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胡雪岩》系列
《胡雪岩》系列，是高阳先生的代表作。全书七册，分别为《发迹江南》、《红顶商人》、《灯火楼台》三部。从书名，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胡雪岩的一生轨迹：白手起家，赐红顶、赏黄马褂、富可敌国，却终究是灯火阑珊、人去楼空。高阳先生同时是一位资深的红学家，因此，此书结尾处，颇有一番“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悲凉之感。
胡雪岩成功的内因，与他自身性格颇为相关。出身钱庄伙计的他，没读过多少书，因此，较少受各种儒家教条束缚，与迂腐无关，懂得圆通。总之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利”字，这种功利思想起源于墨家。墨子提倡兼爱，却不是基督无偿爱世人，而是一种“我对你好，反过来你也会感激我，报答我”的互利行为。面对敌人，他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给予他再生的机会，敌人因此就变为战友。对于达官显贵，胡雪岩与其结交，更是不遗余力。“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奉行此一准则的胡雪岩，自然是畅行黑白两道、华夷各界。
他成功的外因，如书中所言：海禁大开与左宗棠西征。所谓历史，一半是故事，一半借鉴与讽刺。一个半世纪之前，我们固步自封，在列强们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不得已开放通商，因而改变历史。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主动寻求开放，再次改变现状。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套陈旧的框架。好了，前者就此带过。
至于后者，我们可以说那是时代原因，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成功的共同原因。嘉庆道光以后，清政府自上而下，腐朽以极。面对早期的白莲教与后期发捻之乱，清政府的国家军队——绿营，不堪一击。洪秀全占据东南半壁，震慑清廷，后者不得已求助于民间武装。因此，各地封疆大吏，纷纷办团练，抗击洪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壮大。洪杨之乱平后，手握重兵的督抚们功高权重。晚清四大奇案，杨乃武小白菜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军机内阁严命办理，实是因为，慈禧想拿几个督抚开刀了罢了，以此解除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对于朝廷的潜在威胁。然而，大势所趋，终不可避免。清末北洋军兴，辛亥武昌起义，民初军阀混战，与彼时办团练留下的私人武装不无关系。
既然朝廷授予外臣们创设私人武装的资格，显而易见，需要他们“自负盈亏”，朝廷没有为他们买单的责任与道理。当然，清廷也没有这个财政能力。因此，办团练的最大难题就出在粮饷之上。曾国藩创设之初，到处设立关卡，抢收厘金，一时商贾莫不怨恨。而左宗棠西征回乱，则有胡雪岩这位活财神，为其凑足军饷。左文襄西征的成功，胡雪岩自然也是因此得利，两位私交甚笃的宾主，同时到达个人地位与声望的巅峰。
可以说，那一代人是时代创造的英雄。
胡雪岩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木秀于林，风必折之。曾文正去后，李鸿章与左宗棠，一山不容二虎，两位重臣开始争斗。欲击败左宗棠，李鸿章必须剪除胡雪岩，欲去掉胡雪岩，只有从商业上拖垮他，如果华商不能，那就联合洋商！内外夹击之下，胡雪岩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
胡雪岩除了有着全国最大的阜康钱庄与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之外，同时兼营丝绸。而其生意上的命门正是在丝上。利用大量存款，囤积干丝，在时机合适之时，售予洋商。洋商也的确为胡雪岩咄咄逼人的气势所怯场。然而，还是体制的问题，或者说是时代的原因。欧美列强所赖以维系与壮大的是资本与商业，因此，各国在华商人的利益均有政府保护。而胡雪岩则没有，他是一个人在对抗一群国家！焉有不败之理。如果在危机时刻，清廷能果断援手，胡雪岩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或许那就是命！
胡雪岩有过一个机会，得以往回颓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洋商曾提出，如果胡雪岩愿意引进欧美制丝机器，那么他们愿意合作，买下那批囤积的干丝，销往欧洲。但是，胡雪岩没有同意。因为，中国的传统的制丝业，仍然是家庭作坊，或是手工运作。湖州一带丝民以此赖以生存，一旦引进制丝机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大批手工制丝者的破产！社会将因此不稳定！帝国主义从早期的侵占领土，掠夺资源到倾销商品，到19世纪末发展成新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因此改变或者说粉碎当地的原有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一场革命。后期的胡雪岩，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升，自然而然的读过不少书，此刻儒家观念已然进入他的经商理念。他没有答应洋商的合作，是因为他同情因此而破产的农民，更不想自己留下骂名。这时，我又想到了曾国藩，平定洪杨之乱之后，曾国藩功高震主，手握重兵，曾有人劝其称帝。无论从他当时的地位还是从汉人主体地位，这一建议合情合理，但是他没有。很简单，刚刚逃离战争之祸的黎首，岂能因他一人的私念，而再遭祸乱。而忠君爱国，又是一时读书人的内心食量。作为一名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信徒与理学家，他都不能让自己这样做。还有李鸿章，梁启超为其作传，开篇即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还是时代观念与大势，左右了胡雪岩与曾国藩。如果曾国藩能像他后来的那位湖南老乡一样，历史又将会如何呢？同样没有如果，这也是命！历史给予曾国藩机会，却不是曾国藩改变历史，这就是他与那位后来者的区别！
最后，干丝滞销，银行存款无法套现，内外夹攻之下，胡雪岩帝国终告破产。抄家之时，胡雪岩诸位姨太太，走的走，死的死，只有他很淡定的一句“就当一场真实的梦吧，反正我已经什么都经历过了！”令人肃然起敬。人生最难面对的就是瞬息之间的繁华与落寞，胡雪岩只是一笑了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土地同样在发生着革命。大批农民因征地，而进城务工。从此，我们的字典上多了一个叫“民工”的词。在城里，他们居无定所，或者说无处可居，受人鄙视，处处受限，俨然二等公民，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微薄的工资，撑起这片虚假的繁荣。不是他们不想回到农村，耕种田地，而是他们已经无家可回。想起多年前看过一部NHK的纪录片，记者采访藏民:“青藏铁路的修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淳朴的藏民惶恐的答道“给了我们几万块钱作为征地补偿，但是我们不会做生意，钱花完了还真不知道干嘛呢？我们只想世代居住这里。”在官二代、富二代频上媒体的同时，又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农二代”甚至“农三代”呢？我本不相信阶级说，而现状又令人不得不面对。这时，我又想到了胡雪岩，宁愿自己破产，也不愿广大民众破产的儒商！
胡雪岩成功的内因，与他自身性格颇为相关。出身钱庄伙计的他，没读过多少书，因此，较少受各种儒家教条束缚，与迂腐无关，懂得圆通。总之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利”字，这种功利思想起源于墨家。墨子提倡兼爱，却不是基督无偿爱世人，而是一种“我对你好，反过来你也会感激我，报答我”的互利行为。面对敌人，他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给予他再生的机会，敌人因此就变为战友。对于达官显贵，胡雪岩与其结交，更是不遗余力。“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奉行此一准则的胡雪岩，自然是畅行黑白两道、华夷各界。
他成功的外因，如书中所言：海禁大开与左宗棠西征。所谓历史，一半是故事，一半借鉴与讽刺。一个半世纪之前，我们固步自封，在列强们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不得已开放通商，因而改变历史。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主动寻求开放，再次改变现状。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套陈旧的框架。好了，前者就此带过。
至于后者，我们可以说那是时代原因，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成功的共同原因。嘉庆道光以后，清政府自上而下，腐朽以极。面对早期的白莲教与后期发捻之乱，清政府的国家军队——绿营，不堪一击。洪秀全占据东南半壁，震慑清廷，后者不得已求助于民间武装。因此，各地封疆大吏，纷纷办团练，抗击洪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壮大。洪杨之乱平后，手握重兵的督抚们功高权重。晚清四大奇案，杨乃武小白菜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军机内阁严命办理，实是因为，慈禧想拿几个督抚开刀了罢了，以此解除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对于朝廷的潜在威胁。然而，大势所趋，终不可避免。清末北洋军兴，辛亥武昌起义，民初军阀混战，与彼时办团练留下的私人武装不无关系。
既然朝廷授予外臣们创设私人武装的资格，显而易见，需要他们“自负盈亏”，朝廷没有为他们买单的责任与道理。当然，清廷也没有这个财政能力。因此，办团练的最大难题就出在粮饷之上。曾国藩创设之初，到处设立关卡，抢收厘金，一时商贾莫不怨恨。而左宗棠西征回乱，则有胡雪岩这位活财神，为其凑足军饷。左文襄西征的成功，胡雪岩自然也是因此得利，两位私交甚笃的宾主，同时到达个人地位与声望的巅峰。
可以说，那一代人是时代创造的英雄。
胡雪岩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木秀于林，风必折之。曾文正去后，李鸿章与左宗棠，一山不容二虎，两位重臣开始争斗。欲击败左宗棠，李鸿章必须剪除胡雪岩，欲去掉胡雪岩，只有从商业上拖垮他，如果华商不能，那就联合洋商！内外夹击之下，胡雪岩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
胡雪岩除了有着全国最大的阜康钱庄与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之外，同时兼营丝绸。而其生意上的命门正是在丝上。利用大量存款，囤积干丝，在时机合适之时，售予洋商。洋商也的确为胡雪岩咄咄逼人的气势所怯场。然而，还是体制的问题，或者说是时代的原因。欧美列强所赖以维系与壮大的是资本与商业，因此，各国在华商人的利益均有政府保护。而胡雪岩则没有，他是一个人在对抗一群国家！焉有不败之理。如果在危机时刻，清廷能果断援手，胡雪岩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或许那就是命！
胡雪岩有过一个机会，得以往回颓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洋商曾提出，如果胡雪岩愿意引进欧美制丝机器，那么他们愿意合作，买下那批囤积的干丝，销往欧洲。但是，胡雪岩没有同意。因为，中国的传统的制丝业，仍然是家庭作坊，或是手工运作。湖州一带丝民以此赖以生存，一旦引进制丝机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大批手工制丝者的破产！社会将因此不稳定！帝国主义从早期的侵占领土，掠夺资源到倾销商品，到19世纪末发展成新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因此改变或者说粉碎当地的原有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一场革命。后期的胡雪岩，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升，自然而然的读过不少书，此刻儒家观念已然进入他的经商理念。他没有答应洋商的合作，是因为他同情因此而破产的农民，更不想自己留下骂名。这时，我又想到了曾国藩，平定洪杨之乱之后，曾国藩功高震主，手握重兵，曾有人劝其称帝。无论从他当时的地位还是从汉人主体地位，这一建议合情合理，但是他没有。很简单，刚刚逃离战争之祸的黎首，岂能因他一人的私念，而再遭祸乱。而忠君爱国，又是一时读书人的内心食量。作为一名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信徒与理学家，他都不能让自己这样做。还有李鸿章，梁启超为其作传，开篇即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还是时代观念与大势，左右了胡雪岩与曾国藩。如果曾国藩能像他后来的那位湖南老乡一样，历史又将会如何呢？同样没有如果，这也是命！历史给予曾国藩机会，却不是曾国藩改变历史，这就是他与那位后来者的区别！
最后，干丝滞销，银行存款无法套现，内外夹攻之下，胡雪岩帝国终告破产。抄家之时，胡雪岩诸位姨太太，走的走，死的死，只有他很淡定的一句“就当一场真实的梦吧，反正我已经什么都经历过了！”令人肃然起敬。人生最难面对的就是瞬息之间的繁华与落寞，胡雪岩只是一笑了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土地同样在发生着革命。大批农民因征地，而进城务工。从此，我们的字典上多了一个叫“民工”的词。在城里，他们居无定所，或者说无处可居，受人鄙视，处处受限，俨然二等公民，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微薄的工资，撑起这片虚假的繁荣。不是他们不想回到农村，耕种田地，而是他们已经无家可回。想起多年前看过一部NHK的纪录片，记者采访藏民:“青藏铁路的修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淳朴的藏民惶恐的答道“给了我们几万块钱作为征地补偿，但是我们不会做生意，钱花完了还真不知道干嘛呢？我们只想世代居住这里。”在官二代、富二代频上媒体的同时，又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农二代”甚至“农三代”呢？我本不相信阶级说，而现状又令人不得不面对。这时，我又想到了胡雪岩，宁愿自己破产，也不愿广大民众破产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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