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续书的写法
《资治通鉴》是一部传诵千秋的伟大历史著作。然而，凡爱读《通鉴》，有嗜古之癖的人，大概都会感到遗憾——没有一部从宋代到清代的编年体“通鉴”，足以赓续《资治通鉴》的辉煌。
通鉴并不是没有续书，从元代陈桱的《通鉴续编》到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还有夏夑的《明通鉴》和今人主编的两套《清通鉴》，还有一本《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大致已经构成了通鉴系列的完整样貌。然而，这些通鉴续书，大多不能令人满意。
例如，《续资治通鉴》在史料上缺乏熔裁，文字冗杂啰嗦，又刻意为金兵的烧杀抢掠回避，宋金两国至为悲壮惨烈的交兵，在这本书里化作模糊的影像。间或有“时城中粮绝，人皆赢困，不能执兵。城破，金见居人瘦瘠，叹而怜之，兵校千馀人皆不杀”的描写，仿佛金兵是人民救星似的。另外，《续资治通鉴》的辽金元人名是乾隆的改译版，与今日通行者不同，清代的曾国藩都叹为“自乾隆间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名，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辨……”，《续通鉴》中辽金元史是重要部分，但它不但写得简略，而且人名怪异，让人读得头大如斗，毫无收获可言。
夏夑的《明通鉴》，文笔比《续资治通鉴》更差些。事情的前后始末散落在不同的卷帙里，缺乏统御全局的能力。它的叙事非常烦碎，基本上是某大臣加官，皇帝出席某仪式，某大臣逝世（顺便再讲点儿他的生平事迹），皇帝生了某儿子，某地出现叛乱……，仿佛《大明日报》的头版新闻汇编——读这样的东西，要想对历史有深沉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资治通鉴》虽然也属编年史，但叙事精炼，熔裁得体，记载大事时胸有全局，文笔更是飞动如画，笔端时常蘸着作者的情感。与之相比，《明通鉴》差的太远。另外，《明通鉴》对清朝开国和明清战争的历史，对清朝颇多美化粉饰，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
今人编纂的两部《清通鉴》，章开沅的四册，全钞实录，干涩无味。戴逸编的好些，资料丰富，某些章节还带着作者的情感，甚至也采纳了一些小说中的史料，《考异》部分也推敲合理，用清晰简明的语言，向我们这些历史外行普及了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疑案纷争之处。但毕竟是今人，文言功底不足的毛病，也影响了这部书的质量。
这些通鉴续书的最大问题，就是篇幅太大。例如《续资治通鉴》仅写了四百年的历史，就用了二百二十卷。《清通鉴》的篇幅更大，戴逸版二十大册《清通鉴》，记载清代一朝的历史，比《资治通鉴》字数还多。虽然详今略古是史家通例，但这些续书的文笔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篇幅又如此巨大，对于读者而言，真不是件好事。
实际上，之所以没有优秀的当代学者续修通鉴，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代的史学训练过度社会科学化，总是在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上做功夫，续修《通鉴》保存史料的意义并不大。学者们也许认为，有那功夫，还不如多写几篇“原创性”论文。
第二，续修《通鉴》工程浩大，一人之力难以胜任。
第三，当代史学家的文言功底，已经无法续写这样的史书。
吴海京是一位公务员，相必也是不满于这些续书的质量，这才奋笔续写《资治通鉴》。花了十年辛苦，一朝成书。他以极大的勇气，做了当代的专业史学家不想做，不敢做，不愿做的事。它的好处是，
第一，卷帙合理。共三百三十八卷，起自宋建隆元年正月，至清宣统三年11月结束，共952年，其中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元纪三十六卷，明纪八十五卷，清纪一百卷，共计400余万字，略多于《资治通鉴》，但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繁多。
第二，不必再看辽金元乾隆改译人名。
第三，从宋代直贯到清代， 一部在手，即可不必再看其他续书。
各个朝代编纂之方法，亦有其独到的优点：
例如，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基本上是宋、辽、夏、金、蒙等政权事迹，均衡记载，辽、金、蒙三朝事迹，并不缺略。元纪三十六卷也无《续通鉴》过于简略之病。试举一例，毕沅《续资治通鉴》里，“宋宁宗”的部分只占一百八十二卷宋纪中的九卷，而《资治通鉴续纪》中，宋宁宗占一百一十七卷宋纪中的十二卷，比例大大高于《续通鉴》，原因即在于：《续通鉴》对蒙古兴起的记载极为简略，而《资治通鉴续纪》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铁木真的经历，大蒙古国的建立，以及金国与蒙古的战争，按通鉴的纪年法，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宋宁宗”的范围。作者运用了《蒙古秘史》等材料，将这一段历史写得宏大壮美，可歌可泣。
清纪一百卷，尤其难编。但作者剪裁得当，使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事历历，如观掌纹。
当然，这部书也有它的缺点。例如，作者自己的文言文稍弱，从自撰的序言即可看出，作者并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古文，反而可以说是文笔相当拙笨。但这一点可以弥补，因为此书的材料几乎全部引用自其他史书，作者的剪裁认真，自可弥补此缺点，自收到书后，笔者阅读时，除序言外，觉其正文中文笔流畅典雅，并未明显感到是今人的手笔。作者对史事的驾驭能力有时也有不足，没有《考异》（作者自称有《考异》五卷，但未刊行）。
另外，作者虽然上限开始于960年，但用了两卷的篇幅叙述《资治通鉴》未能详细叙述的辽代初年的历史，而名称仍用“宋纪”，系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之下，未免张冠李戴。下限断在宣统三年11月中华民国成立，也很不合适，等于使清朝有头无尾。因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的退位诏书才宣告了清朝灭亡，并宣告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制的终结，而作者则是在宣统三年十一月就基本结束了此书的叙述（最后只有两行：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辞位）。另外，对于清史的叙述中，颇失信以存信、疑以存疑的精神，很多地方写得过分确凿，例如雍正即位一段，《清纪》中直接写康熙传召大臣，面谕立胤禛为皇帝，此稍觉过当。又戊戌变法至庚子拳乱一段，对慈禧颇多回护之词，如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是何等惨事，而《清纪》九十三仅说“上以祭社稷坛斋戒，迁居瀛台”，庚子年帝后西逃，《清纪》九十四至九十五，仅写作“上奉皇太后次怀来……上奉皇太后次大同……上奉皇太后次太原”，仿佛光绪皇帝不是被慈禧挟持，反而是带着慈禧太后做了一次旅行。此外的小疏漏，还有不少。
总之，此书的质量，出乎我意料的好，胜于本朝官修的史书甚多，但它的缺失，确实也是不少。如果作者能仿效司马光修《通鉴》的精神，进一步地修改；如果有一些有识之士（例如企业家、文化机构……）为吴海京先生组织一个有历史专业背景、文言文写作背景的辅助班子，如同当年司马光修通鉴时的“书局”一样，让吴海京能专心修撰，相信此书能完全取代《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和《清通鉴》的地位，和《资治通鉴》无缝融合在一起，成为读史者案头的常备读物。
通鉴并不是没有续书，从元代陈桱的《通鉴续编》到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还有夏夑的《明通鉴》和今人主编的两套《清通鉴》，还有一本《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大致已经构成了通鉴系列的完整样貌。然而，这些通鉴续书，大多不能令人满意。
例如，《续资治通鉴》在史料上缺乏熔裁，文字冗杂啰嗦，又刻意为金兵的烧杀抢掠回避，宋金两国至为悲壮惨烈的交兵，在这本书里化作模糊的影像。间或有“时城中粮绝，人皆赢困，不能执兵。城破，金见居人瘦瘠，叹而怜之，兵校千馀人皆不杀”的描写，仿佛金兵是人民救星似的。另外，《续资治通鉴》的辽金元人名是乾隆的改译版，与今日通行者不同，清代的曾国藩都叹为“自乾隆间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名，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辨……”，《续通鉴》中辽金元史是重要部分，但它不但写得简略，而且人名怪异，让人读得头大如斗，毫无收获可言。
夏夑的《明通鉴》，文笔比《续资治通鉴》更差些。事情的前后始末散落在不同的卷帙里，缺乏统御全局的能力。它的叙事非常烦碎，基本上是某大臣加官，皇帝出席某仪式，某大臣逝世（顺便再讲点儿他的生平事迹），皇帝生了某儿子，某地出现叛乱……，仿佛《大明日报》的头版新闻汇编——读这样的东西，要想对历史有深沉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资治通鉴》虽然也属编年史，但叙事精炼，熔裁得体，记载大事时胸有全局，文笔更是飞动如画，笔端时常蘸着作者的情感。与之相比，《明通鉴》差的太远。另外，《明通鉴》对清朝开国和明清战争的历史，对清朝颇多美化粉饰，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
今人编纂的两部《清通鉴》，章开沅的四册，全钞实录，干涩无味。戴逸编的好些，资料丰富，某些章节还带着作者的情感，甚至也采纳了一些小说中的史料，《考异》部分也推敲合理，用清晰简明的语言，向我们这些历史外行普及了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疑案纷争之处。但毕竟是今人，文言功底不足的毛病，也影响了这部书的质量。
这些通鉴续书的最大问题，就是篇幅太大。例如《续资治通鉴》仅写了四百年的历史，就用了二百二十卷。《清通鉴》的篇幅更大，戴逸版二十大册《清通鉴》，记载清代一朝的历史，比《资治通鉴》字数还多。虽然详今略古是史家通例，但这些续书的文笔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篇幅又如此巨大，对于读者而言，真不是件好事。
实际上，之所以没有优秀的当代学者续修通鉴，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代的史学训练过度社会科学化，总是在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上做功夫，续修《通鉴》保存史料的意义并不大。学者们也许认为，有那功夫，还不如多写几篇“原创性”论文。
第二，续修《通鉴》工程浩大，一人之力难以胜任。
第三，当代史学家的文言功底，已经无法续写这样的史书。
吴海京是一位公务员，相必也是不满于这些续书的质量，这才奋笔续写《资治通鉴》。花了十年辛苦，一朝成书。他以极大的勇气，做了当代的专业史学家不想做，不敢做，不愿做的事。它的好处是，
第一，卷帙合理。共三百三十八卷，起自宋建隆元年正月，至清宣统三年11月结束，共952年，其中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元纪三十六卷，明纪八十五卷，清纪一百卷，共计400余万字，略多于《资治通鉴》，但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繁多。
第二，不必再看辽金元乾隆改译人名。
第三，从宋代直贯到清代， 一部在手，即可不必再看其他续书。
各个朝代编纂之方法，亦有其独到的优点：
例如，宋纪一百一十七卷，基本上是宋、辽、夏、金、蒙等政权事迹，均衡记载，辽、金、蒙三朝事迹，并不缺略。元纪三十六卷也无《续通鉴》过于简略之病。试举一例，毕沅《续资治通鉴》里，“宋宁宗”的部分只占一百八十二卷宋纪中的九卷，而《资治通鉴续纪》中，宋宁宗占一百一十七卷宋纪中的十二卷，比例大大高于《续通鉴》，原因即在于：《续通鉴》对蒙古兴起的记载极为简略，而《资治通鉴续纪》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铁木真的经历，大蒙古国的建立，以及金国与蒙古的战争，按通鉴的纪年法，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宋宁宗”的范围。作者运用了《蒙古秘史》等材料，将这一段历史写得宏大壮美，可歌可泣。
清纪一百卷，尤其难编。但作者剪裁得当，使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事历历，如观掌纹。
当然，这部书也有它的缺点。例如，作者自己的文言文稍弱，从自撰的序言即可看出，作者并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古文，反而可以说是文笔相当拙笨。但这一点可以弥补，因为此书的材料几乎全部引用自其他史书，作者的剪裁认真，自可弥补此缺点，自收到书后，笔者阅读时，除序言外，觉其正文中文笔流畅典雅，并未明显感到是今人的手笔。作者对史事的驾驭能力有时也有不足，没有《考异》（作者自称有《考异》五卷，但未刊行）。
另外，作者虽然上限开始于960年，但用了两卷的篇幅叙述《资治通鉴》未能详细叙述的辽代初年的历史，而名称仍用“宋纪”，系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之下，未免张冠李戴。下限断在宣统三年11月中华民国成立，也很不合适，等于使清朝有头无尾。因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的退位诏书才宣告了清朝灭亡，并宣告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制的终结，而作者则是在宣统三年十一月就基本结束了此书的叙述（最后只有两行：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辞位）。另外，对于清史的叙述中，颇失信以存信、疑以存疑的精神，很多地方写得过分确凿，例如雍正即位一段，《清纪》中直接写康熙传召大臣，面谕立胤禛为皇帝，此稍觉过当。又戊戌变法至庚子拳乱一段，对慈禧颇多回护之词，如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是何等惨事，而《清纪》九十三仅说“上以祭社稷坛斋戒，迁居瀛台”，庚子年帝后西逃，《清纪》九十四至九十五，仅写作“上奉皇太后次怀来……上奉皇太后次大同……上奉皇太后次太原”，仿佛光绪皇帝不是被慈禧挟持，反而是带着慈禧太后做了一次旅行。此外的小疏漏，还有不少。
总之，此书的质量，出乎我意料的好，胜于本朝官修的史书甚多，但它的缺失，确实也是不少。如果作者能仿效司马光修《通鉴》的精神，进一步地修改；如果有一些有识之士（例如企业家、文化机构……）为吴海京先生组织一个有历史专业背景、文言文写作背景的辅助班子，如同当年司马光修通鉴时的“书局”一样，让吴海京能专心修撰，相信此书能完全取代《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和《清通鉴》的地位，和《资治通鉴》无缝融合在一起，成为读史者案头的常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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