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40岁开始

英国伦敦曾经有这样一位证券经纪人，他大学毕业就进入了证券经纪行业，事业经营得不好不坏，过着中产殷实的生活，中规中矩的妻，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闲时打高尔夫、桥牌、跳舞、社交、到乡村度假，一言以概之：其貌不扬、才智平平、乏善可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正常平凡略显乏味的男人，在40岁时突然给妻子留下一张字条，像“被魔鬼附了体”抛家舍业去了巴黎，只是因为内心里“我必须要画画”的招唤。再然后，他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一无所有，巴黎、马赛、塔希提岛，15年后在南太平洋荒凉的小岛上身染重疾、孤独离世，他的作品在他死后令世人震惊、一画难求。环顾我身边从事银行、证券、投资行业的正常平凡人士比比皆是，而如此惊心动魄的疯狂举动实在是一个也没有。

这个人叫做斯特里克兰德，是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主人公，故事的原型也真有其人，那就是19世纪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高更。在英国人贡布里希著名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中这样写道：“塞尚、凡高和高更3个人极为孤独，他们持续不断地工作，但没有什么指望会被人理解……我们所称的现代艺术就萌芽于这些不满意的感觉之中，这三位画家已经摸索过的那些解决办法就成为现代艺术中三次运动的理想典范：塞尚的办法最后导向起源于法国的立体主义；凡高的办法导向主要在德国引起反响的表现主义；高更的办法则导向各种形式的原始主义。无论这些运动乍一看显得多么疯狂，今天已不难看到它们始终如一，都是企图打开艺术家发现自己所处的僵持局面。”少年时的我热爱凡高，青年时去巴黎看博物馆喜欢上塞尚，人到中年却突然发现，高更40岁的决定更加让人震撼，是放弃、执着、渴望，无论他是否成功，他都满不在乎，也从未后悔，他的人生从40岁开始，所有人都看到满地唾手可得的六便士银币，而他只看到远方那遥不可及的月亮。

斯特里克兰德无疑是一个自私的人，从普世的价值观看来，他抛弃家人和事业，毫无责任感，他恩将仇报，勃朗什因他而死，施特略夫因他伤心欲绝，他竟无一丝愧疚，可说毫无道德感，但若抛开世俗的评判标准，他当之无愧是一个伟大的人。世人总沉湎于成功的陷阱，对成功的定义局限于他人的眼光中，久而久之培养出虚荣的致命伤，得到的越多，束缚的越多。而斯特里克兰德的无所顾忌和自我燃烧，仿佛一道稀世的光束，照射在我们正常平凡的生活泥沼中，显得那样耀眼，徒显我们的渺小。我们断没有追随他的勇气，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将人生视作一场豪赌，但可以有对另类人生的理解与敬畏，人生的活法实在不必千篇一律，不必强人所难，也不必殊途同归。而所谓命运，实在就只不过是自我的选择而已。

写作手法上《月亮与六便士》沿袭了《人性的枷锁》的第一人称写法，直接描写与转述相结合但并未让阅读感到突兀。毛姆曾与小说家伊夫林•沃争论，沃认为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可鄙的，但毛则认为年事愈长、愈觉得对别人的理解不够，因此，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来写自己所要写的人物，据说他还出版过一部名为《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集，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坚持。虽然普遍认为，掌握第三人称写法是作者向作家过渡的标志，但毛姆直至老年写作《刀锋》时都依然坚持第一人称。我想是因为显微镜式的细腻描写弥补了毛姆使用第一人称写法带来的“隔”，让人物依然活灵活现，其实对小说家而言，没有第三人称的小说家与第一人称的小说家之分，只有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与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而已。毛姆无疑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而且，他的故事让人有思索因而有力度，从《人性的枷锁》对人生无意义的体悟，到《月亮与六便士》对人生选择的探索，再到《刀锋》对克服平庸人性的自觉，读者仿佛变身“我”、“思特里克兰德”、“拉里”，思索曾经或即将面对的人生应该怎样活，这，才是阅读毛姆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