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还是战场？——读《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象牙塔还是战场？——读《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 张洪彬
大学校园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象牙塔”，被视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然而，这种看法离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在近代中国尤其如此。透过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可以看到，古今之变、中西交冲这些时代命题都具体而微观地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阶层分化、城乡断裂、派系斗争也如幽灵一般游荡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1879年，美国圣公会成员为了传教，在上海建立了这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起初旨在对中国的基督徒进行教义训练，但是因为相信“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他们提供用英文授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大量非基督徒背景的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金融界和实业圈的风云人物。宗教目的与世俗功用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史上。到1920年代，该校学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背景。伴随着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来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与英文教育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中的汉语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相当薄弱，这成为民族主义攻击的重要口实之一。此外，教会大学许多毕业生因其西化的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国际交流能力而从事跨国贸易，因而被视为外国人的“买办”，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自然也被目为“帝国主义”的桥头堡。1927年后南京政府规定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在学校教育中须是自愿活动而非必修课程，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到教育部注册登记，服从这些规定。有赖于美国圣公会的撑腰，圣约翰大学在1948年前从未在中国教育部注册过，但世俗化倾向使得该校的教堂礼拜不得不改为自愿，宗教课程也成为选修，乃至到1934年，神学院因为招不够学生而关门。从该校的建校初衷来说，这已经不仅是本末倒置的问题了，“本”已经被拔掉了。
相较于教会学校，1922年在国民党支持下成立的上海大学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叶文心的解释，上海大学简直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这个目标事实上是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的政治诉求，加上1927年国共的短暂蜜月期，上海大学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经营又暗中角力的一所大学。但是激进的政治诉求，以及困窘的财务状况，使该校一直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运动，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大学首当其冲，被迫关闭。同样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山大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1920年代，国民党学习列宁政党模式，党不仅严格控制党员，还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因频遭抨击而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国民政府一如晚清皇室，不希望知识分子热衷于人文、法政等学科，不欢迎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它想要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思想家。叶文心认为朱家骅治下的中山大学体现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理念，即“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它主要关注的是“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不是重构社会关系”，“它不能回答社会规范和正义的问题，也不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党化教育是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又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争夺“立法权”的行为。
该书的神来之笔是，叶文心以“中式长袍”、“西装”、“中山装”分别象征北京大学的新文人、圣约翰大学的资产阶级子弟、中央大学的未来国民党干部，又分别对应着北京、上海及南京的校园文化。稍微夸张一点说，这几种服装象征着时代浪潮的起伏流转。长袍可能被西化程度深的读书人批评为“迂腐”，也可能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表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大革命失败后，西装成为迷途青年沉溺卿卿我我的必备武器，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又可能被抨击是“崇洋媚外”；中山装因其千篇一律被认为是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又被党国体制当作意识形态的表征加以推广，但也易于被批评为政治力量压制自由的证据。
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一种大学，在近代中国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象牙塔”。身处其中的大学师生，虽不至于像政治家那样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但其间的冲击与撕裂，也颇可惊叹。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叶文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南方教育时报》2012年12月21日
http://szjy.sznews.com/html/2012-12/21/content_2324719.htm
□ 张洪彬
大学校园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象牙塔”，被视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然而，这种看法离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在近代中国尤其如此。透过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可以看到，古今之变、中西交冲这些时代命题都具体而微观地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阶层分化、城乡断裂、派系斗争也如幽灵一般游荡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1879年，美国圣公会成员为了传教，在上海建立了这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起初旨在对中国的基督徒进行教义训练，但是因为相信“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他们提供用英文授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大量非基督徒背景的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金融界和实业圈的风云人物。宗教目的与世俗功用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史上。到1920年代，该校学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背景。伴随着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来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与英文教育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中的汉语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相当薄弱，这成为民族主义攻击的重要口实之一。此外，教会大学许多毕业生因其西化的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国际交流能力而从事跨国贸易，因而被视为外国人的“买办”，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自然也被目为“帝国主义”的桥头堡。1927年后南京政府规定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在学校教育中须是自愿活动而非必修课程，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到教育部注册登记，服从这些规定。有赖于美国圣公会的撑腰，圣约翰大学在1948年前从未在中国教育部注册过，但世俗化倾向使得该校的教堂礼拜不得不改为自愿，宗教课程也成为选修，乃至到1934年，神学院因为招不够学生而关门。从该校的建校初衷来说，这已经不仅是本末倒置的问题了，“本”已经被拔掉了。
相较于教会学校，1922年在国民党支持下成立的上海大学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叶文心的解释，上海大学简直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这个目标事实上是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的政治诉求，加上1927年国共的短暂蜜月期，上海大学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经营又暗中角力的一所大学。但是激进的政治诉求，以及困窘的财务状况，使该校一直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运动，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大学首当其冲，被迫关闭。同样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山大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1920年代，国民党学习列宁政党模式，党不仅严格控制党员，还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因频遭抨击而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国民政府一如晚清皇室，不希望知识分子热衷于人文、法政等学科，不欢迎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它想要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思想家。叶文心认为朱家骅治下的中山大学体现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理念，即“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它主要关注的是“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不是重构社会关系”，“它不能回答社会规范和正义的问题，也不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党化教育是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又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争夺“立法权”的行为。
该书的神来之笔是，叶文心以“中式长袍”、“西装”、“中山装”分别象征北京大学的新文人、圣约翰大学的资产阶级子弟、中央大学的未来国民党干部，又分别对应着北京、上海及南京的校园文化。稍微夸张一点说，这几种服装象征着时代浪潮的起伏流转。长袍可能被西化程度深的读书人批评为“迂腐”，也可能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表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大革命失败后，西装成为迷途青年沉溺卿卿我我的必备武器，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又可能被抨击是“崇洋媚外”；中山装因其千篇一律被认为是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又被党国体制当作意识形态的表征加以推广，但也易于被批评为政治力量压制自由的证据。
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一种大学，在近代中国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象牙塔”。身处其中的大学师生，虽不至于像政治家那样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但其间的冲击与撕裂，也颇可惊叹。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叶文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南方教育时报》2012年12月21日
http://szjy.sznews.com/html/2012-12/21/content_2324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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