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关于城市化、土地政策等讨论在近期越来越热闹，这类的书也越来越多，笔者在最近也读过了一些，有很多都能带给我们一些启迪作用，但是贺雪峰这本《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却让我耳目一新，觉得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忽然就豁然开朗起来。
贺雪峰这本书的主题用他自序的题目即可概括：“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近来，激进的城市化思想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了思潮的主流。持激进的城市化观点的人都有一个数据作支撑：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是和它的城市化率呈正相关，而中国的城市化率显然还没到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应该加快城市化。有一些激进派甚至还把中国没有容纳城市贫民窟的“胸怀”作为中国政策的一项失误，作为中国城市化率偏低的一个“罪证”。他们觉得允许了贫民窟的存在，才能更加快城市化率。必须承认，如果将一些农村人口搬到城市的贫民窟中去的话，那么“城市化率”的百分比必然提高，问题是，这样提高出来的“城市化率”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意义？我很想问提出这样观点的专家一个问题：如果只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城市贫民窟中过骆驼祥子的生活，另一个是在农村中过《平凡的世界》孙少安那样的生活，您会选择哪一个呢？
或许城市化率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但问题是，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发展起来自然形成了高城市化率，还是先完成高城市化率才变成了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本末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经济未发展到能够容纳那么多城市化率而强行推进城市化率，对于那些离开了田园而住进了城市贫民窟的人到底是一项福音还是一个灾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更多的百姓进入城市，经济自然就上去了。这种观念也有一个数据支撑，那就是第三产业占据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往往第三产业所占据的比重非常大，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占比比较小，中国就处在第三产业占比还不高的国家行列。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第三产业不发达，而更多更快地赶农民进城，让这些人都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中来，中国的第三产业自然占比就高了，中国也就发达起来了。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决定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不是第三产业——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美，而是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即制造业。我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大国向创造业大国迈进。于是就如贺雪峰所说：“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研发、物流、金融、保险、营销等第三产业，应该大力发展”，但另一方面，“生活型的服务业，如餐饮、小商小贩、旅游、假日经济、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本质上只是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换句话说，把孙少安强行弄到城里变成了骆驼祥子，就真的多创造了财富了吗？第二，如果把大量农民都从农村赶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加入到第三产业，他们能做什么呢？贺雪峰所说的“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诸如研发、金融、营销等他们都很难加入，而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众所周知，在近两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又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的背景下，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业大规模的缩水，正从不正常的“辉煌”中回落，于是餐饮服务业的用工量也必然会减少，大批的服务业人员面临失业，而如果这些人都是城市居民，其带来的就业压力可以想象。而如果这些人都像当今的现实一样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那么失业了之后他们还有一条退路——重回农村。于是，贺雪峰才把农村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正是有能够回农村这条退路，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减少的2100万城市用工岗位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实际性的影响，但因为政策的误读，政府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才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点贺雪峰和郎咸平的观点是一致的，贺雪峰认为，中国本“可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做出经济结构的强制调整”，但是却因为对中国现状的误读，而“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结果却是“保护了落后产能”。因为有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城市里少了2100万的岗位并没有什么，四万亿的救市就很蛇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朝野普遍流行的观点，推行激进的城市化，拆除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强行赶农民上楼，让农民成为市民，那么再发生2008年那样的危机，则会倒逼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明显有害的经济措施而保增长保就业。这就是明显视自己的能力而不见，自废武功。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个人和我所理解的贺雪峰的观点，并不是不要城市化，也不是不要农民变成市民，更不是要农民们一直受穷。而是不要激进的城市化，不要强行逼农民进城。让农民进城可以，但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往何处去，钱从何处来？政府在城市边缘或棚户区盖一些楼让农民们搬进来就是城市化了吗？他们的就业怎么办？难道都去做骆驼祥子和洗头妹？可却又哪有那么多车可拉哪有那么多头可洗呢？所以我希望还是把要不要进城的自主权交给农民自己，而不是交给那些在“黑板经济学家”弄出来的数据，毕竟，只有农民们才最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最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贺雪峰这本书的主题用他自序的题目即可概括：“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近来，激进的城市化思想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了思潮的主流。持激进的城市化观点的人都有一个数据作支撑：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是和它的城市化率呈正相关，而中国的城市化率显然还没到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应该加快城市化。有一些激进派甚至还把中国没有容纳城市贫民窟的“胸怀”作为中国政策的一项失误，作为中国城市化率偏低的一个“罪证”。他们觉得允许了贫民窟的存在，才能更加快城市化率。必须承认，如果将一些农村人口搬到城市的贫民窟中去的话，那么“城市化率”的百分比必然提高，问题是，这样提高出来的“城市化率”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意义？我很想问提出这样观点的专家一个问题：如果只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城市贫民窟中过骆驼祥子的生活，另一个是在农村中过《平凡的世界》孙少安那样的生活，您会选择哪一个呢？
或许城市化率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但问题是，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发展起来自然形成了高城市化率，还是先完成高城市化率才变成了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本末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经济未发展到能够容纳那么多城市化率而强行推进城市化率，对于那些离开了田园而住进了城市贫民窟的人到底是一项福音还是一个灾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更多的百姓进入城市，经济自然就上去了。这种观念也有一个数据支撑，那就是第三产业占据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往往第三产业所占据的比重非常大，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占比比较小，中国就处在第三产业占比还不高的国家行列。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第三产业不发达，而更多更快地赶农民进城，让这些人都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中来，中国的第三产业自然占比就高了，中国也就发达起来了。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决定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不是第三产业——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美，而是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即制造业。我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大国向创造业大国迈进。于是就如贺雪峰所说：“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研发、物流、金融、保险、营销等第三产业，应该大力发展”，但另一方面，“生活型的服务业，如餐饮、小商小贩、旅游、假日经济、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本质上只是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换句话说，把孙少安强行弄到城里变成了骆驼祥子，就真的多创造了财富了吗？第二，如果把大量农民都从农村赶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加入到第三产业，他们能做什么呢？贺雪峰所说的“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诸如研发、金融、营销等他们都很难加入，而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众所周知，在近两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又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的背景下，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业大规模的缩水，正从不正常的“辉煌”中回落，于是餐饮服务业的用工量也必然会减少，大批的服务业人员面临失业，而如果这些人都是城市居民，其带来的就业压力可以想象。而如果这些人都像当今的现实一样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那么失业了之后他们还有一条退路——重回农村。于是，贺雪峰才把农村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正是有能够回农村这条退路，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减少的2100万城市用工岗位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实际性的影响，但因为政策的误读，政府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才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点贺雪峰和郎咸平的观点是一致的，贺雪峰认为，中国本“可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做出经济结构的强制调整”，但是却因为对中国现状的误读，而“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结果却是“保护了落后产能”。因为有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城市里少了2100万的岗位并没有什么，四万亿的救市就很蛇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朝野普遍流行的观点，推行激进的城市化，拆除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强行赶农民上楼，让农民成为市民，那么再发生2008年那样的危机，则会倒逼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明显有害的经济措施而保增长保就业。这就是明显视自己的能力而不见，自废武功。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个人和我所理解的贺雪峰的观点，并不是不要城市化，也不是不要农民变成市民，更不是要农民们一直受穷。而是不要激进的城市化，不要强行逼农民进城。让农民进城可以，但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往何处去，钱从何处来？政府在城市边缘或棚户区盖一些楼让农民们搬进来就是城市化了吗？他们的就业怎么办？难道都去做骆驼祥子和洗头妹？可却又哪有那么多车可拉哪有那么多头可洗呢？所以我希望还是把要不要进城的自主权交给农民自己，而不是交给那些在“黑板经济学家”弄出来的数据，毕竟，只有农民们才最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最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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