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九十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干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写作此文时，我已住在美国。中国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频频传来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无门自焚抗议，或者成群结队进京上告被警察抓回原籍看管的消息，不觉轻松又变成了沉重：那一场花样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长了。

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

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却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

新挖的排碱沟中，一发积水映着天光，时而幽暗，时而晶亮，像一根颤动的琴弦，刚劲而柔和。沿着它行进，我像一头孤狼。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叮叮咚咚，复又无迹可求。 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 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尔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在荒凉的田野上，想到兰州友谊饭店的豪华，恍如一梦。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

从此我们常去捉羊。都是我同吴性善去。我的狩猎经验愈来愈丰富，心也逐渐地变冷变硬，成了事实上的食肉野兽。然而生活却好起来了。变成野兽以后，生活就好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恶意也减少了，相处也容易得多了。 兽性的东西居然生产出人性的东西，也大奇。

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住脚，不要被困难打倒。只要你站住了，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就等于把外在的苦难，转化成了内在的精神财富，坏事变成好事。

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你只有认识到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才有可能认识到，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

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

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物的世界愈是增值，人的世界就愈是贬值。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是异化的复归。

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

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

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想了想，觉得新中国的三个时间板块，有点儿像三个游戏场。“十七年”玩替天（历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时期玩无法无天，“新时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

他主张确立宪法的权威，变人治为法治。我说这是把保护统治者的宪法，和保护被统治者的宪法混为一谈，反而有害。他说修宪得小步走，跑太快会翻车。我说人在车上，你一步都走不动。他说这次七届人大公开报导有反对票，就是前进了一小步。我说这不是进步是退步，就像民主党派是老装饰，反对票是新装饰，它只能赋予非法地给定的“表决”结果，以一种比“一千票对零票”更为合法的外貌。他说起码一千九百万私营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民间社会。我说所谓民间社会须能独立于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只有与体制共生、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和官员的腐败巧取钱财的一群，何来民间社会？……

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 我想他们即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刺刀都压不住，还会在乎奚落？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愈是有关系，愈是要装作没关系，关系才能维持。

歌的本性，是要朝外散发的。倒灌进去，反而更加难受，还不如沉默。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

据说在奥斯威辛和特莱勃林卡，也有些人养成了模仿盖世太保的习惯，被称为心理异化。我以前写东西曾经引用。现在看来，这主要不是异化，而是人性。武警不激动，因为他是办事。神仙激动，因为他要做人。就像矮子见了比自己更矮的人，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高大。 尘心一动，神仙就下凡了。

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

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

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分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

我说现在不是五四时期，但仍然有一个救亡的问题。那时是救国家，针对外国侵略。现在是救自己，针对国家压迫。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需要更多的刘晓波。这种能独立思考而且勇于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

现在有些人一讲民主，就说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讲自由，就热衷于反逻辑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与规范共生，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关系，没搞清楚。

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以个体为本位，而后者以群体为本位。但是承认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价值，承认个体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种制约和平衡。需要某种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逻辑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并且把自由问题，由外向的条件开拓，变成了内向的意义追寻。由向强权挑战的政治，变成了向虚无挑战的哲学，这是个新问题。

需要一种人文努力，来赋予学问以思想，赋予思想以学问，以免二者偕同沦入市场，成为商业的附庸和政治的装饰。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时代的需要。虽然很难实现，我们都愿意试试。

在那个只许用马列阐释政策或者古典的时代，杰出者通过翻译表达自己（序言中声明是供批判用的），无形中拓宽了狭仄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大陆那时的翻译水平，整体上高于现在和港台的原因）。我曾经把一些翻译家当作精神导师，包括满涛、贾植芳。说起来，才知道满涛是张可大姐的弟弟，贾植芳也是先生的亲戚。先生早年也喜欢俄国文学，给我们看了他那时写的小说。散文诗一般地优美。湖北农村泥土的馨香里面，掺杂着一股子契诃夫式的忧伤。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是我们之间心灵亲近感的来源。

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亲近比观点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见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几十年，依旧知面不知心。这个差别，和立场观点无关。反之亦然，心灵的亲近，并不意谓着观点没有分歧。

维持没有社会正义的稳定所付出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该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术与道的关系问题。

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书，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她觉得快乐。我们每次回去，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她那个生活在别处的别处，已经从原先的虚拟战场，变成了一张张掩盖黑洞的字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