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各类机关纷纷南迁。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更令广州雪上加霜，多遭受一层大溃退前夕的浩劫。南国各院校的教学秩序接近瘫痪，“反饥饿、反迫害”等罢教罢学风潮迭起。
1949年1月13日，以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德为首的中大教授，联名向当局发出“因生活悲惨，要求依照最近调整待遇发薪，限十五日十二时前清发两个月，否则全体罢考（即不给学生出考题批考卷——作者）”的警告。
2月2日，因物价上涨，员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学全体教授向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陈雪屏请愿，要求一次性透支三至七月份的薪金。
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从该天起实行罢教并“总请假”达二十四天。
5月中，中大教授会向社会发出快邮代电云：“恳请代总统、院长、部长准予借支生活费三个月······另每人疏散费二百块银元。”
最令舆论震惊的是，就在该月，中大教授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前挂起了“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当街将首饰衣物、图书字画等当场拍卖，情景十分之凄凉。时人评之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
——看到这段文字，不仅长叹在动乱的岁月里除了当权者，谁都活得不容易，尤其是“百无一用”的文人。然而，就是这些“百无一用”的文人最值得保护，因为他们是影像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若当权者不懂得保护，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造成的损失都是惨痛的。台湾当年若不是那些名教授前往，又如何有今日文化的繁盛？而内地文人在经历过文革的迫害之后，明显出现了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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