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杨铭宇＜我们台湾那些年＞
《昨日书》保持着《地下乡愁蓝调》的行文风格，马世芳并没有跳出后者那种对青春回忆、对没有赶上那个摇滚乐黄金时代的遗憾，以及对一段时间里自己所能拥有的、那些只对某个时期的自己才有意思的东西的描述。
借用马世芳在《昨日书》之《透明的版型》一篇中对书的解读：好的书应该是透明的，让人一路读进去，气都喘不过来。马世芳在自己第二本文集《昨日书》里营造的，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世界，而组成这世界的，是音乐，是记忆，是那一段段已经过去，但还称不上“历史”，只能称为“往事”的“音乐记忆”。之所以还不能称其为“历史”，因为《昨日书》论篇幅基本都是短文，甚至有些八卦。但马世芳用这貌似八卦的细节忠实记录了台湾音乐史上的一个个重要片段。母亲作为电台DJ的身份，以及自己从童年起就与广播这一行形成了扯不断的关系，给了马世芳机会去接近普通人所不了解的音乐人的背面。
《昨日书》保持着《地下乡愁蓝调》的行文风格，马世芳并没有跳出后者那种对青春回忆、对没有赶上那个摇滚乐黄金时代的遗憾，以及对一段时间里自己所能拥有的、那些只对某个时期的自己才有意思的东西的描述。阅读《地下乡愁蓝调》，很容易会对书中所引述的音乐人、音乐产生共鸣，因为马世芳的文字和读者、乐迷的视角几乎是平等的。和很多高屋建瓴、从上往下把音乐往深了、往玄乎了说的乐评人不同，马世芳所做的是让你从更宽的角度去了解乐人，理解音符和歌词所涵盖的那种宽度。
相较之下，《昨日书》不仅免去了乐评人常见的那种高度，连《地下乡愁蓝掉》所持有的那种宽度也变得若有若无，取而代之，撑起这“八年光阴之文字”的，是一个“认真乐迷”长大成人的感悟。
比如《昨日书》开篇《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即是一段精彩。从70年代始，到1993、1994年升入大学开始初涉专业音乐推介、评价人为止，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音乐人名字在字里行间跳动。说熟悉是因为整整20年，这些名字都是台湾音乐发展进程里极为重要的中坚或者先驱，说陌生因为能大卖的专辑往往挂的都不是他们的名字。马世芳用纪实的笔法，勾画初出道时伍佰的“有形”，王明辉、陈明章们用方言针砭时政的“有神”，叶树茵、潘越云们凝练澄澈之“声”，罗大佑、陈升们沉郁浓重、非黑即白不容中庸之“色”。衔接起这一切的，是母亲陶晓清女士悉心招待离家求学的孩子的片段，是马世芳与学长在路边摊一边喝当归猪脚汤一边心忧国事的学生时光，以及自己初涉乐评人这一行当的艰辛。
母亲陶晓清那句“你自己也知道有没有认真吧”，一定给作者的为人处事烙下了深刻印记。于是，《昨日书》里记录的很多篇章，即使只是一段八卦往事，都能让人在作者的文字间去主动追寻、思考这事件背后蕴含的深意。比如老广播人（其实隐喻着无数以文化、艺术为职业者）身上那种宝贵的甘于寂寞的精神；李双泽在“淡江事件”里扔掉的那瓶可乐，被引申开一场关于台湾在日美文化、乡土文化轮换间的变迁史；李泰祥经典的《告别》，前后波折何尝不是现代社会商业与艺术两种力量永无止境的互搏。更不用提时不时作为背景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我们台湾那些年”才会有的社会现象。
张铁志在《时代的噪音》里对鲍勃·迪伦的音乐作解读的时候，曾经提出：迪伦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永远是要去提醒人们，认识这个世界，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跟着别人走。所以迪伦不愿意说自己是抗议歌手，不愿意做这个世界的偶像。马世芳在《昨日书》里，同样实践着这一理论。着力于台湾本土音乐的“烟花与火焰的种子”部分，他认真地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描述，就像收藏在他（还有他母亲、朋友）抽屉里的一盒盒音带。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在唱片业几乎崩盘的现在，台湾本土音乐如果不把根基扎稳扎深，也许有一天一切就都会被忘记了。就像当年李双泽振臂一呼“我们要唱自己的歌”，马世芳用自己踏实的文字，引着阅读这些文字的人，自己去了解值得珍重的本土音乐和文化。
即使到重点转向西方摇滚黄金时期的第二部分“余烬尤温”，当记录的对象变成读者更耳熟能详的迪伦、列侬、Pink、贾格尔等等早已被列为大神的传奇，马世芳的笔触依然保持着“还神以肉体凡胎”的冷静。于是，读者才能发现迪伦在作“The Never Ending Tour”巡演时，每天还在思考、创作，这种由无尽的时间所形成的积淀，也只有像马世芳那样花几倍的时间去体会才能浅尝其味。如果不是作者，又有几个人会去想，当西方一代年轻人在伍德斯托克的泥浆里打滚时，身处的这个国家的同辈人在干些什么，以及打完滚后是洗洗睡了，还是像段氏兄弟那样继承发展“Rock”这个词所包含的深意。
《昨日书》的序，是马世芳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戏虐自嘲间透露着甘于平静的淡定，以及对现在自我的坚持。也许有一天，当真的老到只能被后辈嘲笑而不自知的时候，依然能淡淡一笑，对他说：我是认真地在做一件事，而且一直是认真的。那么，昨日即使已成飞灰，那又如何。
借用马世芳在《昨日书》之《透明的版型》一篇中对书的解读：好的书应该是透明的，让人一路读进去，气都喘不过来。马世芳在自己第二本文集《昨日书》里营造的，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世界，而组成这世界的，是音乐，是记忆，是那一段段已经过去，但还称不上“历史”，只能称为“往事”的“音乐记忆”。之所以还不能称其为“历史”，因为《昨日书》论篇幅基本都是短文，甚至有些八卦。但马世芳用这貌似八卦的细节忠实记录了台湾音乐史上的一个个重要片段。母亲作为电台DJ的身份，以及自己从童年起就与广播这一行形成了扯不断的关系，给了马世芳机会去接近普通人所不了解的音乐人的背面。
《昨日书》保持着《地下乡愁蓝调》的行文风格，马世芳并没有跳出后者那种对青春回忆、对没有赶上那个摇滚乐黄金时代的遗憾，以及对一段时间里自己所能拥有的、那些只对某个时期的自己才有意思的东西的描述。阅读《地下乡愁蓝调》，很容易会对书中所引述的音乐人、音乐产生共鸣，因为马世芳的文字和读者、乐迷的视角几乎是平等的。和很多高屋建瓴、从上往下把音乐往深了、往玄乎了说的乐评人不同，马世芳所做的是让你从更宽的角度去了解乐人，理解音符和歌词所涵盖的那种宽度。
相较之下，《昨日书》不仅免去了乐评人常见的那种高度，连《地下乡愁蓝掉》所持有的那种宽度也变得若有若无，取而代之，撑起这“八年光阴之文字”的，是一个“认真乐迷”长大成人的感悟。
比如《昨日书》开篇《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即是一段精彩。从70年代始，到1993、1994年升入大学开始初涉专业音乐推介、评价人为止，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音乐人名字在字里行间跳动。说熟悉是因为整整20年，这些名字都是台湾音乐发展进程里极为重要的中坚或者先驱，说陌生因为能大卖的专辑往往挂的都不是他们的名字。马世芳用纪实的笔法，勾画初出道时伍佰的“有形”，王明辉、陈明章们用方言针砭时政的“有神”，叶树茵、潘越云们凝练澄澈之“声”，罗大佑、陈升们沉郁浓重、非黑即白不容中庸之“色”。衔接起这一切的，是母亲陶晓清女士悉心招待离家求学的孩子的片段，是马世芳与学长在路边摊一边喝当归猪脚汤一边心忧国事的学生时光，以及自己初涉乐评人这一行当的艰辛。
母亲陶晓清那句“你自己也知道有没有认真吧”，一定给作者的为人处事烙下了深刻印记。于是，《昨日书》里记录的很多篇章，即使只是一段八卦往事，都能让人在作者的文字间去主动追寻、思考这事件背后蕴含的深意。比如老广播人（其实隐喻着无数以文化、艺术为职业者）身上那种宝贵的甘于寂寞的精神；李双泽在“淡江事件”里扔掉的那瓶可乐，被引申开一场关于台湾在日美文化、乡土文化轮换间的变迁史；李泰祥经典的《告别》，前后波折何尝不是现代社会商业与艺术两种力量永无止境的互搏。更不用提时不时作为背景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我们台湾那些年”才会有的社会现象。
张铁志在《时代的噪音》里对鲍勃·迪伦的音乐作解读的时候，曾经提出：迪伦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永远是要去提醒人们，认识这个世界，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跟着别人走。所以迪伦不愿意说自己是抗议歌手，不愿意做这个世界的偶像。马世芳在《昨日书》里，同样实践着这一理论。着力于台湾本土音乐的“烟花与火焰的种子”部分，他认真地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描述，就像收藏在他（还有他母亲、朋友）抽屉里的一盒盒音带。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在唱片业几乎崩盘的现在，台湾本土音乐如果不把根基扎稳扎深，也许有一天一切就都会被忘记了。就像当年李双泽振臂一呼“我们要唱自己的歌”，马世芳用自己踏实的文字，引着阅读这些文字的人，自己去了解值得珍重的本土音乐和文化。
即使到重点转向西方摇滚黄金时期的第二部分“余烬尤温”，当记录的对象变成读者更耳熟能详的迪伦、列侬、Pink、贾格尔等等早已被列为大神的传奇，马世芳的笔触依然保持着“还神以肉体凡胎”的冷静。于是，读者才能发现迪伦在作“The Never Ending Tour”巡演时，每天还在思考、创作，这种由无尽的时间所形成的积淀，也只有像马世芳那样花几倍的时间去体会才能浅尝其味。如果不是作者，又有几个人会去想，当西方一代年轻人在伍德斯托克的泥浆里打滚时，身处的这个国家的同辈人在干些什么，以及打完滚后是洗洗睡了，还是像段氏兄弟那样继承发展“Rock”这个词所包含的深意。
《昨日书》的序，是马世芳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戏虐自嘲间透露着甘于平静的淡定，以及对现在自我的坚持。也许有一天，当真的老到只能被后辈嘲笑而不自知的时候，依然能淡淡一笑，对他说：我是认真地在做一件事，而且一直是认真的。那么，昨日即使已成飞灰，那又如何。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