目到底想说明什么意思。我哑口无言，只能说这个好看的句式其实根本没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同名的小说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许我们该这样谈论卡佛，他讲述的不是故事，也没有意义，只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的展现，瞬间的疏离，莫名的出轨，生活的断章。他的小说中人物一直在说话，在生活，从不追寻意义，我们这些读者何必要苦思冥想其中的道德意蕴呢。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及《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之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骨架。这个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过人之处在于，他发明了一种写作方法，对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书进行概括性和缩减性的书写，因此他的短篇才散发出一种如此简练和迷人的魔力。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卡佛的创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一本并不存在的书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时候却是先真真切切写完一个故事，然后对其进行精简。自选集中《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收录到小说集《当》中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甚至删去了四分之三的内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个破碎的、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浓缩的框架。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是意义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赖读者的阅读和头脑中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补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恰好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小说理论，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了填补他作品空白的创造，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卡佛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容易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他笔下的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以来，我们阅读卡佛的时候，仿佛观照着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某种我们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最后有个疑问不得不提，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译者是小二，与09年9月份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是同一个人。既然是同一译者，而且这两本小说集中有许多篇目是重复的，为何在重复篇目的译文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呢。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就变成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变成了“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也许，你会以为两者相差不是很大，意思基本相同，并不影响阅读。但不仅仅是译名，就连译文也有所不同，我想问的是，这种明显的差异仅仅是译者的一时兴起所为，还是由于卡佛小说原文之中就存在如此的差别呢？
思郁
2010-2-2书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美】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绕远点，不妨先说些闲话。海明威有个短篇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短短几页的篇幅中只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小火车站旁边的对话。通过海明威的叙述我们对这对男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等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女孩要去那里做个手术，也许是堕胎手术，也许只是我们的猜想。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相爱，不知道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通篇留下的只有平淡之极的对白。但是令人惊奇之处就在于，就这样几页的小说，读者却可以根据他们的对话想象出无穷无尽的故事，隐藏在对话背后的可能性数不胜数。这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短篇，描写的几乎是一个神话般的原型，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个短篇又极为具体，截取的只是生活中最为平淡无奇过后即忘的一个情境的形象。这样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如此突兀，以至于它没有任何前提的铺陈，没有过度的情节，也没有明确的结尾，时间与空间几乎静止在对话发生的那一刻钟里。昆德拉给海明威的这个短篇的评语是，它抓住了一种具体的时间。在这个具体的时间里，平时最为忽略的小说场景变形放大到无限，细节成为了小说的中心，而填补细节则成为了读者阅读的乐趣所在。
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说海明威。众所周知，卡佛是继海明威之后又一位把简洁诗学伸展到了极致的作家，而正是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随后被奉为了简约派文学的典范。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在《普通人：卡佛、福特和蓝领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到，卡佛蜚声文坛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后贝克特式的”，是一种“经过现代主义的怀疑与绝望情绪锻造的现实主义”。我们读卡佛的小说往往注意到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一个个卑微的普通人，他们酗酒，吵架，离婚，失业，无一不在生活的边缘，他们失败的情感，可怜的自尊让我们看在眼里自然觉得感同身受。我们全身心的认同卡佛的现实主义触角，但是却往往忽略他小说中处处弥漫着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身影。我有一个很简单有趣的例子，一个朋友对我手中的卡佛充满疑问，他问我“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句子或者这题目到底想说明什么意思。我哑口无言，只能说这个好看的句式其实根本没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同名的小说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许我们该这样谈论卡佛，他讲述的不是故事，也没有意义，只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的展现，瞬间的疏离，莫名的出轨，生活的断章。他的小说中人物一直在说话，在生活，从不追寻意义，我们这些读者何必要苦思冥想其中的道德意蕴呢。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及《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之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骨架。这个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过人之处在于，他发明了一种写作方法，对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书进行概括性和缩减性的书写，因此他的短篇才散发出一种如此简练和迷人的魔力。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卡佛的创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一本并不存在的书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时候却是先真真切切写完一个故事，然后对其进行精简。自选集中《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收录到小说集《当》中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甚至删去了四分之三的内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个破碎的、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浓缩的框架。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是意义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赖读者的阅读和头脑中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补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恰好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小说理论，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了填补他作品空白的创造，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卡佛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容易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他笔下的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以来，我们阅读卡佛的时候，仿佛观照着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某种我们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最后有个疑问不得不提，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译者是小二，与09年9月份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是同一个人。既然是同一译者，而且这两本小说集中有许多篇目是重复的，为何在重复篇目的译文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呢。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就变成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变成了“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也许，你会以为两者相差不是很大，意思基本相同，并不影响阅读。但不仅仅是译名，就连译文也有所不同，我想问的是，这种明显的差异仅仅是译者的一时兴起所为，还是由于卡佛小说原文之中就存在如此的差别呢？
思郁
2010-2-2书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美】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