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93人想读 / 57人读过

作者: 史尚宽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0-3

民法总则为民法各编之冠，总汇民法共同适用之原理原则，非将民法各编融会贯通，难以识其原流与体系，而窥其全豹。关于总则部分，余曾著有《民法总则释义》及《民法原论总则》二书，然以容简略，时迁事移，有待赠补。迁台后，摒弃一切，悉心著作，二十年来，已先后完成《债... 民法总则为民法各编之冠，总汇民法共同适用之原理原则，非将民法各编融会贯通，难以识其原流与体系，而窥其全豹。关于总则部分，余曾著有《民法总则释义》及《民法原论总则》二书，然以容简略，时迁事移，有待赠补。迁台后，摒弃一切，悉心著作，二十年来，已先后完成《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五大巨册，约三百六十万言。内容既较丰富，资料亦属新颖，上述两书相形之下，已显不相称。为求完整，爱将民法总则一编，名为“民法总论”，更新面目，充实内容，以期前后贯串，首尾呼应。尤其以理度法，以法衡情，于总则之原则中求各编适用上之妥当，于一般理论中求其与社会事实之切合，俾得识民法之真谛及其脉络关连，以资综合应用，触类旁通，使适用之途多端，不可拘于一隅。民法作者多始于总则，次及其他各编，著者反先债总、债各，而以次及于物权、亲属、继承，最后始重写总则，虽有异于常规，然其中亦不无一理，盖以总则为各编之纲领，必须彻底了解各编之详细内容，而后能豁然贯通，调和综合，于博中求约，繁中取简，以明其表里精粗，知其原委常变，方可领会其运用之妙。实于演绎方法之中，兼寓有归纳之意。如将债法以后各编研读以后，丙从头细究总则，必可加深了解。本书系据上述关于总则两书，大加增改，费时三载，始底于成，计约六十万言，虽尽量参照新著及最近学说判例，综合比较，衡以立法原则，并鉴于世界趋势而定取舍与立论，以期有一完整体系的民法著述，但以著者才疏学浅，舛谬之外，在所难免，尚祈斯学先达有以教之。然因此一书，使夙所殷望之“民法全书”得以如愿完成，亦著者之幸也。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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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想读 / 36人读过

中国法律思想史

作者: 杨鸿烈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4-01

《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有几大特点，这几个特点正好标明学科体系的确立。第一，该书体系宏大，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还初步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比起此前的几本法律思想史著作仅仅是先秦几家法律思想简介而言，杨著是一... 《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有几大特点，这几个特点正好标明学科体系的确立。
第一，该书体系宏大，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还初步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比起此前的几本法律思想史著作仅仅是先秦几家法律思想简介而言，杨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宏大的体系，反映了杨先生极欲确立学科体系、圈划学科研究范围的强烈意图。这种意图正是一个学科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动力。正是学科自觉的表现。该书以“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汉以后）、“欧美法系侵入时代”等四个时代来概括整个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三千年历史。这种概括虽然受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之类划分的影响，但比起此前的同类著作而言，的确对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作了高屋建瓴、基本准确的概括。
第二，该书的内容构成表明作者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更能抓住“法律思想”的要害。此前的法律思想史著作，大多分不清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只列举先秦各家关于德刑关系、礼法关系、人法关系、天人关系等几个大而化之问题的论点；对法律思想史所应关注的特定法律问题，大多发掘不了，深入不下去。杨先生则不然，他最早真正全面注意到了关于法律的特有问题的思想史。在该书中，杨先生把古人讨论过的法律问题分为“一般法律原理”问题和“特殊法律问题”。关于前者，他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阴阳五行天人交感及诸禁忌说”、“德主刑辅说”、“兵刑一体说”、“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说”等问题的学说。关于后者，杨先生注意整理了古人关于“法律平等问题”、“法律公布问题”、“亲属相容隐问题”、“刑讯存废问题”、“族诛连坐问题”、“复仇问题”、“肉刑复兴问题”、“以赃定罪问题”、“赦罪当否问题”、“婚姻问题”、“别籍异财问题”、“亲子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表明，杨先生已经把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区分为法理问题（或法理学思想）与法律制度问题（或法律制度思想）两大类，在后一类中他还区分了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这表明，杨先生对法律学的把握远远超过此前的同类作者。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不分的特点基本不见了。这一步的迈出，对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律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而言，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同时，杨先生的这本书是以“法律问题”为线索来编制本学科的研究体系，这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思想史的承续性、发展性或围绕重大法律问题聚讼纷纭的根本属性有了准确把握的体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重要的法律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改换，就那么几类或几个，历朝历代士人官员都置喙其间，各抒己见。有时这种意见占上风，有时那种意见占上风。关于这些具体法律问题的见解主张，因人因时而异。研究法律思想史者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弄清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要找出变化的规律动因来。杨先生对此有率先体认。该书的第二章“儒家独霸的时代”，写的就是一部法律思想问题史。相形之下，1977年恢复法律教育以来以人物介绍为主线的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写法（先按阶级性分划几个社会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再按人头介绍各人的法律思想，使得汉以后历代士人的法律思想的介绍大同小异），就远没有杨鸿烈先生的写法合理或科学了。思想史本身就是问题史，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是不能研究思想史的。在法律思想史学科，杨先生对此有开创性的贡献。
第三，该书关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以来中国法律思想的剧变，在法学领域首次以专著讨论了这种剧变，尤其注意到了中西法律思想的巨大差异，注意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对中国法系传统的毁灭性攻击，开了近代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以前的同类研究者，很少注意总结反省近代法律思想的剧变，大多只注意先秦或古代社会。杨著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研究的开始，说明杨先生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使命有了特别清晰的体认：它不仅是回顾总结法律思想历史的学科，也是反省法制建设实践总结教训指导实践的学问。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缺点。作为学科体系初创时期的作品，他的问题也是浅显的。首先，该书对具体法律问题把握不准，分类不清，对法律学概念范畴及问题的理解尚属初步。如在第三章中，他所谓“一般法律原理”问题，仅仅只有四个，这反映他所认识到的中国古人讨论过的法理问题太少。其实，关于国家与法的起源问题，自然法与人定法关系问题，法的作用和目的问题，法律权威的本质和保障机制问题，王权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立法权归属问题，法律变革与法先王后王问题，贤人与良法的关系问题，法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等等，中国古人都讨论过。只是由于没有用西方人惯用的法律字眼来表达，杨先生就不认得而已。况且，他把“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诸说”杂揉在一起讨论，文中的内容列举表明杨先生不清楚哪些是讲法的本质、哪些是讲司法专业化，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区别，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甚至严格地说，他所列举的关于这两问题的古人言论，根本就不是讨论法的本质问题，也不是讨论司法专业化的问题。他把古人关于司法官吏必须严格守法、君主不要过多自行审判创立繁多的“敕”“例”使执法官员无所适从的言论看成是司法专业化主张，显然是误解。他所列举的“特殊法律问题”中，把“法律平等”、“法律公布”等都列为“刑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误解。可以说，哪些问题是法理学问题，哪些问题是民事法问题，哪些问题是刑法问题，哪些是诉讼法问题，杨先生实际上并不清楚。其次，该书很少理论分析，很少反省和总结，学术探讨性不足，几乎只有史料分类堆砌。从该书看，作者似乎只把古人的思想看做零碎的言论，按照今人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分类，将各自分别归入“某某思想”类中。这只是历史的叙述，很少史学理论分析。动辄上千字甚至两千字一条的古人言论，全文照录，然后加上几句关联语；关联语之后又是大段抄录古人言论。至于这些言论涉及了什么法学理论问题、提出或改变了什么法学观点、对法律思想或科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与前人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他都没有进行基本的分析。这表明他的分析工具还不具备，法学专业理论素养尚浅。再次，关于近代法制变革和中西法律文化冲突问题，杨先生只列举了一些奏章和法律草案资料，基本上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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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人想读 / 47人读过

债法总论

作者: 史尚宽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0-1

《债法总论》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民法为众法之基。私法固不待论，欲治公法者，亦应对于民法有相当了解，而后可得其真谛。民法中尤以债法为最重要部分，而债之通则实为债法理论之总汇。忆自民国十九年民法全部公布施行以来，已经二十余载，其间虽有不少民法著述，然...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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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人想读 / 36人读过

物权法论

作者: 史尚宽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民国68年

《物权法论》内容简介：余于《债法总论》问世后，本拟续写《债法各论》，惟以关于物权著述，尚多不觏，乃决然提前完成，名曰《物权法论》。就物权之内容言之，虽不及债法之复杂，然其盘错邃密，则有过之。研究方法，虽一如债总，参照瑞士、德国及法日诸国法典与原著，比较...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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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人想读 / 18人读过

梁启超法学文集

作者: 范忠信编
出版社: 政法大学
出版年: 2004-03-0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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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作者: 夏新华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12-1

一、本书名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材料范围限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宪政史料。二、本书收集、编辑、勘校所依据之资料，主要来源于清末民国各种法规汇编、当时创办之报刊杂志、民国学人编撰之宪政书籍、台湾文海出版社编辑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以及... 一、本书名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材料范围限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宪政史料。
二、本书收集、编辑、勘校所依据之资料，主要来源于清末民国各种法规汇编、当时创办之报刊杂志、民国学人编撰之宪政书籍、台湾文海出版社编辑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以及今人编辑之各种史料汇编、文史资料，等等。具体资料出处详见引文按语。
三、抗战时期汪精卫、满洲国等伪政权的宪政史料，因目前掌握的资料有限，故暂未编人；革命根据地的宪政史料拟另行编辑。
四、本书所选资料包括宪法文本、宪法草案(含学者和党团私拟的各种民间草案)、宪法性文件(含组织法、选举法、议会法等)、相关重要背景材料以及有关评述。
五、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的发展脉络，本书大体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为四编十章，每章之下又设若干小节，并在某些历史阶段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宪政活动或宪政文献作为章、节的标题。
六、关于清末民初以湖北为代表的各省军政府的宪政立法，在处理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民国立宪的发端置于南京临时政府之前(在征求意见时，范忠信教授主张这一方式)，二是作为省宪之渊源置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省宪运动之前。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本书的体例编排)，最终采取了后一种处理方式。
七、所选资料原文系繁体、无标点者，现改为简体，并加标点；原文系繁体、有标点者，现改为简体，并按现代标点习惯校正。
八、原文为竖排者，现改为横排；原文中的“右据”、“如左”等字，也相应地改为“上据”、“如下”等。
九、对原文中较为明显的错字，或原书排字确有错误当时未能校正者，现予以校正，将校正字置于前，原文错字加[]置于后。
十、对原文中的脱漏字，在补上以后加[]表示。
十一、原文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者，在正文中各该处加方框口，并加注说明。
十二、所选各类法律文本及草案的编排方式按现代法律文献格式。
十三、书末详列参考文献，正文引注从简。
十四、编者对所选材料进行必要诠释，按语内容包括资料出处、年代、相关人物简介以及编辑者简短的观点评说。
十五、因语言使用之时代差错，原文中某些字、词、句与今所不同者，如“参预”、“参与”、“授与”、“决非”、“引申”、“计画”、“筹画”、“规画”、“身分”、“身命财产”、“三分--,’、“四分三”，等等，均保留原貌。
本书的资料搜集、编辑、勘校和诠释工作由湘潭大学法学院夏新华教授和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旭晟教授共同主持，参加人员还有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业和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鄂、甘正气、万利容、刘姗姗。同时，本书的整理工作还始终得到了范忠信、李传敢、王健、张越、武乾、程燎原、李交发、胡平仁、胡肖华、张全民、韩秀桃等众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范忠信教授给予了许多具体而宝贵的帮助和指点，令我们受益匪浅。
最后还须说明的是，史料的搜集、编辑、勘校和诠释历来是一项最需要用时间、耐心、甚至功力来堆积的工作，也是一项最严肃而又最容易“惹麻烦”的工作，因而，自2002年春天搜集工作开始启动以来，在整个历时近两年的整理过程中，我们真可谓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搜求材料与勘校文稿之艰辛和喜悦至今尤历历在目：2002年12月31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楼，“饥寒交迫”中，按照管理员的要求，笔者坚持抄写了“河南省宪法”的部分章节后，手指已不听使唤，最后不得不以每页十元的昂贵价格复制了余下部分；2003年元旦节，笔者又谢绝了在京师友的多方盛情邀请，上午第一个赶到国图特藏部(为此还得到了管理员的一张贺年片)，在发现材料的惊喜之余，以每页六元的不菲价格复制了近二百张，最后在好心的管理员的特殊“优待”下，掏空了钱包，只留下一元钱坐公车才回到了人民大学；2003年暑期，南方酷热难耐，我们带领研究生几乎是每天挥汗如雨，打印、校勘文稿，真是“人定胜天”啊!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科研的艰辛由此可见。史料的整理似乎是“为人作嫁衣裳”，这需要有“甘为人后”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吾等本为法史学人，更需要有“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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