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钢铁和细菌: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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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翻完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此书可谓环境史的典范之作,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塑造作用切入,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做了梳理和展望。
(一)动机
正如书名一样,作者试图解决一个“大问题”:拥有共同祖先的各个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从而在现代世界上占据如此悬殊的地位?换言之,是什么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一种终极的因素最后决定着各个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这一“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毫无疑问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今天的世界。由于西方世界在近现代的优势地位,许多人从文化甚至种族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正如人们最早研究现代化问题时曾出现的一样)。这更令曾与许多民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作者感到有必要纠正这种偏见。在序言中,作者提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二个动机: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已不是单一的历史学或是任何学科足以独立解决的,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甚至更过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协力并进,而作者本人恰恰具有这种跨学科的背景(这一点通过阅读本书将确定无疑)。现代科学的发展将为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谜题提供新的工具和资料。
(二)内容
本书的主体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九章。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包括走上起跑线;历史的自然实验;卡哈马卡的冲突三个章节。这一部分是全书的背景铺垫和问题引导,作者在第一章中对现有的人类考古学成果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索从而发现至公元前11000年左右时人类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而且处于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各个大陆都有其优劣势。那么,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发展之后巨大的差异呢?第二章可以说是作者研究思路的一个展示:作者选取1835年与毛利人拥有共同祖先的莫利奥人被前者所征服,后者在几百年前才刚刚离开北岛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一事件彷佛在神秘的历史力量监控下的一场长达几百年的大型实验,展示了同一人类种群在不同地理环境中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走向不同的结局:留在适合农业发展的北岛的毛利人人口大大增长,技术不断发展,发展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前往自然资源丰富却不适合农作的查塔姆群岛的莫利奥人享受着惬意的采集狩猎生活,连许多曾经拥有的工具和技术都放弃了。1835年,几百个毛利农民到达了查塔姆群岛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十倍于自己的莫利奥人。这场“小小的自然实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第三章中,作者选取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突加以分析:西班牙探险者皮萨罗率领着几百名士兵在卡哈马卡击败了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他详细还原了战争的过程,首先梳理出每一个有利于西班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细节:军事装备上西班牙军队装备的钢铁武器和装甲,在新大陆前所未见的骑兵部队;毁灭性的病菌;中央集权、高效率的政府的背后支持;发达的航海技术、文化优势:军事和外交谋略,情报传递(尽管皮萨罗本人是文盲,但在一个有文字,会总结历史经验的文明社会的成员他并不愚昧和轻信)。作者梳理这些细节,试图从中发现某些必然的趋势和联系从而导向他所追寻的“终极原因”:粮食的生产和传播。
第二部分“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包括农民的力量;历史上的穷与富;种田还是不种田;怎样识别杏仁;问题在苹果还是印第安人;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这七章。第四章是对农民所具有的对于游猎者的优势的一个分析:生产方式可以支持人口的扩大,形成定居的生活方式不仅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还可以储藏剩余食物支撑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的人才加速社会的复杂化;驯养家畜则可以为更复杂的技术发明提供原料、替代人力的动力和燃料。像马这样的更具有特殊的经济和军事意义。而来自牲畜,在密集的人口中传播、变异的致命病菌在带走大量生命的同时赋予了幸存者免疫的基因而间接成为农民的“生化武器”。从第五章开始,作者开始着手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他从技术角度检验了目前关于农业起源研究的考古学证据,考察了C—14测定法的原理和利弊以及用分析作物野生祖本的地理分布寻找发源地的方法。接下来的一章则是寻找人类采用农业生产方式的动机:他指出,农业在最初时是一种不稳定的新技术,并没有相对于采集的特别明显的优势,它在最初与采集和狩猎等生活方式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农业替代采集经济,不是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不断面临环境的挑战(从农业倒退回采集经济的实例在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一定存在某种动机促使人们采取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是可获得的动植物减少?(《全球通史》中提到的人口压力个人觉得可以算是从另一方阐释这一观点)是驯化植物的收获量终于远远超过采集?是人们在处理野生作物(即采集时)掌握时无意促进了其驯化?人口密度又与农业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作者探讨了人类对植物的驯化过程,指出只有极少一部分野生植物具有被驯化的潜力(最易被驯化的谷物基本都产自于新月沃地)。而一个地区要想发展起种植业,不光是有某些植物可供驯化,更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动植物组合满足其能量和营养需求,如此方能提供足够的动机促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第九章则是对驯养动物的考察,作者提出了安娜卡利尼娜原则:“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指出大型哺乳动物只有具备一系列特质才有可能被驯养,缺乏哪怕一两种特质也将使这种动物难以被人类驯化,这类动物基本都源自几个农业起源中心。非洲尽管动物种类多却极少有适合驯化的,澳洲和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则在更新世末期过早的大量灭绝了。
这部分的最后一章考察的是农业的传播。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毕竟农业的起源是点状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生活方式在亚欧大陆迅速的铺开。作者考察了传播的路线和情况,指出大陆轴线的走向、地形与生态环境(雨林和沙漠等阻隔)制约着农业以及其他技术发明的传播,从而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包括牲畜的致命礼物;蓝图和借用字母;需要之母;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四个章节。这一部分中作者具体分析了农业社会如何发展出病菌、文字、技术发明和严密的政治组织。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则是试图将之前研究的理论应用于解释当前各个区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三)理论和方法
正如作者自己所评价的一样,在这样一个篇幅中探讨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试图包揽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是一项艰难的过程。尽管作者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和资料,但依然难免忽略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动辄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的跨度使得人们难以更细致地观察到人们的活动所取得的价值,事件往往只是作为某种影射和对结论的暗喻而在实际的探讨中被迫放弃。但是,或许作者本来的意图就仅仅限于探讨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尽管作者自己在后记中声明了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人的因素的影响,声明自己并非“地理决定论”者。但实际上整本书的前提,探寻“终极原因”本身就以先验地将自然环境判定为“终极”和决定者。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作者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的命运,但实际上却是对农业社会优势的分析,似乎农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命运。但是对于西方对中国取得优势这样有趣的话题作者却一笔带过,提出了一个泛泛之论。实际上如此相似的社会之间最后的不同走向不是更能体现历史的神奇力量吗?当然,作者探求的是终极原因。这几百年的跨度可能还不够我们得出某种结论。
在作者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正给予历史学获得新生的机会。作为一种经常被指摘为缺乏科学性的学科。作者指出,尽管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用可重复实验验证理论。但我们却可以像古生物学家等面临类似问题的学科一样,利用漫长人类历史留下来的丰富“自然实验”加以研究。整本书中,作者都在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不同的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的地理环境。虽然作者的这些“自然实验”都毫无例外地简化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地理时间的漫长单位中难以细致地考察)从而可能忽视了很多细微的变量,但还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作者丰富的学科背景在这里充分地展现出来,一般的考古学方法、体质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的方法被其精彩的加以应用。就这些方面来说,实在要感谢作者的博学和细致。
(一)动机
正如书名一样,作者试图解决一个“大问题”:拥有共同祖先的各个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从而在现代世界上占据如此悬殊的地位?换言之,是什么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一种终极的因素最后决定着各个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这一“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毫无疑问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今天的世界。由于西方世界在近现代的优势地位,许多人从文化甚至种族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正如人们最早研究现代化问题时曾出现的一样)。这更令曾与许多民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作者感到有必要纠正这种偏见。在序言中,作者提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二个动机: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已不是单一的历史学或是任何学科足以独立解决的,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甚至更过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协力并进,而作者本人恰恰具有这种跨学科的背景(这一点通过阅读本书将确定无疑)。现代科学的发展将为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谜题提供新的工具和资料。
(二)内容
本书的主体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九章。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包括走上起跑线;历史的自然实验;卡哈马卡的冲突三个章节。这一部分是全书的背景铺垫和问题引导,作者在第一章中对现有的人类考古学成果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索从而发现至公元前11000年左右时人类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而且处于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各个大陆都有其优劣势。那么,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发展之后巨大的差异呢?第二章可以说是作者研究思路的一个展示:作者选取1835年与毛利人拥有共同祖先的莫利奥人被前者所征服,后者在几百年前才刚刚离开北岛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一事件彷佛在神秘的历史力量监控下的一场长达几百年的大型实验,展示了同一人类种群在不同地理环境中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走向不同的结局:留在适合农业发展的北岛的毛利人人口大大增长,技术不断发展,发展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前往自然资源丰富却不适合农作的查塔姆群岛的莫利奥人享受着惬意的采集狩猎生活,连许多曾经拥有的工具和技术都放弃了。1835年,几百个毛利农民到达了查塔姆群岛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十倍于自己的莫利奥人。这场“小小的自然实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第三章中,作者选取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突加以分析:西班牙探险者皮萨罗率领着几百名士兵在卡哈马卡击败了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他详细还原了战争的过程,首先梳理出每一个有利于西班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细节:军事装备上西班牙军队装备的钢铁武器和装甲,在新大陆前所未见的骑兵部队;毁灭性的病菌;中央集权、高效率的政府的背后支持;发达的航海技术、文化优势:军事和外交谋略,情报传递(尽管皮萨罗本人是文盲,但在一个有文字,会总结历史经验的文明社会的成员他并不愚昧和轻信)。作者梳理这些细节,试图从中发现某些必然的趋势和联系从而导向他所追寻的“终极原因”:粮食的生产和传播。
第二部分“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包括农民的力量;历史上的穷与富;种田还是不种田;怎样识别杏仁;问题在苹果还是印第安人;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这七章。第四章是对农民所具有的对于游猎者的优势的一个分析:生产方式可以支持人口的扩大,形成定居的生活方式不仅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还可以储藏剩余食物支撑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的人才加速社会的复杂化;驯养家畜则可以为更复杂的技术发明提供原料、替代人力的动力和燃料。像马这样的更具有特殊的经济和军事意义。而来自牲畜,在密集的人口中传播、变异的致命病菌在带走大量生命的同时赋予了幸存者免疫的基因而间接成为农民的“生化武器”。从第五章开始,作者开始着手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他从技术角度检验了目前关于农业起源研究的考古学证据,考察了C—14测定法的原理和利弊以及用分析作物野生祖本的地理分布寻找发源地的方法。接下来的一章则是寻找人类采用农业生产方式的动机:他指出,农业在最初时是一种不稳定的新技术,并没有相对于采集的特别明显的优势,它在最初与采集和狩猎等生活方式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农业替代采集经济,不是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不断面临环境的挑战(从农业倒退回采集经济的实例在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一定存在某种动机促使人们采取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是可获得的动植物减少?(《全球通史》中提到的人口压力个人觉得可以算是从另一方阐释这一观点)是驯化植物的收获量终于远远超过采集?是人们在处理野生作物(即采集时)掌握时无意促进了其驯化?人口密度又与农业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作者探讨了人类对植物的驯化过程,指出只有极少一部分野生植物具有被驯化的潜力(最易被驯化的谷物基本都产自于新月沃地)。而一个地区要想发展起种植业,不光是有某些植物可供驯化,更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动植物组合满足其能量和营养需求,如此方能提供足够的动机促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第九章则是对驯养动物的考察,作者提出了安娜卡利尼娜原则:“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指出大型哺乳动物只有具备一系列特质才有可能被驯养,缺乏哪怕一两种特质也将使这种动物难以被人类驯化,这类动物基本都源自几个农业起源中心。非洲尽管动物种类多却极少有适合驯化的,澳洲和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则在更新世末期过早的大量灭绝了。
这部分的最后一章考察的是农业的传播。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毕竟农业的起源是点状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生活方式在亚欧大陆迅速的铺开。作者考察了传播的路线和情况,指出大陆轴线的走向、地形与生态环境(雨林和沙漠等阻隔)制约着农业以及其他技术发明的传播,从而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包括牲畜的致命礼物;蓝图和借用字母;需要之母;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四个章节。这一部分中作者具体分析了农业社会如何发展出病菌、文字、技术发明和严密的政治组织。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则是试图将之前研究的理论应用于解释当前各个区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三)理论和方法
正如作者自己所评价的一样,在这样一个篇幅中探讨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试图包揽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是一项艰难的过程。尽管作者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和资料,但依然难免忽略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动辄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的跨度使得人们难以更细致地观察到人们的活动所取得的价值,事件往往只是作为某种影射和对结论的暗喻而在实际的探讨中被迫放弃。但是,或许作者本来的意图就仅仅限于探讨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尽管作者自己在后记中声明了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人的因素的影响,声明自己并非“地理决定论”者。但实际上整本书的前提,探寻“终极原因”本身就以先验地将自然环境判定为“终极”和决定者。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作者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的命运,但实际上却是对农业社会优势的分析,似乎农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命运。但是对于西方对中国取得优势这样有趣的话题作者却一笔带过,提出了一个泛泛之论。实际上如此相似的社会之间最后的不同走向不是更能体现历史的神奇力量吗?当然,作者探求的是终极原因。这几百年的跨度可能还不够我们得出某种结论。
在作者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正给予历史学获得新生的机会。作为一种经常被指摘为缺乏科学性的学科。作者指出,尽管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用可重复实验验证理论。但我们却可以像古生物学家等面临类似问题的学科一样,利用漫长人类历史留下来的丰富“自然实验”加以研究。整本书中,作者都在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不同的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的地理环境。虽然作者的这些“自然实验”都毫无例外地简化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地理时间的漫长单位中难以细致地考察)从而可能忽视了很多细微的变量,但还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作者丰富的学科背景在这里充分地展现出来,一般的考古学方法、体质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的方法被其精彩的加以应用。就这些方面来说,实在要感谢作者的博学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