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累……懒得再以这个比例尺缩写下去了！
【缩写】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二章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1.人对诸多有益力量常处于必然的无知之中。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目标时能使用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
2.但这一必然的无知状态始终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以完全知识为基础的讨论偶尔也会起作用，但对真实世界作用微乎其微。实际困难是：我们的知识远非完全，社会领域中我们不知之事往往更具重要意义。这是诸多乌托邦建构失败的缘由。
3.必须承认，对无知展开分析是棘手的。但我们确可以对关于此问题的无知给出界定。虽不能在黑暗中看见，却一定能探寻出黑暗的范围。
4.有人主张：文明既然由人创造，人也应当有能力随意变更。这有明显的误导性。文明确是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但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人也不知道文明存续的基础条件。
5.那种人应当按设计创造文明的观念，基本上是谬误。人的心智本身也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变化。如果我们要进步，就必须为此后的发展和改变留出空间。我们根本不能构想出现在开始500年或甚至50年的文明情况。
6.那种认为人由审慎思考而建构文明的观念，是荒谬的唯智主义，它视理性为外在于自然的东西。但是，人类心智是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正是文明状态决定着人之目标和价值的范围。虽然我们必须不断实现当下目标，但我们仍需给新的经验和事件留出空间。
7.一位当代人类学家指出“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恰恰因为我们对文化的无知，我们有可能妄断自己指导并控制着文化”。在我们实现目标的努力与制度、传统及习惯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制度、传统及习惯常常产生与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
8. 有意识的知识只是个人能达到其目标的条件的一部分。首先，人类心智是文明的产物，而且人对构成自身的大部分经验并无意识——这些经验通过将心智融合于文明而产生影响。其次，任何有意识把握的知识，都只是有助个人行动成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若我们进行反思，会发现我们对作为行动基础的环境极其无知，其程度连自己都感到惊诧。知识只会以个人的知识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并不是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an integrated whole）。知识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冲突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因此如何能使人人都从此获益，便成了大问题。
9.文明中的人之所以能比独自生活的人更成功，部分原因是他能从个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另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个人对特殊知识的运用，本身就会对他人有助益。社会活动必须持续和某些事实相调适，正是这些事实我们所知甚少。至于协调个人行动而促成社会与某些事实调适的力量，我们所知就更少了。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甚少，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憎恨而非好奇。
10.然而，如果“知识”仅指个人的明确知识，那么把文明发展和知识增长等同会造成严重误导。当然，更不能把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甚至不能穷尽个人的明确知识。科学方法不能满足社会对明确知识的需求。大多数知识只是散落在个人手中。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的一部分也不是实质知识，而是在何处和如何发现信息的知识。然而，就本书的讨论而言，知识的分类并不很重要。
11.过去的经验已融入环境中，在此意义上，知识增长和文明发展才是一回事。我们的习惯、技术、偏好和态度、工具和制度，都是对过去经验的调适。它们是行动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理性不及”的因素中，有些的功用或许早已失去，有些甚至已成为障碍。但不论如何，我们的行动不能没有它们作基础。
12.人们往往对知识的增长感到自豪，但与此同时，人有意识知识的局限——人的无知范围，也会不断扩大。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承认：“随着科学发展，公认的无知范围也会扩大 ”。遗憾的是，大众中形成的信念恰好相反；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科学家似乎也赞同这一信念。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敌人。日趋繁复的文明会对智识造成新的障碍，并且知识总量的增加也必然使分工中的个人能汲取的份额变小。
13.当我们说知识传承与知识传播，我们意指两个方面：（一）知识在时间上的传播，（二）同时代人的信息传播。但这两者不能截然二分。
14.我们对科学知识的传承和累积极为熟悉，尽管这是知识中最为显见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许多其他工具（取最宽泛的意义）。这些“工具”是世代经验的产物，被我们不自觉地更新。
15. 这些积累性的“工具”不仅包括物质性器具，也包括了传统和制度。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为何要使用某种形式的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行动方式也是无知的，对自己的成功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习惯亦是无知的。这情况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也适用于文明人。在有意识知识增长的同时，“工具”也会有同样重要的累积。
16.笔者于此主要关注当下经验被用来帮助那些并不直接享有经验的人的方式。本章将探究个人拥有的分散知识是如何帮助他们与环境调适的。
17. 条件变化将带来资源使用，活动种类和习惯风俗的变化，后者又反过来影响调适。调适将扩展到整个社会。变化带来“问题”，“问题”在调适中得以解决。我们无从预言何种知识、技巧、态度和环境能提供解答，也不知道调适将如何传播。欲验证某种知识和技巧的适应性，我们只能付诸实施。正是平凡大众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采取的小措施产生了普遍接受的范例，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明确公认并被传播的智识创新。
18.试图对谁将正确组合本能和机会而适应环境作出预测，甚为困难，其难度不亚于预测何种知识和技能组合能提供调适。知识与本能的组合，既非人们的共同审慎考虑产物，也非人们共同努力的选择，而是个人模仿较成功者的结果。而且成功者也是通过不同的象征和符号来引导模仿者的，例如对产品价格，对行动标准做的道德或审美上的称赞。
19.这一进程的关键，是个人一方面能据其特殊知识行事，另一方面个人能够在其知道的限度内，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他的技巧，利用他能得到的机会。
20.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实现其目的和福利的众多因素，都有不可避免的无知。
21. 如果存在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知道影响当下的因素，还知道影响未来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也就无意义了。反过来，个人自由也使完全的预见不可能。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可以期望从中得到实现目标的机会。正因为每个人知之甚少，而且对谁知道最多也知之甚少，我们才需要众多人士独立的竞争。
22. 尽管上文似乎对人的自尊有羞辱，但我们需要承认，文明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是否为未知或偶然之事提供最多的机会。这些未知或偶然之事，是个人在遭遇环境时将知识、态度、技巧和习惯组合起来应对而产生的。正因为我们对这么多东西无知，我们才必须面对或然之事（probabilities）
23.当然，如人意的偶然之事通常不会适时发生，但我们需要为之准备。机遇包含着风险，一些人的不幸，大多数人可能的失败，和最后才能获取的净收益。对此我们能做的：一是增加机遇：促进天赋和环境的组合；二是加快传播：让创新能为能利用者所用。
24.当然，所有政治理论都假定大多数人是极其无知的。但那些为自由辩护的人将自己和最为明智的人也都纳入无知者的行列。与在动态的文明进化中形成的全部知识相比，最为明智的人和最为无知的人的区别也就无甚意义了。
25. 由密尔顿和洛克提出的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是以我们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只有非唯理主义者对心智活动的洞识，才能为这种一般性原理应用打开大门。本书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增进自由是为了适应无知，应对偶然的事象。为最佳地使用知识，我们必须遵守被经验支持的总体上能产出最佳结果的规则，即使我们不知道其在特定情势下的结果。
26.人从落空的期望中习得知识。我们不应当用愚昧的制度去增加不可预测性。我们应当完善制度来增加正确选择的机会。然而，最重要的是，应当为不确定的任何个人（unknown individuals）提供最多的机会，以使他们能知悉事实并运用知识。
27.正是通过众人彼此调适的努力，人们在行动中得以使用的知识才远比个人拥有的知识为多；可达到的成就也比个人可预见的为大。自由意味着对直接控制个人的否弃，自由的社会所能使用的知识比最明智的统治者能想象的更多。
28. 由上述依据，我们可得到以下三个论断。（一）如果把自由只限于知道自由会有助益的事例中，那么就不能实现自由的目的。如果已经知道自由将被如何使用，那么主张自由的论辩也将很大程度上丧失根据。若只因为一些人使用自由的结果似乎不尽人意，便不授予自由，那么我们绝不能获取自由的裨益。因此，自由常被滥用的现象不是反对个人自由的论据。自由意指许多事情虽不为我们喜欢，他人仍可以为之。从总体来看，自由利大于弊。
29.（二）自由地做某事的意义，与大多数人是否有可能利用那种机会毫不相关。只赋予所有人都能实施的自由，这是对自由功能的误解。百万人中只有一人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和助益，可能超过人人能享有的自由。
30. （三）甚至可以说，使用自由做某事的可能性越小，对社会就越珍贵；同理，若丧失这机会的损失就越严重。此外，多数人有可能对个人应当可以自由做的大多数重要之事不关心。自由的重要之处正在于我们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自由。若人们可以预知使用自由的方式，那么自由可以由多数来决定。但多数的行动必定局限于已尝试并确定的事情，然而先于共识的恰恰是不同个人的不同行动。
31.据此，我从自由中获得的助益，大多数是他人使用那些我绝无能力使用的自由的结果。我们主张自由，并非因为我们喜欢做特定的事情，也不是因为特定自由是幸福的基础。反抗人身约束的本能倾向，虽然有正面意义，但不是证明或界定自由的保障。重要的不是我本人愿意行使的那种自由，而是某人为有益社会而可能需要的自由。
32.历史上，不自由的大多数人曾从少数自由人获取了大量助益；当下，不自由的社会从自由社会中学到了很多。当然，我们的可能得益随着行使自由人数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对所有人来讲，一些人有自由比无人有自由更好，多人有充分的自由比所有人只享有有限的自由更好。将某种自由的重要性和人数挂钩的做法，只会让社会因对人数的控制而被损害，尽管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由的削减。如果只有多数实施的自由才有重要意义，结果必然导致不自由的停滞社会。
33.新的调适是由资源的新安排和组合构成的，也是由对 “工具”的新改进促成的。有些改进会被保留下去，它们不但对某特定时空的情况做了更好的调适，也适应了环境中的某种恒久性。这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formations）体现了自然是受一般性规律支配的。随着经验不断被融合进工具和行动中，明确的知识——亦即通过语言传递的一般性规则——也将得到发展。
34.在智识领域，这种进程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我们无力计划或规划知识的发展；而且在探究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个人天才的奇想。科学发展也是个人将社会带来的概念，习惯和环境组合的结果，既是系统的努力，也是幸运事件的产物。
35. 我们较为清楚地意识到智识领域的发展出于不可预见的因素，所以我们趋于强调自由在此的意义而忽视行动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以牺牲行动自由的代价赞美智识自由，无异于视大厦的顶部为大厦整体。我们之所以有新理念和新观点，是因为他们产生于诸多个人在具体工作时的各种努力。
36.对这一“理性不及 ”领域的进程的理解，需要人们有更大的想象力，不是唯智主义强调的那些因素。尽管我们能追踪这种进程，却几乎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重现当时的环境。我们目前只能指出何种力量发生了作用以及影响力量的一般性原则，却不能指出其具体特征。人只能关注他知道的东西。
37.事实上这种不被意识到的特征，不但通常会被忽视，还常常被视为障碍。它们尚不能从推理解释，因此被视为与理智相悖的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素。然而虽然这些因素可能如此，但我们行动中的许多“纯粹习惯”（mere habits）和“无意义的制度”（meaningless institutions）却是实现目的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成功调适的一部分。发现它们的缺陷固然重要，发展却一刻也离不得它们。
38.我们逐渐学会了安排日常时间、穿着、饮食、装饰居室、演说写作等等，这些提供了文明进步的基础，其重要性不亚于生产贸易中的“诀窍”（know-how）。而且，正是在改进这些手段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观念，而新观念只有到了发展的最终阶段才会归于智识领域处理。抽象思考某种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生命，在延续过程中会受到新的挑战和质疑；而其原因正是人们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行事来变更文明的结构。智识进程，实际上只是对已形成的观念做阐释、选择和否弃。新观念常常从行动（常是理性不及的行动）和事件的交互中产生。因此，如果自由只限于智识领域，那么新观念的源泉就会干涸。
39.由此可见，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自由所允许的行动的崇高。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与思想自由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人们常贬低其为经济的自由（economic liberty），但行动自由的概念比经济自由广得多。更重要的是，是否有“纯经济”的行动，以及对自由的限制是否能局限在经济方面，都有极大的疑问。经济的考虑只是我们协调欲求实现的根据，最终我们的目的无一是经济的。（除了那些守财奴）
40.自由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的目标是开放的，且不断有新目标产生。开始只是少数人的目的，之后会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目的。甚至是我们认为善或美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不知道为何视某事为好，而且因为价值产生分歧时也很难说谁是正确的。人是文明的造物；人的希望决定了族群的变化。这些价值也是由产生智识的同样进化力量创造和变更，对价值的终极判断不是个人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错误”群体在历史中减少决定。
41.文明的手段和工具都需要接受这进化论式的选择。但是，随着新目标的出现，哪些个人和群体能成功并继续存在下去，既取决于他们的目标，也取决于他们的工具和能力。获得成功的群体目的将趋向于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目的。
42.关于我们的价值为何有助于我们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部分理解。也不能确信，那些曾经有益的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助于社会维系。它们的有效性需要竞争来证明。
43.这竞争必须从最宽泛的意义理解。竞争包括了组织和个人的反对和合作。与之相关的界分不在区别个人和群体行动，而在下述境况的区分：1.人们可以尝试各种不同观点基础的方法；2.某机构拥有排他性权力来禁止人们尝试。如果这一权力授予是预设了某些个体拥有较多知识，那么这就不再是实验，而偶然盛行的信念也可能成为知识增长的障碍。
44.主张自由并不是反对组织，而是反对排他性、特权和垄断组织，是反对运用强制力量阻止他人尝试进步。组织是信奉特定目标，采用特定方法的，但甚至那些旨在增进知识的组织，也只有当宗旨依据的信念和知识为真时才有效。其信念如果与事实有冲突，也需要竞争来证明。因此，只有当组织是自愿且扎根于自由领域时，他们才可能有助益和效率。如果组织不调整自身以适应情势，那么只有失败。将社会纳入单一的组织系统，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心智的力量，甚至还会扼杀心智。
45.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只有公认的最佳知识才应当使用，那么会如何呢？如果根据普遍知识被认为是浪费的尝试都遭禁止，只有被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重要的问题才能提出，那么无异于说人类知识已经能预见一切常规行动的后果，进而也就是说人已将环境控制于理性之下了。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种文明停滞不前，并非因为全部可能性都已被穷尽，而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完全控制了行动和情势，以至于新知识出现的机会全被扼杀了。
46.那种想让每一件事都受制于人类理性的唯理主义者（rationalist），因此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运用理性是为了控制和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进程则需要自由和人行动的不可预测性。那些夸张理性力量的人，通常只看到了思想和行为互动的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欲使发展可能，理性生成的社会基础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
47.毋庸置疑，人类的一些最伟大成就都源于人类无力控制社会生活。持续的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有意避免实施控制手段。在过去，种种自生的发展力量十分强大，足够抵抗国家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然而在政府掌握种种技术性控制的今天，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能否继续表现就很难确定了。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大，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甚至将会摧毁它们。尽管这尚未成真，但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