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不归路

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我想没人不会被最后因麻风病失明的斯特里克兰德坐在壁画环绕的大溪地岛土屋的肃穆景象所深深震撼、感动。这是一个为了理想放弃全部道德、责任与世俗生活，四十岁上抛家弃子，为了追求美真正献祭出全部灵魂的人物。斯特里克兰德生前穷困潦倒，对除画画之外的人与事冷酷无情，为人离经畔道，唯一值得称道的品德大概只有坦诚：他绝不装模作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他顾不上也不在乎辩解，除了画画，全世界都与他无干，哪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毛姆在书中描述斯特里克兰德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天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思特里克兰德抛弃了伦敦的幸福家庭后在巴黎过着隐士般的孤独生活，常常食不果腹，贫病交加；而“画画是一件受罪的事”。他无法汲取前人的经验，因为他要展现的画面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他除了自行摸索别无他途。这种拼命想画，可又不具能力完美驱使画笔的痛苦时刻吞噬着斯特里克兰德的心，就仿佛他与情欲的斗争，又要女人的肉体，又憎恨女人要占有他已全部奉献给了艺术的灵魂。既然如此受罪，那么斯特里克兰德又干嘛非得画画不可呢？

斯特里克兰德的天才在死后才被世界承认，他画画绝不是为了成功。不管活着死了，世界是不是承认对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来说都不重要。斯特里克兰德画画也不为快感，书中曾多次提示他的灵魂受尽折磨，画画是斯特里克兰德的诅咒。他画画是为了“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通俗点说这是“邪魔附体”，只有用画笔把头脑中的景象描绘出来才能获得心灵的喘息与平静。对斯特里克兰德而言，现实世界中的痛苦并不是真正的痛苦，他穿得如何、吃得丰俭、住得好坏都不值得讨论，他的痛苦是创造的痛苦，因为“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

所以斯特里克兰德画画，是他的命运，他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他“必须画画“。

这种被命运摆布的人生非常可怕，因为人在这种更强大力量的推动下自我意识只能是第二位的，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只能作为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入口，却不具任何普遍意义上的借鉴价值。相对而言书中真正聪明的倒是二流画家戴尔克∙施特略夫，他知道自己不具开创性的绘画才能，便专心画画糊口。他有自己的画室，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完全明白创作的痛苦，“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当然，故事里他低估了斯特里克兰德的天才的破坏力，但这只是情节的偶然，不是施特略夫的必然。

斯特里克兰德和施特略夫这两种人生，一个是伟大的不幸，另一个是平庸的幸福，如果一个人能够选择的话，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却在选择的同时又都对遥远的伟大趋之若鹜，不断幻想非凡的莅临。但要知道，“伟大”实在是一条灵魂的不归路，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不论选择什么样的表现方式，不论追求的是神、是真理还是美，献祭都必不可少。而所谓献祭，那是血与汗与泪的浇灌，是近乎疯狂的执着与自虐，是“原初的兽性”。纪录片《皮娜》中德国舞蹈家皮娜指导她的舞者要“更疯狂”，而她编舞的《春之祭》、《穆勒咖啡馆》，不管具体的叙事线索为何，在所有的段落中舞者们都必须尽最大限度地放弃意识，肢体彻底成为情绪的载体，竭尽全力将舞蹈动作变作符号，在不断的重复中抵达神性。如果灵魂献祭是可见的，《皮娜》便是最好的例子。

归根结底，献祭不是一个姿态，它是实实在在的牺牲。所谓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思特里克兰德这样对现世教条视而不见的勇气与愚钝，也需要放任伤害与破坏的冷酷和残忍；而主动向残忍与丑恶靠拢在很多时候比自我牺牲来得更加困难。但没有这些阴暗面，也就没有伟大绽放的终章。如果狠不下心来伤人伤己，那还是施特略夫的路走得更容易些。但即使是施特略夫，因为理解了美，意识到了天才的可贵，也不得不忍受无穷的屈辱与折磨来完成他的理想主义。

到最后，真正的理想与结果根本无关，就好象斯特里克兰德必须画画，哪怕失明；而他画画这件事却与画根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