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弗兰岑让我们想些什么

濒临灭绝的现实主义 在《自由》这部六百页大部头的最后，印有作者弗兰岑的一句话：“我唯一不会谈论的问题便是自由，对读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独立的考验。我希望你们在读完后能抽出五分钟来想一想：这本书为什么叫‘自由’。”这其中，反叛、乃至挑衅的意味是鲜明的，在经历了艰难的阅读之后，我们依然无法回避这个举重若轻的质问。 其实，我们也大可以给弗兰岑贴上某种反叛和孤绝的标签。他对奥普拉·温弗瑞的拒绝和其他种种我们眼中的怪癖早已经成为典故，而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呈现出来的将近五十万字的《纠正》和《自由》，无疑显示出一种笨拙、沉重而老派的作风。无论是在评论家、作家，还是在读者眼中，现实主义都意味着一脉更加久远的传统，我们熟悉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层出不穷、不断更新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在“自由”早已成为主流价值观，为我们所习焉不察时，弗兰岑力求以一部小说（《自由》的副标题即为“一部小说”）展开正面强攻，撬动我们关于自由的反思和追问。 面对弗兰岑这个稍显异样的存在，我们的消费时代和流行文化依然能够颇为艰难，但却最终一如既往地将其收编和吞咽。《时代》杂志给他献上“伟大作家”的花环，弗兰岑也终于成为了奥普拉节目的嘉宾，而《自由》也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全美畅销作品，它的反叛和异样似乎恰恰成其为最大的商业价值。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慎重对待弗兰岑的质问才显得至关重要。一反常态的创作手法，厚重的篇幅，皆是为了提示“自由”一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其间的张力，而错过这些则意味着一种遗憾和对作者的辜负。 民主制下的嫉妒心 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之中，慎重而睿智地提出了民主制下的嫉妒心这一命题，“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嫉妒感情发展到了最高点。这与其说是因为民主制度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拉平的手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手段。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而追求平等，无疑是以身心自由为前提的。 这种嫉妒心和求胜心在小说主人公帕蒂那里得到了再清楚不过的展现。在家中缺乏关注和关爱的帕蒂，将从事篮球作为使自己出类拔萃的诉求和对父母一种无言的抗争；而在膝盖意外受伤后，她则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只是为了做一个比她母亲更出色的家庭主妇，克服她所认为的母亲的种种缺点。她在自己的自传中多次剖明心迹，承认自己具有强大的好胜心；而在这种好胜心的背后，则深深埋藏着她的不甘和屈辱，“本是个明星和斗士的她，却被困在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她认为她应该为此得到补偿”。嫉妒和好胜心裹挟着帕蒂，她和自己的兄妹竞争谁的表现更出色，和父母竞争谁组建了更优秀的家庭，和康妮争夺自己的儿子乔伊，甚至嫉妒丈夫沃尔特无条件的得到理查德的爱…… 而如果我们再将目光调整得开阔一些，便会发现嫉妒和竞争关系其实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心怀不满、不甘落后。 沃尔特和理查德，大学舍友和长期的朋友，他们之间也一直存在互相竞争和奋力追赶的微妙关系，而这种竞争和好胜的欲望在沃尔特那里表现得尤为强烈。在理查德的音乐专辑《无名湖》大获成功后，沃尔特行动的转向堪称怀有好胜心者的绝佳样本，“于是，沃尔特变得争强好胜。他曾经被诱使着相信自己才是两人中的大哥，但现在理查德再次纠正了这一想法。理查德或许私下里棋下得不怎么样，也无法和女人保持长期的感情关系，且算不得一个好公民，但他却因为他的坚持不懈、他的目标明确和他那出色的新歌获得了公众的喜爱和敬仰。这使沃尔特突然开始痛恨他的大宅、他的庭院、他倾注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小小的明尼苏达股；他把自己的成就贬得分文不值，令帕蒂感到震惊”。 自由，赋予了人们自主行动、追求个性的权利，谁也不能被另一个人决定、妨碍和干扰。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推崇促进竞争的自由市场，则构成了自由主义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一章的标题就直截了当的命名为“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自由是竞争的导源。在自由和竞争的关系中，存在一个自身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过程。自由的个体在竞争的路上一路狂飙，又因为有道义和权利为支撑，而愈发理直气壮一往无前。正如小说中借沃尔特之口所表述的那样，“而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 自由的同质体 弗兰岑不仅讲述了一个有关嫉妒心的故事，更是在讲述一个悲剧的故事。自由的竞争关系能够带来对道德的败坏，小说中展现的帕蒂的出轨、家庭亲情的淡漠和疏离、经济活动中的残酷和不人道，皆是生发于自由理念下的竞争关系。 不过，暂时放下这些宏大的层面不论，对一直求胜心切自视甚高的个人来说，自由竞争所带来的最大悲哀，是猛然惊醒发现自己的平庸，是明白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自己其实仍然或者一直未能挣脱平庸的牢网。 弗兰岑在小说中，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这无异于对自由幻梦的一记猛击。好胜心切的帕蒂和沃尔特，结局悲惨而落魄。帕蒂几乎落得众叛亲离的地步，深陷抑郁的深渊，成日借酒消愁；沃尔特受到理查德刺激，期待能在环境保护方面干一番大项目，遭遇巨大失败后回归到他多年前的职业，重新成为自然保护协会的管理员。 就像一直在追寻独立的乔伊所表述的，“这不是他本以为他是的那种人，也不是如果能够自由选择，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也如沃尔特的父亲埃纳尔所展现的，“在这里，一个儿子仍然可以想象他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感最受不了的就是其他同样自觉特殊的人的存在。埃纳尔用他那与生俱来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成就了一定程度的富裕和独立，但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充足，之后，他就成为愤怒和失望的研究样本”。这种相似性，在代际之间依然存在，父亲临终前依然表现出来的对周遭事物带有的愚蠢的嘲笑口吻，使帕蒂意识到自己和父亲是多么相似，并顿悟了乔伊对自己厌恶和逃避的缘由，因为这不正是和自己如何对待父母一样的道理吗。 在这种追求不凡却最终坠入平庸的历程中，心灵受到磨难，而德性则被败坏。强烈的好胜心，是一种逐万物而不返的姿态，而当一切落空，仅存陈年的自哀自怜。就像帕蒂所感受的那样，她用她的自怜搞砸了一切，“她的自怜从何而来？这过度的自怜？几乎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生活都是非常舒适的。她可以用她每一天的每一时刻去探索更像样、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但在她所有的选择中，在她全然的自由中，她所找到的似乎只是更多的痛苦。自述人几乎要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因为过得如此自由而可怜她自己”。 这个自由的悖论其实深藏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中。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意味着破除以往神权、王权和特权观念对人的束缚和羁绊，而倾向于将社会中的人处理成独立自足的同质体。因为唯有这种同质体，才能保证每个人拥有相同的自由权利。而恰恰是这些自由的同质体，注定了这种悲剧性的、普遍意味的相似。 “强迫他自由” 考虑个人的自由权利时，不得不注意自由的界限，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将其译为“群己权界论”，可谓深谙个中精髓。政治学者伯林在总结以往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自由观念，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指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本应该去做的事不受他人阻碍、制约的自由；后者意味着不仅没有外在干预，更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或能力，强调人应该是自主的，排除非理性欲望。 正是积极自由的观念，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所谓的“国家意志”“权威观点”“集体观点”等可能取代人关于自主的自由判断，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自主、是否代表了真实自我的标准，而消极自由下的行动和思想，却被斥为不自主的、非理性的、没有代表真实自我的。积极自由给压迫、强迫提供了可趁之机。激进的人民主权论者卢梭曾提出了带有“强迫自由”意涵的观点，引起了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密尔还是保守主义学者柏克的一致批评。 弗兰岑在小说中，也思考了这种自由观的越界。正如我将在下文分析的，这一方面表现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另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 《自由》中的悲剧意味，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观念对传统家庭的败坏来展现的。已经分析过的相似性，再一次明确的显示，帕蒂的父母和帕蒂自身，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时都带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唯恐力有未逮，将自己的意志和观点完全地灌输到子女中；在培养过程中，也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倾向，力图为子女包办一切而不留下任何余地。“她（即帕蒂的母亲乔伊斯）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扭曲的生活包括帕蒂过分独立的性格，和她弟弟妹妹一无所成的人生。帕蒂抚养乔伊时，则总是与他毫无保留的分享秘密，试图营造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感；总之，她对乔伊的爱过了头。如此对待乔伊的方式，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弹，以致于不惜搬出家庭，并在余下的一生中和帕蒂的交流都是尴尬的。 这种对自由观的过分信奉，却最终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所谓“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确引人深思。 新保守主义的道德困境 弗兰岑的小说中也渗透了相当了政治内容，可以认为弗兰岑未曾回避对政治的思考，其中构成重要背景的政治事件当属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一事件，深刻体现了作为美国对外关系意识形态指导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新保守主义虽然冠以保守之名，但在思想资源上却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多有借鉴，其保守特性主要反映在文化层面和对外关系层面。与新自由主义者力图建立一个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国际社会不同，新保守主义者否认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因而冀求以美国所代表的文化、以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领导国际社会、重塑国际秩序、匡范世界道德。 乔伊的朋友乔纳森的父亲，“是一家智囊机构的发起人和声名显赫的主席，这家机构致力于提倡单方面运用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和安全”。正是因为否认多元的文化观和自由观，难以容忍别人有权利持有错误的逻辑，乔纳森的父亲认为，“自由就是气得人屁眼疼。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抓住今年秋天被置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让全国信奉自由的人放弃他们的错误逻辑，开始接受更好的逻辑，无论需要采用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 再一次，我们看到以自由之名，对自由的尊重和保卫演变成对自由的压迫。这也恰恰是新保守主义的悖谬之处，坚持自由的价值，却又放纵对自由的侵犯与破坏。 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个人，他们又作何感想？对理查德而言，格莱美音乐奖上的反战言论，在他看来是格外虚伪和单薄，以至于他只能以无端崖之辞来应对对此事的反复追问；对沃尔特而言，当得知他的环保项目和一家伊战的供货商产生关联，他已经颇为愤懑，最终则在公开场合一吐不满和愤怒；对乔伊而言，在伊战中获取不义之财的他，则备受内心煎熬。 这些均反映了新保守主义面临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新保守主义者自以为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去解放和拯救他者，具有充分的道德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虽然高举道德的大旗，但往往也与实际经济利益相勾连，同时漠视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以自由之名，却犯下自由最不能容忍的罪行。在这种道德困境中，不仅有一个被撕裂的国家，而且有无数被撕裂的良心。 在故事的最后，沃尔特和帕蒂重修于好，而这分明建立在对诸如宽容、理解、容忍等种种旧道德的回归上。但是，在小说的最好，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副郊区美国人的典型画面，表面上虽然和睦亲善，但彼此仍然心怀不满、暗自较劲。这一幕，和故事开头，和沃尔特与帕蒂曾是一个模范家庭的拉姆齐山地区的社区格局，又是多么相似。 弗兰岑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超凡不羁的勇气，试图以一本小说平衡我们对自由的思考，这终究是艰难了些。不过，它依然是如此好看，并给人教益无比。我对这本厚重小说的评介，终归是挂一漏万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