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 比较优势中做最好的自己
这本书是林毅夫老师在北大所开设同名课程的整理。书中以“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去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成就、问题、机遇和挑战。
范蝥“三聚其财三散之”、“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投机和市场经济就已十分活跃;《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汴梁城,柳永《望海潮》中“东吴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让人看到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繁华和领先,也读出了作者对历史和古文的娴熟。
然而这种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并没有维持到现代社会,加个问号,便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对于这个谜,理论界已有“文化决定论”、“国家竞争和专利保护”等假说,作者一一找出其中缺陷,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变迁速度加快而非蒸汽机的发明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钢铁的大量生产使用;现代科学使用数学和实验室可控试验取代经验来加速试错,进而加速发明创造,技术革新,认为恰是维持着古代中国统一繁荣的科举制度妨碍了新发明的产生,因为四书五经和它所蕴含的君臣父子的价值体系是唯一的考核内容,数学和科技,则像《天工开物》序言中宋应星写道的:聪明而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它的,无益于科举。
至于科举在维持国家的稳定的作用,作者给予了很大的肯定:秦以后,改贵族制为郡县制,地方官员由中央指派,官员的选拔由科举:为那些既聪明又有野心的人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机会,能通过正常手段成为统治阶级他们就不会造反。今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关于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被阻的担忧,实该忧!无需林荫大道,但总得有条路。
时间迅速的拉到现代,1949-1978,建国以后我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路子。重工业有三大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要有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进口、一次性投入巨大,试着想想首钢长达几年浩大的搬迁,汽车业普遍采用的"市场换技术"的合资形式,这几点便容易理解。
显然这些特征与当时的国情有着巨大的矛盾。要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第一步便是利用行政手段控制银行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同时维持已建成项目的高利润作为下阶段项目的投入,维持的手段通常是给予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同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原材料、资金、工人工资,工人工资被压低,则必须要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食品、服装、住房、交通。还要解决外汇短缺、进口机器设备的问题,人为高估本币价值,压低汇率便随之而来。
工业品以外的商品价格被人为的压低,就造成了需求的扩大,供给的减少,便形成了如食品短缺的种种短缺。扭曲的价格在市场的配置下不能正常的运转,计划配置便随着登场。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合作化可以看做计划经济的标志,如果还是小农个体,农产价格低,他便不愿去种植自身消耗以外的作物,整个经济活动便难以为继。
反观这个时期的经济战略,农业哺育工业特别重工业,农村哺育城市,壮大重工,壮大国防是路线和目标。单看这个目标,确实达到了,卫星原子弹。但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出现了59-61年的大饥荒。始于这个时期的,用于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农信社仍延续至今。
同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却迅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称为“东亚奇迹”。作者以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理论去解释这个奇迹。自生能力是指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在不接受外界扶持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正常利润的能力,即没有行政优惠还能盈利的能力。在比较优势之前要说要素禀赋结构,各国在各个时期各种生产要素的富余程度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农业和我国相比,表现为资金多,劳动力少,在这种情况下用富余的资金去购置不菲的农机设备而不是去雇佣更多的劳工是合理的选择,而在我国,劳动力充裕,资金短缺,这种情况下去一味强调“农业机械化”就不是合理的提法。更多的运用自身的长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便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
这么看来,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便不符合比较优势,而日本和“四小龙“在自然条件和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赶超战略情况下被迫走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的道路而成功。今年,”产业升级“不绝于耳,其实,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必须以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产业要升级,先必须提高资本对生产力的相对富余程度,即提高每个人平均资本占有量,可见资本的积累极其重要,可见盈利极其重要。
再接下来,78年底至今的改革。
改革是从凤阳小岗村自发进行的包干到户开始的,79至84年这种新制度在全国迅速铺开,与传统宣传所不同的,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反观合作制度的传统农业为何没有取得所设想的规模效应,作者认为农业相较工业投入难以控制,绩效难以考核,且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农民退出权被剥夺,激励机制难以奏效,所以生产力水平小于个体之和。
农业改革之后还存在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当然,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农业以外。
工业部门的改革随之而来,国企改革是其中的重点,对于中小型的国企通过私有化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便是郎咸平和吴敬琏所论战的“国有资产流失”和郎著名的“保姆理论”的出处。而对于大型国企,作者并不认为单纯通过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大型企业不论国有还是私有,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分离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都会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将企业置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以行业平均利润来考核经理人的能力,而在此之前,需要剥离掉企业如为提高就业而形成的人员冗余等政策性负担。显然,在产权问题上,作者没有周其仁来的执着。
相较于苏东国家改革的休克疗法,我将我们的改革称为“两阶段改革”,先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一阶段,和剥离诸如行政性垄断、利率优惠等各种政策性优惠,将之暴露与完全竞争市场的二阶段。显然,目前我们正处于二阶段改革前的蓄力时期。
全书下来,让人识得特别是改革以来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识得“提出问题、援引即有理论、查找理论缺陷、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模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清楚认识自己和别人,找到比较优势,遵循这个比较优势,利人利己!双赢的技巧并非相互的让步,而是找到对于双方重要程度不同的要素进行交换,例如巴以“土地换和平”,其实正是“比较优势”这个经济理论在发挥着作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ac7bb50100vgc0.html
范蝥“三聚其财三散之”、“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投机和市场经济就已十分活跃;《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汴梁城,柳永《望海潮》中“东吴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让人看到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繁华和领先,也读出了作者对历史和古文的娴熟。
然而这种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并没有维持到现代社会,加个问号,便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对于这个谜,理论界已有“文化决定论”、“国家竞争和专利保护”等假说,作者一一找出其中缺陷,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变迁速度加快而非蒸汽机的发明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钢铁的大量生产使用;现代科学使用数学和实验室可控试验取代经验来加速试错,进而加速发明创造,技术革新,认为恰是维持着古代中国统一繁荣的科举制度妨碍了新发明的产生,因为四书五经和它所蕴含的君臣父子的价值体系是唯一的考核内容,数学和科技,则像《天工开物》序言中宋应星写道的:聪明而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它的,无益于科举。
至于科举在维持国家的稳定的作用,作者给予了很大的肯定:秦以后,改贵族制为郡县制,地方官员由中央指派,官员的选拔由科举:为那些既聪明又有野心的人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机会,能通过正常手段成为统治阶级他们就不会造反。今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关于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被阻的担忧,实该忧!无需林荫大道,但总得有条路。
时间迅速的拉到现代,1949-1978,建国以后我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路子。重工业有三大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要有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进口、一次性投入巨大,试着想想首钢长达几年浩大的搬迁,汽车业普遍采用的"市场换技术"的合资形式,这几点便容易理解。
显然这些特征与当时的国情有着巨大的矛盾。要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第一步便是利用行政手段控制银行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同时维持已建成项目的高利润作为下阶段项目的投入,维持的手段通常是给予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同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原材料、资金、工人工资,工人工资被压低,则必须要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食品、服装、住房、交通。还要解决外汇短缺、进口机器设备的问题,人为高估本币价值,压低汇率便随之而来。
工业品以外的商品价格被人为的压低,就造成了需求的扩大,供给的减少,便形成了如食品短缺的种种短缺。扭曲的价格在市场的配置下不能正常的运转,计划配置便随着登场。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合作化可以看做计划经济的标志,如果还是小农个体,农产价格低,他便不愿去种植自身消耗以外的作物,整个经济活动便难以为继。
反观这个时期的经济战略,农业哺育工业特别重工业,农村哺育城市,壮大重工,壮大国防是路线和目标。单看这个目标,确实达到了,卫星原子弹。但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出现了59-61年的大饥荒。始于这个时期的,用于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农信社仍延续至今。
同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却迅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称为“东亚奇迹”。作者以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理论去解释这个奇迹。自生能力是指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在不接受外界扶持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正常利润的能力,即没有行政优惠还能盈利的能力。在比较优势之前要说要素禀赋结构,各国在各个时期各种生产要素的富余程度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农业和我国相比,表现为资金多,劳动力少,在这种情况下用富余的资金去购置不菲的农机设备而不是去雇佣更多的劳工是合理的选择,而在我国,劳动力充裕,资金短缺,这种情况下去一味强调“农业机械化”就不是合理的提法。更多的运用自身的长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便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
这么看来,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便不符合比较优势,而日本和“四小龙“在自然条件和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赶超战略情况下被迫走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的道路而成功。今年,”产业升级“不绝于耳,其实,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必须以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产业要升级,先必须提高资本对生产力的相对富余程度,即提高每个人平均资本占有量,可见资本的积累极其重要,可见盈利极其重要。
再接下来,78年底至今的改革。
改革是从凤阳小岗村自发进行的包干到户开始的,79至84年这种新制度在全国迅速铺开,与传统宣传所不同的,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反观合作制度的传统农业为何没有取得所设想的规模效应,作者认为农业相较工业投入难以控制,绩效难以考核,且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农民退出权被剥夺,激励机制难以奏效,所以生产力水平小于个体之和。
农业改革之后还存在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当然,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农业以外。
工业部门的改革随之而来,国企改革是其中的重点,对于中小型的国企通过私有化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便是郎咸平和吴敬琏所论战的“国有资产流失”和郎著名的“保姆理论”的出处。而对于大型国企,作者并不认为单纯通过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大型企业不论国有还是私有,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分离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都会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将企业置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以行业平均利润来考核经理人的能力,而在此之前,需要剥离掉企业如为提高就业而形成的人员冗余等政策性负担。显然,在产权问题上,作者没有周其仁来的执着。
相较于苏东国家改革的休克疗法,我将我们的改革称为“两阶段改革”,先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一阶段,和剥离诸如行政性垄断、利率优惠等各种政策性优惠,将之暴露与完全竞争市场的二阶段。显然,目前我们正处于二阶段改革前的蓄力时期。
全书下来,让人识得特别是改革以来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识得“提出问题、援引即有理论、查找理论缺陷、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模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清楚认识自己和别人,找到比较优势,遵循这个比较优势,利人利己!双赢的技巧并非相互的让步,而是找到对于双方重要程度不同的要素进行交换,例如巴以“土地换和平”,其实正是“比较优势”这个经济理论在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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