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其一生中没有写下只字片语.他的思想完全是通过他的两位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以谈话录等形式记录下来.色诺芬是个军人,他的思想是因袭守旧的,他对于对苏格拉底不虔诚以及错误引导青年人的指控是不能接受的.在色诺芬的笔下他的老师是一个虔诚的人,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苏格拉底正如他笔下那般虔诚,他是不会受到公民大会审判的.而柏拉图相对于色诺芬,在哲学上的造诣显然更高.但柏拉图又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他的问题在于很难分清究竟他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思想是他老师的还是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名在阐述自己的思想?因此划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苏格拉底曾被德尔斐神坛(希腊人占卜问卦的官方神坛)的女巫认定为当时最具有智慧的人.他得知此事之后相当诧异,因为他认为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从此他便开始寻找那些被公认为具有智慧和知识的所谓贤达,向他们讨教.他总是提出问题,提出那些似乎众所周知的问题,然后不停地诘问,而那些贤达没过几轮便招架不住,丢尽颜面,也正是以这批人为首,向苏格拉底提出控告.苏格拉底最终被推上了审判席,他放弃了流放外地的轻判,选择饮鸩自尽.他相信灵魂不朽,他死之后便能与奥尔弗斯,荷马,赫西俄德谈话,获得更高的智慧,与此相比肉体之死又何惧.苏格拉底之死对于文明的影响似乎要比耶稣之死之于宗教的影响来得更加重要.
苏格拉底的辩证的方法源于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他始终相信回忆说,因此他希望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去重新获取被遗忘的知识.他的辩证方式对于梳理那些我们似乎已经懂得的但由于思维的混乱以及不加分析以至不能以最佳的逻辑方式加以使用的知识是有益的。但对于发现新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柏拉图的老师被雅典的公民会议鸩死,而雅典当时又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战败,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以雅典以及雅典的民主制为范本转而以斯巴达为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看作是斯巴达的改良版,他将公民分为三等:普通民众,士兵以及卫国者.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但与之不同的在于柏拉图希望通过''一个高贵的谎言''来欺骗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他认为两代以后他所编造的那套"金银铜铁"的神话就会被相信和接受.这种将人分为三等,世袭,但偶尔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源于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宇宙正义的学说.柏拉图理想国的范本斯巴达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但斯巴达的法律制度是过分严厉的,因而逐渐产生了反效果,比如社会道德的堕落,这些情况从柏拉图和普鲁塔克的书中是很难见到的,但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录中一窥究竟.柏拉图本是想在希腊城邦中实验他的乌托邦模式的,但亚历山大的铁骑将他的试验场踏平,最终只能遗憾地呈现于书中.
柏拉图认为知识的对象是存在,知识是不会错误的,因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意见则可能是也一定会是错误的,意见的对象不会是存在,因为与存在相对的是知识,当然其对象也不会是不存在.因此意见的对象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了理念世界,而理念世界是绝对的实在的,因此与它对应的是知识,而万物流转的感官世界的事物都具有矛盾性(比如一幅画是美的又是不美的, 一个人是正义的又是不正义的---他并不了解相对性的概念),因此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世界,自然就属于意见的对象.他做了一个类比:太阳直接照到的东西就是理念的世界,而四周朦胧模糊的世界则是感官的世界,太阳就是真理或者善(将德行与知识联系在一起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个显著的特点),而眼睛就是灵魂.因此人是可以训练德行和提高知识并通过灵魂去窥见理念的世界.但在《巴门尼德篇》中写到当是已经老迈的巴门尼德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提出了种种关于理念世界矛盾的地方，而且柏拉图自己也意识到神不可能创造永恒的事物，因为没有时间性的事物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还有感官世界既然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虚幻的不可靠的，为什么神要创造出来，或者神只创造了美好的部分，那么不美好的那一部分是谁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些显然的矛盾，柏拉图大多含糊其次或者不予解答。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的学说是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到共相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文学等领域（亚里士达克的太阳中心论）的发展。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灵魂相对于身体更有优越性.这种观点世俗化了之后就是禁欲主义.苏格拉底不是禁欲主义者,比如他喝酒,有时喝得比其他人都多,但不嗜酒,又比如他娶了老婆,虽然是个悍妇.柏拉图所说的优越性是指对心灵的关怀要多过对身体的关怀,比如哲学家会边看书边吃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哲学家对关于心灵的事情更感兴趣.但这些观点被一些道德学家曲解之后便发展成为了完全避免快乐并过有德行的生活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患无穷,因为当人从肉体的专制之内解放出来会使人更伟大,更伟大的善,当然还有更伟大的恶.中世纪的基督教士和希特勒都是从肉体解放后在权势上寻求心灵快乐的例子。柏拉图认为身体是妨碍人获取知识的障碍，因为它既是一种歪曲的媒介，使我们就像通过镜子去看事物那样模糊不清，它又是一切人欲的根源。而且他认为闻和见都是不正确的见证人，如果知识要向心灵显示的话，也是显示于思想而不显示于感官，也就是说要通过理智的眼力来获取知识。当摒弃掉感官世界，也就摒弃掉了所有的经验的知识，剩下的只有数学，逻辑以及对神秘世界的洞见。这和苏格拉底的回忆说是相符合的，也和毕达哥拉斯将数学和神秘主义相联系的观念相契合。柏拉图对于灵魂不朽的论证是通过苏格拉底和西比斯的对话展开的。首先他搬出了阿那克西曼德的对立说：既然万物都是存在它的对立面，那有生必然有死，有死必然会再生。其次他搬出的是回忆说：既然知识是回忆，那么必定有灵魂承载着回忆，那灵魂在一个人的生前自然是已经存在的。柏拉图对于回忆说的论证也是通过苏格拉底的谈话。他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诸如“完全相等”之类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从经验世界是无法获取的（经验世界只有近似相等）。苏格拉底找了一位小奴隶，问了他一些关于几何学的问题，而小奴隶也给出了似乎正确的答案，苏格拉底是通过这个例子加以论证的。罗素认为首先苏格拉底认为的“完全相等”的观念其实在在人的观念中也是不存在的，它仍然是一种经验的表述，而且小奴隶能回答几何问题也是因为经验的获取，虽然可能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所以回忆说是站不住脚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定回忆说是真确的，因此继续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之前苏格拉底只证明了灵魂在人生前已经存在，他进一步证明在生后会继续存在。他的论据的第一点还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对立说，他还提到了只有复杂的东西才会被分解，而灵魂是单一的，因此不能被分解，还有就是看得见的是非永恒的，比如身体，而灵魂是看不见的，所以是永恒的。综上所述，苏格拉底又证明了灵魂在生后还是不灭的。他认为只有哲学家在生后才能与神共享福祉，恶人入地狱，中间的入炼狱。罗素对于苏格拉底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是不诚恳的，是诡辩的。他运用理智去证明那些他所喜欢的结论，而不是把理智运用于对知识无私的追求上。最为一个人，苏格拉底有资格通于圣者；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可就需要长期住在科学的炼狱里头了。
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神按照永恒的原本所创造的摹本，神使世界尽量接近于他所理解的那种永恒。神从无序的世界中造出秩序来，他把理智放入灵魂，将灵魂放入身体，他把世界造成一个有理智有灵魂的活物。恒星也是神圣永恒的动物，神则主要是火。关于时间起源的解释，柏拉图说原本是永恒的，神也力图将宇宙造得尽量永恒，但将完美无缺赋予生物是不可能的，因此神决心使永恒具有一种运动着的影像，这种影像既是永恒的又是依数目而运动的，这种影像我们就称为“时间”。关于空间，柏拉图有着一种奇怪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介于本质世界与流变的，可感的事物的世界两者中间的某种东西，它为一切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了一个住所。关于元素，柏拉图认为恩培多克勒所说的水，火，土，气并不是真正的元素。真正的元素是两个三角形。一个是正方形之半，一个是等边三角形之半。这两个三角形所构成的五种多面体中的四种就是水火土气。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主要是记载在《蒂迈欧篇》中，罗素认为尽管其中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是愚蠢的，但它对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中世纪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还是必须加以研究的。
知识与知觉---柏拉图反对知识等于知觉是通过三条相互联系着的论题加以论证的。第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智者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的学说。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等同知识就是知觉。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指任何一件事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他所看到的样子，因此知觉是一种实有的东西，并且知识是不会有错误的。柏拉图认为如果这种学说成立，也就意味着普罗泰戈拉与任何一个傻瓜有着相同的智慧和知识。他让苏格拉底暂时站到普罗泰戈拉的立场上，提出除非我们承认从结果来看虽然有些人的判断不比另一些人更真，但可以更好。这也就承认有些人相对另一些人，乃是万物更好的尺度。这显然和普罗泰戈拉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第二，一切事物都是处于流变状态的。这是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因为万物永恒流变，因此那些我们认为是实有的东西，实际都是处于变的过程。将此学说与普罗泰戈拉的学说加在一起就是：知识是变化着的东西而不是实有的东西。接着，柏拉图就将此观点赋予一种极端的形式：比如一个人看到雪是白的，因为事物是永恒流变的，因此他不能说他看见雪是白的，因为在他说完话之前，雪可能已经不是白的了。所以如果一切事情都以所有方式在变化着，那末我们就没有权利说看见而不说看不见，或者知觉叫做知觉而不叫做不知觉了。上述的论证等于说，不论在永恒的流变中有其他什么，字的意义在一定时间内至少要是不变的，否则就没有任何论断是确定的。罗素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承认的，虽然流变说大部分其实是与这种承认相符合的。罗素认为柏拉图的错误在于将他将见与不见，知与不知这种逻辑对立应用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是应该用另外的计量工具加以度量的。第三，知识就是知觉。我们是“通过”眼，耳，手等感官器官来知觉，而不是“用”它们在知觉。比如有两样东西，我们通过触觉而知觉到硬和软，但是判断他们的存在以及对立则是心灵。而且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器官可以知觉一和多。对于柏拉图的论证可以归纳为两类：关于存在的知识以及对数的了解，这些对于知识最本质的东西却不能包括在知觉之内，它们并不是任何感觉器官产生的。关于相似性，其实是知觉的判断。若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知识就不是知觉，而是知觉的判断。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柏拉图不知道大脑皮层也是知觉器官之一的缘故。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柏拉图的论点是错误的。回到柏拉图的第一类论证，关于存在，罗素认为柏拉图是犯了语法上的错误。因为存在这个词只能用在与一个名字相对立的一种描述时，才是有意义的。关于数，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算学的命题，对于这点罗素认为确实是无需知道任何我们所知觉的事物便可以加以理解的，因此与知觉无关，在这点上柏拉图是正确的。另一种是计数命题，这点或多或少是依靠知觉的。因此在这点上柏拉图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逻辑和数学是特殊的，其部分是无需通过知觉便可以理解的，但其他的知识则需要通过知觉才能认知。因此可以看到柏拉图受了毕达哥拉斯学说很大影响因而把知识等同于数学才会得出知识不等于知觉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这个学生并不是太听话,一直试图要推翻老师的理论。然而他自己的学生，也是最著名的那位，亚历山大,似乎也不是一个好学生，罗素分析亚里士多德之于亚历山大顶多是他父亲腓力二世派来看管他的老迂腐。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也完全无视亚历山大用帝国取代城邦的现实。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互相影响几乎为零。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不赞同的。他通过许多方式来论证理念论的错误性，其中最有冲击力的是“第三个人”论证。此论证大体是这样的：既然对于所有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原本，那将这个理想的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置于所有人之中，那么应该有一个更为理想的人作为这个理想的人和所有其他人的原本，以此类推，将会有无穷的理想的人。这个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破完之后，自然要立起自己的学说，首当其冲的便是共相论。简单的说，一个专名词所指的东西是“实体”，而一个形容词或类名所指的东西叫作“共相”。我们很容易证明一个形容词其存在乃是有赖于一个专名词所意味的东西，比如“植物生命力强”这句话，生命力强这个形容词存在是因为有生命力强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东西，比如说没有任何动物植物，则生命力强的这个形容词也就不存在了，但反之，植物可以是生命力不强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专名词所意味的东西却不依赖一个形容词而存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区分事物与性质的方法。但我们也很容易证明，比如同样是生命力强的植物，植物分为生命力强或者生命力不强，植物总必须属于其中一种性质，如果不属于任何一种性质，则植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主体没有某种性质也不能存在。因此可以认为区分事物与性质的那种假设的理由是虚幻的。所以罗素认为共相论本身就不清楚。
还有一个名词非常重要，那就是“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你的本质就是你的本性所规定的你之为你。可以说它是你的那样一种属性，你若丧失了那些属性就不成其为你自己了。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另一点，就是形式与质料。比如说大理石是质料，雕塑家所塑造的形状就是形式，又比如水是质料，而平静就是其形式。他还告诉我们：灵魂是身体的形式。照这么看似乎形式就是把统一性赋予某一部分物质的那种东西，而这种统一性通常总是目的论的。他告诉我们一件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本质和它的原始实质。形式是有实质的，共相则没有实质。并不是每件事物都有质料，那些永恒的事物，其中除了那些在空间中移动的而外，都没有质料。事物由于获得了形式便增加了现实性，没有形式的质料只不过是潜能而已。形式是实质，它独立存在于它所以体现的质料之外，这一观点似乎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是认为共相就是理念，没有实质，而形式则是与共相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在形式中却看到了许多与理念同样的特点。他还说：形式比质料更加实在，这不禁使人想起了理念具有唯一的实在性！罗素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来说，可以描述为被常识感冲淡了的柏拉图，要理解他的形而上学最简易的方法就是，首先摆出他常识感学说的那一半，然后再考虑他对此所进行的柏拉图式的修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质料与形式的学说，是和潜能与现实的区别相联系的。单单的质料被想成是形式的一种潜能。某一东西在发生变化以后，则比以前具有更多的形式，更少的质料，这就是一种演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该东西被认为是越来越“现实”的。神是纯形式与纯现实，因此不能有变化。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乐观主义和目的论的。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万物都在朝向某种不断地变得比过去更为美好的事物而发展着。
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认定有三种实质：首先是可感觉可毁灭的，即动植物；其次是可感觉不可毁灭的，即天体（他认为天体除了运动没有任何其它变化）；再次是不可感觉不可毁灭的，即人的理智的灵魂（心灵）和神。关于神的主要论据是最初因：必须有某种事物产生运动，而这种物质本身是不动的，永恒的，是实质和现实。欲望与思想的对象造成了运动，神是生物的欲望与思想的对象，从而神是由于被爱而产生了运动。神是纯粹思想，幸福，完全的自我实现。反之感觉世界则是不完美的，但它有生命，欲念，属于不完美的那类思想以及热望。一切生物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察觉到神，并且是被对神的敬爱所推动而行动着的。这样神就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变化在于赋予质料以形式，涉及到可感事物时，总有一种质料作为下层基础，只有神只包含形式没有质料。世界朝着更大程度的的形式演进，日益变得更接近于神。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质料不能被完全消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是数学的，而强调着演化的亚里士多德是生物学的。需要补充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雕像的质料因是大理石，形式因是我们要雕塑的那座像的本质，动力因是凿子与大理石相接触，目的因是雕刻家心目中的目的（比如供人欣赏）。神被看作是目的因，因为它为变化提供了一个目的，那本质上就是朝着与神自身相似的一种演化。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不朽与柏拉图和基督教有着很大的不同。要讲清楚他的灵魂学说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心灵。亚里士多德区别了心灵与灵魂。心灵也许是灵魂的一部分，但它被提得比灵魂更高，更不受身体的束缚，是植于灵魂之内的一种实质。心灵能理解数学和哲学，数学和哲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此心灵被认为是具有更高的思维功能且是没有时间性的。灵魂最本质的特征是：它使身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作为一个统一体而有其目的，灵魂就是以此而成为身体的形式的。而心灵则不大相同，它之为少数的一部分生物所具有。它可以被看作是灵魂中理性的那一部分，而灵魂的其他部分可以看作是非理性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灵魂非理性的部分分为生物中都可以发现的生长部分和只为动物所具有的嗜欲部分。也就是说个性是与身体以及灵魂非理性的部分相联系的，而灵魂理性的部分，也就是心灵，是神圣的而又非个人的。非理性的灵魂把我们区分开来，而理性的灵魂则把我们结合起来。因此心灵的不朽并不是个别的人的个人的不朽，而是分享着神的不朽。这么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不相信柏拉图和基督教教导的”个人“的不朽的。他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论，他们便分享着神圣的东西，而仅这神圣的东西才是不朽的。人可以增加自己天性中神圣的成分，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他成功的话，显然他就不是个别的”人“ 了。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偏向于先对善下定义。他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由于他将灵魂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非理性的灵魂又分为生长和嗜欲。他认为当所追求的是理性所赞许的善的时候，嗜欲的那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在他认为理性本身是纯粹静观的，若不借助嗜欲则理性不会引向任何实践的活动。相应于灵魂的两部分，就有两种德行：理智的德行与道德的德行（实践的德行）。理智的德行得自于教学，而道德的德行得自于习惯。立法者的职务就是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而使公民为善。这样公民就被迫地获得善良的习惯，到时公民就会在作出善良行为时发见快乐，就无需法律的强制也能使公民有德了。谈到亚里士多德必谈到他的中庸之道：每种德行都是两种极端中间之道，而每一个极端都是罪恶。比如勇敢是怯懦与鲁莽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只得一提的是，他认为真理性是自夸与虚伪之间的中道，这显然是荒谬的，有实例为证。下面来比较一下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和基督教的伦理学之间的区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理智的德行估价高于一切，而很明显的是最高的德（理智的德）只能是少数人的。他详细地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一位最好的个人，他把他称作骄傲的或者恢宏大度的人。在听完他的叙述之后我们发现恢宏大度的人依仗的是他显赫的社会地位，拥有这样的地位的人在社会上决不会多。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与他的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社会应该把最好的东西只限制于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应满足于次等的东西。这样的正义观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共有的，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它或他的适当范围，逾越它就是非正义。由于有些人性格和能力的缘故而比其他人拥有更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分享更大的幸福没有什么不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是崇尚骄傲的人的，斯多葛-基督教则赞美谦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谦卑是一种罪恶。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少数人能拥有最高的德，而斯多葛-基督教则认为穷人和卑贱的人也能像任何人那样有德。基督教的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成了教条，它使道德与其他的优点的区别变得比希腊时代尖锐的多。你是一个大文学家或者大音乐家，这些是优点，但不是道德的优点，这些优点不能使你更有德，或者更容易进入天堂。道德仅仅涉及意志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各种可能的行为途径中能做出正当的选择来。而德行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中避免罪恶，而不在于任何积极的东西。一个学者较之文盲，或者一个智者较之愚者，在道德上并不优越。于是许多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优点被排除在伦理领域之外，因而如此狭隘的天堂准入标准（惟道德高尚者入）是极阻碍社会发展的。伦理学将德行按目的和手段分为两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达到目的（幸福）的手段。罗素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将理智的德行看作是目的而实践的德行（道德的德行）看作是手段。而基督教则认为德行本身要好过德行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整部伦理学都是当时有阅历之人的流行见解，说白了就都是常识，书中唯一没有常识感的学说就是：幸福在于有德的运动，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运动，最好的运动则是静观的，静观使人分享着神圣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其伦理学大体是一致的。他认为变化乃体现着有机组织或形式的不断增加，而德行是有助于这种倾向的行为。罗素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总体评价是：他把人类经验里涉及到宗教的整个领域都给忽略了。对被神或魔迷住的人，抑或是外界的不幸把他们驱使到绝望的人，亚里士多德对他们无话可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有一个有机体的概念。拿手作比，一只手被它的目的（即拿取）所规定，当它与一个活着的身体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完成它的目的。同样的，一个人之于国家就如同手之于身体，当他是国家的一部分时才能完成他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贸易论对于经院学者们的善恶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每件事物都有两种用途，比如一双鞋，它可以用来穿，这是正当的用途，它还可以用来买卖，那就是不正当的用途了。这么说来鞋摊儿老板就有些下贱了。亚里士多德认为零售不是致富艺术的自然部分，而发财致富的自然方式是房地产。以零售这种不自然的方式获取财富自然是招人憎恨的。但最令人憎恨的莫过于高利贷，这是从钱的本身而不是从钱的自然对象中牟利的。要知道当时的所谓高利贷通指一切具有利息的借贷，而非现代所指的利息较高的借贷而已。借贷的人，可分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痛恨借贷是因为当时哲学家都属于拥有土地的阶级或者被此阶级雇佣的，都属于债务人，那必然是反对利息的。而当时的债权人又大多是商人，因此他对于商人的定位之低也就不难理解了。中世纪的教士们也拥有土地，他们自然没有动机去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善恶论，直至加尔文，教士们开始经营企业，而贷款的收入成为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时，当然就把原先的论调给改了。每一阶段他们总能找出一堆有利的论据来改变教义使其适合新的利益关系。亚里士多德还认为那些靠工作为生的人不应该有公民权，比如农民和商人。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毕达哥拉斯，他认为那些无所为而为的人才是最高等级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三种政府是好的：君主制，贵族制和立宪政府（共和制）。三种政府是不好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君主制和僭主制只有伦理上的区别，贵族制和寡头制是有德行的人与富人的区别，而立宪政府与民主制不仅是伦理上的区别，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共和制还保留了部分寡头制的成分。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国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贵族精神和爱好学艺结合在一起的人。而这种文化的君子在罗素看来自伯里克利的最后年代起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在古代末期，柏拉图在形而上学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则是逻辑学的权威。到了十三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又给他奉上形而上学的至上宝座，尽管这种形而上学的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丧失殆尽，但逻辑学上的权威性还是一直保留着的。可惜的是，如果他的逻辑学可以继续发展，而不是如事实上那般进入僵死的结局而裹足不前的话，那将会是值得赞叹的。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段论，它可以分为Barbara,Celarent,Carii,Ferio（P253）四种，这四种构成第一格，他之后提出的第二，第三格以及经院学者提出的第四格都可以有办法归纳到第一格。罗素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提出了三种批评。首先是形式的缺点。在这一点内他列举三种错误。第一，亚里士多德没有区分“苏格拉底是人”和“所有希腊人都是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所有希腊人都是人”蕴含着：有希腊人存在。若没有这一蕴含，则某些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无效了。举个例子：“所有希腊人都是人，所有希腊人都是白色的，所以有些人是白色的”，因为希腊人存在，所以这个三段论是有效的。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所有金山都是山，所有的金山都是金的，所以有些山是金的”，同样的全称肯定全称肯定特称肯定的类型，但由于金山不存在，结论就是错误的了。尽管我的前提可以说是真的。现在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明白一点，我们把“所有希腊人都是人” 分为两个：一个是“希腊人存在”，另一个是“假设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看出“所有希腊人都是人”这个表述要比“苏格拉底是人”复杂的多。“苏格拉底是人”中，苏格拉底是主词，而当我们将“所有希腊人都是人”分为两个陈述之后我们发现，在“希腊人存在”和“假设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它就是一个人”的任一一个陈述中都已经没有“所有希腊人”的东西了。结论就是：将“苏格拉底”和“所有希腊人”认为是一类的整体的想法是错误的。第二个错误：让我们考查一下两个命题，“苏格拉底有死”和“凡人都有死”。前一个命题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书中（苏格拉底之死他是亲眼所见的）得以确定，但后一种命题显然是一种归纳法的结果，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还未死，“凡人都有死”就只能表达为或然的，而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将“苏格拉底”和“所有的人”作为凡人都有死”同一类的整体是错误的。第三个错误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主词的谓语的谓语，可以成为该主词的谓语。举例说，“苏格拉底是希腊人，所有希腊人都是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希腊人”的谓语，而“希腊人”又是“苏格拉底”的谓语，所以“人” 就是“苏格拉底”的谓语。从第一个错误中我们可以发见将“所有希腊人都是人”分为两个陈述，“希腊人都存在”以及“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希腊人，那么它就一定是一个人”。所以此处的“人”并不是“希腊人”的谓语，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和一个谓语的区别，用形而上学的语汇来讲就是个体与共相的区别，这种区别则被亚里士多德给抹杀了。罗素认为这种影响之坏在于将具有一个实体的类认为是等同于该实体，这就使对于“一”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这也给哲学带来了多灾多难的后果。总结一下，三段论是建立在主词与谓语之间的关系的，主词应该是个体，而谓语应该是类（共相）。第一个错误在于主词是一个类（共相），而这个类却不是大前提的主词，这明显是形式上的一种错误。当此类存在时，结果看似准确，而当该类不存在时结果就是谬误的。再重新回顾一下那个“所有希腊人都是人” 的命题，它分为两个：一个是“希腊人存在”，另一个是“假设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它就是一个人”。第一个错误错在前半句，而第二个错误则错在后半句。因为类不是大前提的主词，且类的复杂性使得关于类的前提大多是归纳法的，这也会造成结论的错误。第三个错误则错在小前提上，它将名词错认为是谓语，这也显然是形式上的错误。综上所述，虽然这类形式上的缺点造成的结论有错有对，而且似乎大多都是对的，但它对于一些错误观念的形成是需要负起责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三段论的第二种批评是对三段论式估价过高。三段论只是演绎法的一种，在数学里面三段论几乎是绝迹的。在逻辑里面还有非三段论式的，比如“马是一种动物，所以马的头是动物的头。”第三种批评则是对演绎法也估价太高，而忽视了归纳法的重要性，因此会错过很多新的知识。
罗素之后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本质和实体的定义，在他看来这是糊涂不堪的概念，但就其历史重要性而言必须加以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两个词的定义。一个事物的“本质”看来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其同一性”。“实体”被认为是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在罗素看来，这是把纯属语言学上方便的东西转移到形而上学上面来了，是错误的。要了解罗素的观点先要了解他的学说。罗素本人自称是经验论者，他所代表的哲学派别叫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世界是一片连续的，有机的，也是有一定秩序的连续体，并不存在实在的界限，为经验划出界限是人为的方式。我们为一组经验集合起名字，就是一种定义行为，为的是方便，当然也包括语言学上的方便。罗素说：一个字可以有本质，但一件事物则不能有本质。一个字可以有本质，因为字本身就是人给一组特定经验现象的定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为字定义了本质,定义之中包含了本质，所以这句话是对的。罗素说一件事物不能有本质，我的理解是事物本身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就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其同一性”，而“同一性”是人在对世界按照不同的经验现象进行拆分时在意识中设定的，对于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事物而言，既不会得到同一性，自然也不会丧失同一性，所以既然没有一些性质可以让事物丧失同一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而言对事物而言本质是不存在的。同样的，关于实体，罗素认为它仅仅是把事物聚集成堆的一种方便的方式，当我们为一组经验的集合起名之后，这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就好像这个这个有名字的东西确实成了一种实体，罗素举了法兰西的例子，所以实体也仅不过是语言学上的方便而已。总的说来，罗素认为不论是本质还是实体，都是将语句结构（人的认识结构）转用到了世界结构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天体论)---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首先要了解他在想象方面的背景(与近代人的想象不可同日而语)：一切运动的根源在于意志，在地上的则是人类与动物随心所欲的意志，在天上则是至高无上的设计者之永恒不变的意志。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运动是比移动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除了移动以外还包括大小的变化或性质的变化，比如生长。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物理学这个词是关于“自然”的科学。而这个“自然”与我们近代人所认为的自然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件事物的“自然”就是它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比如橡子的“自然”就是要长成为一棵橡树。因而“自然”这个词就有了目的论的涵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事物是自然存在的，有些事物则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动植物和元素是自然存在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运动原则，因而被称为“具有自然（性质）的”。自然存在于形式之中而不存在于质料之中。凡潜存的血肉都不曾获得自己的“自然”，只有当一件事物充分发展，它才更加是它自己。比如橡子就是一棵潜存的橡树。这些说法显然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吻合的。这种运动就是潜存着的东西正在实现的“自然”观对于解释动植物的生长是可以称道的，但对于死的物质的运动就无能为力了。关于时间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可以计数的运动，因此运动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没有运动就不能有时间了。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关于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说法，这就使得追随他的基督教哲学家们在这点上不得不跟他分道扬镳了，因为圣经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关于《论天》，亚里士多德有着一堆相当著名的理论。“月亮以下理论：月亮以下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月亮以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生不灭的。大地是球形的，位于宇宙的中心。在月亮以下的领域里，一切东西都是由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但有另一个第五种的元素是构成天体的（第五种元素理论）。地上元素的自然运动是直线的，第五种元素的自然运动则是圆运动。各层天都是完美的球形，而且越到上层的区域越神圣。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是由于他们所附着的那层天球在运动的缘故。这些学说对历史影响很深刻，之后要创立什么新的学说都是要从挑战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学说开始的。最著名的就是哥白尼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无疑是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宣战。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地上的四种元素不是永恒的，而是相互产生出来的。火是绝对的轻；气是相对的轻；水是相对的重；土是绝对的重。天体永恒不毁。就最后一点而言，罗素认为虽然为中世纪的基督徒所接受，然从根本论乃是异教徒崇拜日月星辰的一种产物。
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这里主要讲的是与哲学有关的内容。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无疑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但是它也具有的典型的希腊局限性：他的方法纯粹是演绎的，并且其中也没有任何可以验证基本假设的方法。这些假设被他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似乎是承袭了毕达哥拉斯的“自明”的观点的影响。而欧几里德几何学是鄙视实用价值的，这一点也被柏拉图所谆谆教导过，且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无所为而为”的思想。关于天文学，费劳罗的学说已把地球不设想为宇宙的中心而设想为行星中的一个，不设想为永恒固定的，而设想为在空间里遨游的，这就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摆脱了人类中心说的思想解放。总的来说，这是个数学，天文学，哲学，文学，艺术的伟大的时代。而终结这个伟大时代则是罗马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希腊人丧失了随着政治自由而得来的那种自信，因此在自信丧失之后对他们的前人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尊敬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罗马军队杀死阿几米德，便是罗马扼杀了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创造性思想的象征。
希腊化时代从亚历山大大帝继位到罗马帝国时代之前将近三百零五个年头。罗素给这三百年的评价是屈服而又无秩序。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马其顿的分裂，再到希腊城邦之间的征战不休，直至罗马人的铁骑踏平希腊，埃及和叙利亚，这段混乱期才告终结。在混乱之中，科学和数学在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港蓬勃发展，而哲学则几乎没有新的东西了。许多哲学家们开始信仰起迦勒底人的占星术来，他们一方面相信占星术所认为的未来是可预言的，这就包含着对于必然或命运的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抱持着对幸运的信仰，而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但并未有人察觉这种不一致。这也不禁让我想到了如今所谓的白领，一方面对星座占卜怀有着无比的虔诚，另一方面又对幸运抱持着坚定的信仰，而且也似乎并不觉得有任何的不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回到正题，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道德的败坏有甚于智识的衰退。就当时的道德特点而言，多数人因不幸而成为无赖，而极少数人虽坚守着道德的底线，但恐惧也代替希望，生命目的与其说是成就积极的善，还不如说是逃避不幸。安古斯在《剑桥古代史》中的一段评论相当精彩：“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生存斗争的后面收拾病弱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犬儒派---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退相联系着的。希腊的哲学家们，下迄亚里士多德为止，大体上对宇宙是不绝望的。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自然而然地脱离政治转而更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的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的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除了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在一定限度而外，凡是那些认真思想，认真感受的人们的观点都日益变得主观的和个人主义的了；直到基督教所谓个人得救的福音的出现，这鼓舞了传教的热忱并创造了基督教教会。四派哲学中最早发展起来的是犬儒派。它的创始人是狄奥根尼，安提斯泰尼的弟子。安提斯泰尼的主要思想是返于自然，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他不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但他鄙弃奢侈以及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狄奥根尼超越了他的老师。他本是一个因涂改货币而下过狱的钱商的儿子，而他一生的志愿则要涂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货币。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名誉，智慧，财富的印戳；一切都是废铜烂铁打上了假的印戳罢了（这段话是穆莱所说的，个人认为相当精彩）。他决心像狗一样生活下去，这也就是犬儒的由来。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他宣扬友爱，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还包括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他还是那位让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他的太阳光的那位仁兄。狄奥根尼的教导完全没有如今犬儒所代表的玩世不恭的东西，相反地，他对德行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认为与德行相比，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轻重的。他追求从欲望之中解脱出来的道德自由，主张只有对幸运所赐的财贷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中解放出来。这是为斯多葛所采用了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摒弃文明的快乐。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最后一个快乐地正视世界的哲学家的话，那从狄奥根尼开始，希腊的哲学家们都以这样的或那样地形式而具有着一种逃避的哲学。世界是不好的，让我们遗世而独立吧。犬儒派的学说是一种投合于劳苦倦极的人们的学说，这种学说除了对强有力的罪恶是一种抗议而外，当然绝不是一种可以指望促进艺术或科学或政治或任何有用的活动的学说。
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由皮浪提出的。对感官的怀疑是一直困扰着希腊哲学家们的，除巴门尼德和柏拉图这些彻底否认知觉的认识价值的人们而外。而皮浪在对感官的怀疑主义而外又加上了道德与逻辑的怀疑主义。他主张绝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选择一种行为途径而不选择另外一种。在实践上就是一个近代的人可以选择在礼拜日到教堂去，奉行正确的跪拜仪式，这不需要足以激发这些行动的宗教信仰，只是顺从这里的风俗罢了。怀疑主义自然地会打动许多不很哲学的头脑。 人们看到了各派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的尖锐，于是便断定大家全都一样地自命为具有实际上并不可能获得的知识。怀疑主义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证明了愚昧无知的人和有名的学者是一样的有智慧的。正像希腊化时期的每一种学说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付受人欢迎的解忧剂。当一切都无从把握，包括未来而内，那就不妨享受目前。也因为这些原因，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享有了相当的成功。怀疑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武断的怀疑，因为哲学的怀疑主义者们认为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成分使怀疑主义的体系有了弱点。然而皮浪的弟子蒂孟提出了一种理智上的论证，他认为希腊人所承认的唯一的逻辑是演绎的逻辑，但这必须从公认的自明的普遍原则出发，但蒂孟否认有任何找得出这种原则的可能性。这恰恰砍中了统治着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根本，从希腊逻辑的立场来说也是很难答复的。现在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古代的怀疑主义者与近代的怀疑主义者的区别。蒂孟说：“现象永远是有效的。蜜是甜的，我绝不肯定；蜜看来是甜的，我完全承认。”所以古代的怀疑主义者们是不怀疑现象的，也不疑问那些现象的命题。而近代的怀疑主义者一定认为现象仅仅是出现，它既不有效也不无效，有效无效的必须是一个陈述。所以可以看出近代的怀疑主义者是对陈述与现象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抱持着怀疑，以致于认定无论怎样的密切程度也不可能使陈述不出现虚假。蒂孟的后继者是阿塞西劳斯他对柏拉图学院影响甚大，以致于是整个学院在两百年内都是怀疑主义的。阿塞西劳斯的继任者是卡尔内亚德，他则使怀疑主义过分放恣，沾染上了希腊化世界的过分堕落以至于下贱的程度。克来多马柯是柏拉图学院最后的怀疑主义园长，他反对占卜巫术和星相学的信仰，还发展出一种建设性的有关或然性的程度的学说，当然这些都是延续着卡尔内亚德的学说而完成的。怀疑主义的复兴来自于艾奈西狄姆。他和他的弟子们继续着怀疑主义的探索，包括对于反对信仰神的论证，这些学说继续打动着某些有教养的人，直到与教条化的宗教和得救学说的时代性格背道而驰而止。
伊壁鸠鲁派---公元前311年伊壁鸠鲁创立了自己的学校。他有一所房子和一座花园，两者并不在一起，而他在花园中授课，因此伊壁鸠鲁派也被称作花园哲学家。伊壁鸠鲁对大多数人是温文和蔼的，但他对哲学家们的态度则反映出他性格的另一面。他把他的老师脑昔芬尼称作软体动物，不承认自己的学说源自自己的师公德谟克里特，对于留基波，他甚至不认为他算是一个哲学家。除了对哲学家的那种狭隘的气量之外，他还有一个严重错误，即那种专断的教条主义。他的弟子必须学习包括他全部学说在内的一套信条，这些信条是不容许怀疑的，以至于在伊壁鸠鲁学说存在的几百年中，他的学说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伊壁鸠鲁的哲学主要想要获得的是恬静。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以鲜明的一贯性坚持这种观点一直到底。他不同意区别开积极与消极的快乐，或动态与静态的快乐。我们可以说当饥饿的满足在进行的时候，它是一种动态的快乐；但是当饥饿已经完全满足以后而出现的那种寂静状态就是一种静态的快乐。动态的快乐在于获得一种所愿望的目的，而在这以前的愿望是伴随着痛苦的。静态的快乐则在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伊壁鸠鲁认为追求第二种更为审慎一些，因为它没有掺杂别的东西，而且也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作为对愿望的一种刺激。这样，在实践上，他就走到了把没有痛苦，而不是把有快乐当作有智慧的人的鹄的。这是一种病弱者的哲学，是用以适应一个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有冒险的幸福的世界的。少吃，因为怕消化不良；少喝，因为怕第二天早晨醒不来；不要结婚生子，以免丧失亲人。可以看到他是通过避免痛苦的方式，来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也就是静态的快乐。他还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生活得能避免恐惧，正式因为这个问题，伊壁鸠鲁被引到了理论哲学。他认为恐惧的两大根源就是宗教和怕死，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宗教鼓励了那种死者不幸的见解。超自然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他看来乃是恐怖的一个来源。所以他就追求一种可以证明神不能干预人事而灵魂又是随着身体而一起消灭的形而上学。伊壁鸠鲁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不是决定论者。他追随德谟克里特相信世界是由原子与虚空构成的；但他不相信原子是被自然律所完全控制着的。他认为灵魂是物质的，是由呼吸与热那类的微粒所组成的。灵魂原子布满了整个身体，感觉是由于身体所投射出去的薄膜一直触到了灵魂原子的缘故。至于神，则伊壁鸠鲁坚定信仰他们存在，但是他深信，神自身并不过问人世的事情。他们都是遵循伊壁鸠鲁教诫的合理的快乐主义者，所以不参加公共生活。他认为我们不能逃避死亡，但是死亡并不是坏事。如果我们能按照伊壁鸠鲁德箴言审慎地生活下去，我们或许能成就一定程度的免予痛苦的自由。这或许是一种温和的福音，对于深深感受到人类不幸的人，它却足以激发热情。总的来说，一方面伊壁鸠鲁的学说始终是教条主义的，有局限的，对个人幸福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没有真正的兴趣；另一方面，对于被希腊文学和艺术过度美化实则阴暗恐怖具有残酷性的宗教的敌对态度，对一部分有教养的人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到了十八世纪伊壁鸠鲁的学说又被法国的哲学家们复活了，并且被边沁及其后学们传到了英国，用于反对基督教。
斯多葛学派---斯多葛与伊壁鸠鲁同时起源，但历史更为长久，它的创始人是芝诺。芝诺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学说大体上是犬儒主义和赫拉克利特的结合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由于渗入了柏拉图主义而渐渐地放弃了唯物主义，以至于到后来连唯物主义的影子都不见了。斯多葛学派最看重的是伦理学说，但即便是伦理学说的重点也有所转移。逐渐地，斯多葛派关于其他的方面讲得愈来愈少，而关于伦理学以及与伦理学有关的神学部分则被极端地强调。斯多葛主义与早期的纯粹的希腊哲学不同，它在感情上是狭隘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狂热的；但是它也包含了为当时的世界所感到需要的，而又为希腊人所不能提供的那些宗教成分，这也许与斯多葛的少希腊性有关，早期的斯多葛派多为叙利亚人，后期则大多为罗马人，比如它的创始人芝诺就是腓尼基人。在整个斯多葛派的历史上，苏格拉底一直是他们主要的圣人；苏格拉底拒绝逃亡视死如归的精神，以及他那关于干了不正义的勾当的人对于自己要比对于别人伤害更大的说法都与斯多葛派的教训吻合。苏格拉底不问冷暖，衣食方面的朴素，以及他完全放弃一切的肉体享受也同样如此。斯多葛派从不采用柏拉图的理念说，大多数的斯多葛派也反对灵魂不朽论，只有晚期才追随柏拉图，把灵魂认为是非物质的；早期的斯多葛同意赫拉克里特的说法，认为灵魂是由物质的火所构成，而之后得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则似乎不认为火是构成物理事物的四元素之一。以上这些都是斯多葛派与之前的一些学派的传承关系。
斯多葛派始终坚持不变的学说是有关宇宙决定论与人类自由的。关于宇宙决定论就是指：芝诺认为没有偶然这样一种东西，自然的过程是严格地为自然律所决定的。起初只有火，而随后气水土就顺序逐渐形成。但迟早终将有一场宇宙大燃烧，于是一切都又变为火。而这场火不是最后的终结，像基督学说中的世界末日一样，而仅只是一度循环的结束；整个过程是永无休止的重演，现在出现的万物以前就曾出现过，而且将来还要再出现，并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现在来具体说明一下这些观点。首先，自然的过程是严格地为自然律所决定的。斯多葛派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被一个“立法者”所规定的，而这个“立法者”同时也是一个仁慈的天意。整个宇宙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是被设计成要以自然的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这些目的除涉及到神鬼而外，都是可以在人生中找到。万物都有一个与人类相关联的目的。有些动物是生来给人吃的，有的动物则可以考验我们的勇气。他们把“立法者”叫做“神”，有时也叫做宙斯，神处于宙斯的附属地位。神是世界的灵魂，而我们每个人都包含有一部分神圣的火。一切事物都是那个叫做“自然”的单一体系的各个部分。个体的生命当与自然相和谐的时候就是好的。就一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相和谐，因为它的存在是自然律造成的；但就另一个意义来说，则唯有当个体意志的方向朝着属于整个自然的目的之内的目的时，人的生命才是与自然相调和的。德行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坏人虽然也不得不遵守上帝的法律，但却不是自愿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德行才是唯一的善。像健康，幸福，财产这些东西都是渺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罗素认为按照斯多葛的学说，一个人是永远伤害不了另一个人的，也不能对他人为善的原因。因为一个人之于另一个人的行为，只能是对健康，幸福，财产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渺不足道的外在的，因此不能算是伤害，而德行又在于意志，是内在的，所以人的一生中真正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就都仅仅取决于自己，因此也是伤害不到的。旁人只能有力量左右身外之物，而德行（唯有它才是真正的善）则完全靠个人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个暴君可以把他关在监狱里，但他仍然可以坚持不渝地与自然相和谐而生活下去。这个例子说明斯多葛学派认为没有外界的力量能够剥夺个人的德行。这种学说是有明显的逻辑困难的。第一，如果德行真是唯一的善，那么仁慈的上帝必定专心一意造就德行，可是自然律却又产生了一大批罪恶的人。这种困难会导致上帝无能说。当然可以做如下解释：罪恶的人是为了锻炼好人而被产生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困难；第二，如果德行是唯一的善，身外之物都是渺不足道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要反对残酷和不正义，因为残酷和不正义是为了受难者提供了锻炼德行的最好的机会。那奥勒留也就无需关心人民的饥饱或者外敌的入侵了，这就是那批自称斯多葛派的帝王将相们的两难之处。以上的两条都是关于德行是唯一的善的困难。而最后一条则是关于宇宙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矛盾的困难。第三，如果世界完完全全是决定论的，那自然律就决定了我是否有德。如果我是罪恶的，那也只是“自然”迫使我成为罪恶的，那斯多葛派所称的那种由德行所赋予的意志自由对于我来说也就不可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学说所产生的结果又是如何的。首先，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斯多葛派的学说而言，一个人的德行是不能对他人为善或为恶的，也就是说德行是一事无成的，那对于我们而言就无法对有德的生活抱有热情了。但对斯多葛主义者而言，德行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行善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之后的基督教沿用了这种论调）。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在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便表现着一种冷酷无情，因为既然你既不能为善也不能为恶，除了自己的德行而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与你无关的。因此斯多葛派是摒弃一切的感情的，不论好坏。当妻子或孩子亡故，他们想的是这件事情不要成为自己的德行的障碍，因此他们并不感到深深痛苦。友情也是一样，固然是好的，也不要使朋友的不幸破坏到自己神圣的安宁的地步。参与公共生活可能是你的责任，但你不可以被一种施惠于人类的愿望所驱使，因为你所能施的恩惠，例如和平，更充足的粮食等等，都不是真正的恩惠。归结为那一句，除了自己的德行，一切其他的都与你无关。所以斯多葛派不是为了要行善所以有德，而是为了要有德所以才行善，而行善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锻炼而已。因此爱除了表面的意义而外，在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是没有的。其次，从长远的眼光看，现存的世界被火所毁灭，然后又是整个过程的重演。在某一个时候，这里或那里可以有进步，但从长远看来只能有循环反复。当我们对于某些事物不堪忍受时我们总希望可以不再发生，但斯多葛派却向我们保证，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出现。难道有比这更加奢靡无益的事吗？相信上帝也终会因绝望而感到厌倦吧。
再来看看芝诺的神论，他把神定义为世界的烈火心灵，他说过神是有形体的实质，而整个宇宙就构成神的实质，神渗透到物质世界里就像蜜渗透到蜂房里一样。芝诺不认为应该有祭神的庙宇，因为庙宇出自工匠之手，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和神圣性的。芝诺还曾相信过占星和占卜，因为他认为是灵验的。
芝诺以及罗马的斯多葛派都把一切的理论研究都看作是附属于伦理学的：芝诺说哲学就像一个果树园，在那里逻辑学就是墙，物理学则是树，而伦理学则是果实。
芝诺的直接继承者是克雷安德，他以两件事著称。第一，他主张将亚里士达克判处不虔敬之罪，因为他把太阳说成是宇宙的中心。第二就是他的《宙斯颂》。他还认为一切灵魂都要继续存在，一直到下一次的全宇宙大火为止，这样万物就被吸引到神里面来了。
克雷安德的继承者是克吕西普。克吕西普是一个卷帙浩繁的作家，他把斯多葛派系统化并迂腐化了。他认为只有宙斯是不朽的，其他的神包括日月在内都是有生有死的。他以为神并没有参与制造恶，但我们不明白他怎么能使这与决定论相调和的。在其他地方他则是按赫拉克里特的方式来处理恶，认为对立面是相互包含着的，善而没有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引据的是柏拉图而非赫拉克里特。克吕西普认为只有有智慧的人的灵魂才能继续存在直到全宇宙大火，这和克雷安德的说法有所不同。
克吕西普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即潘尼提乌和波昔东尼，他们对斯多葛派进行过相当的修改。潘尼提乌加进了相当成分的柏拉图主义，并放弃了唯物主义。他对西塞罗有过影响，而斯多葛主义也是通过西塞罗才为罗马人所知道的。波昔东尼曾就学于潘尼提乌，他对西塞罗的影响更大。波昔东尼是一个作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主要的乃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哲学家。他把柏拉图的许多教训和斯多葛主义结合在一起。对于柏拉图的爱好，就表现在他那关于灵魂和死后生活的教义中。潘尼提乌和大多数的斯多葛派一样曾说过灵魂是随身体一起消灭的。而波昔东尼则说灵魂是继续生活在空气里的，而在大多数情况在那里一直保持不变到下一次的世界大火为止。地狱是没有的，罪恶使灵魂的蒸汽变得混浊，使它不能像善良灵魂一样升得那么高，罪恶重大的就靠近地面并且要受轮回；真正有德的则上升到星球上面去，并且眺望着星辰的运转而优游卒岁。他们可以帮助别的灵魂，波昔东尼认为这就说明了占星学的真理。这样其实就复活了奥尔弗斯的观念以及吸收了新毕达哥拉斯派的信仰，波昔东尼或许曾为诺斯替主义铺平了道路。比万说，波昔东尼这类哲学的致命打击是来自于哥白尼的理论，这也就说明克雷安德把亚里士达克看成一个危险的敌人是很有道理的。
在历史上（并不是哲学上）比早期斯多葛派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三个与罗马有关的人物：塞涅卡，爱比克泰德与奥勒留---他们一个是大臣，一个是奴隶，一个是皇帝。
塞涅卡是西班牙人，在政治生涯成功的当口因为得罪皇后被流放，后又被召回，成了尼罗的老师。作为斯多葛派，塞涅卡是公开鄙弃财富的，但因在大不列颠的放贷生意聚集了大量财富。之后他逐渐失宠，被控参与叛变阴谋被恩赐自尽。
爱比克泰德是希腊人，本是奴隶，后又被尼罗释放，做了尼罗的大臣。奥勒留是另一个极端，他于公元161年继位为皇帝，御位时期尽是地震，疫病，战争和叛变 ，但他做皇帝是忠于斯多葛派的德行的，他的所有行为一本良心，但大多数的行为没有成功。他是一个悲怆的人：他最大的世俗欲望是过宁静的乡村生活，但始终没有实现。可注目的是，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两人在许多哲学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提示着，尽管社会环境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哲学，但是个人的环境之影响于一个人的哲学却往往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哲学家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心灵广度的人，他们大多能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超出于他们自己时代更大的善与恶的范围之外。在坏的时代，他们创造出种种安慰；在好的时代，他们的兴趣就更加纯粹是理智方面的。在一个有希望的时代里，目前的大罪恶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想着罪恶是会过去的；但是在一个疲倦的时代里，就连真正的美好也会丧失掉它的滋味。而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恰恰是在这么一个疲倦的时代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投合了他们的时代，因为它的福音是一种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种希望的福音。从一般幸福的观点来看，安东尼王朝的时代毫无疑问是要比直迄文艺复兴时代为止的任何后代要美好的多。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时代并不如它的建筑遗迹所引人想象的那么繁荣。希腊罗马文明对于农业区域并没有打下多少烙印，它实际只限于城市。而且即使在城市里也还有着忍受极端贫困的无产者，也还有大量的奴隶，这些都可以在罗斯多夫采夫的著作里得以印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爱比克泰德的一些教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德行乃是唯一真正的善，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罪恶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德行在于意志，因此即便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再糟糕，也只能影响到渺不足道的身外之物，不影响到我们真正的善，这种论调可见是多么的隐忍！）；奴隶们也和别人是同样的人，因为大家一样都是神的儿子（终生平等是能给人以安慰的，特别是下层阶级）；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敌人（和基督徒一样）。从这些教训中我们可看出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是高尚脱俗的，他承认人人都是兄弟以及奴隶的平等这些方面要明显优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爱比克泰德的时代要比伯里克利的时代恶劣得多；现实存在的罪恶解放了他的热望，而他的理想世界之优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正犹如他的实际世界之恶劣于公元前五世纪一样。
奥勒留的《沉思录》一书中凡是非个人的地方，都与爱比克泰德密切地符合一致。我们来看看奥勒留的一些教训：他是怀疑灵魂不朽的；他认为与宇宙相和谐的生命 才是美好的东西，而与宇宙相和谐又与服从“神”的意志是一回事；他相信神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精灵作为他的守护者（这种信仰之后重新出现在基督教的保护者的天使观念中）；他说宇宙紧密的整体，是一个活的生命，具有一个实体和一个灵魂；他相信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那都是终古就为你准备好的，其中的因果蕴含关系终古就在迁就着你的生命之线（决定论）；他还视人类为一体的。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斯多葛学派定命论与自由意志的困难，然在奥勒留这位皇帝身上，这种困难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作为统治者，他说人人彼此都是为了对方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斯多葛派哲学家他又想到了唯有有德的意志才是善，于是他在之前同一页书上写到：一个人的罪恶并不能伤害到别人。很明显，奥勒留的那些教训反映出了斯多葛派伦理学和神学之间的两个矛盾，现在我们可以着重讨论一下这两个矛盾。第一个是自由意志与定命论的矛盾：宇宙是一个严格的单一的整体，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前原因的结果；另一方面个人的意志又是完全自主的，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的原因可以强迫人去犯罪。自由意志与定命论的矛盾是贯穿着从古代到今天的哲学的矛盾之一，它在不同时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现在我们讨论的则是斯多葛派的形式。罗素给出了一种斯多葛主义者可能的辩解：宇宙是一个单一的活着的生命，具有一个也许可以称之为“神”或者“理性”的灵魂。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生命是自由的。“神”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自己要按照着固定的普遍的法则而行动，但他选择了那些能够产生最好的结果的法则。有时候在个别情况下，结果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愿望的，但为了立法稳固性的缘故，这种不方便还是值得忍受的，就如同人类的法典。每个人一部分是火，一部分是低等的泥土，就火的那部分而言他是神的一部分。当一个人的神圣的部分能够有德地体现意志时，这种意志就是神的自由意志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罗素的这种辩解的意思是有罪的意志都是以前种种原因的结果（是决定论的），只有有德的意志才是自由的。罗素的这种解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他的意思是人无法选择善恶，只有当你被神选作是善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意志。这让我想起了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当一个人是被善，或者被恶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认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罗素的解释从根本上还是决定论的。这个解释还有一个困难不是关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矛盾的，而是自由意志是否完全不受外部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便当一个人能够有德地体现意志，而这种意志就是神的自由意志的一部分时，人的意志也还不是自由的。罗素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斯多葛派认为即便你被暴君关进了监狱，你仍然可以坚持有德地生活下去，然而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吗啡和古柯碱可以让一个人屈服。个人认为这个例子说明了斯多葛式的那种完全不受他人影响的自由意志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从第一个矛盾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斯多葛式的定命论和自由意志是不可调和的；其次，斯多葛式的自由意志本身就不存在。第二个矛盾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既然意志是自主的而唯有有德的意志才是善，那一个人对别人既不能行善又不能为害了，也就是说仁爱只是一种幻觉，但斯多葛又是宣扬仁爱的。罗素认为之所以斯多葛派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矛盾是因为他们有着两种伦理体系：一种是对自己的高等伦理，一种是对“不知法度，没有教养的人“的低等伦理。当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想到自己的时候，他就认为幸福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谓的美好都是毫无价值的；他甚至于说愿望幸福乃是违反自然的，是不肯委身听命于神的意志。但对于“不知法度，没有教养的人“，作为一个皇帝，奥勒留知道这套东西是行不通的，该救济的灾民还得救济，该防御的外敌还得防御。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能被他认为是斯多葛哲学家的臣民的时候，他就接受通常的世俗的善恶标准了，也正是采取了这种标准，他才能够尽其执政者的职责。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认为斯多葛的伦理学可以表述如下：有些事情被世俗认为是好东西，但这是一个错误，然真正的善乃是一种要为别人去取得这些虚伪的好东西的意志。如果这么定义善，那似乎第二个矛盾就被调和了，而且在逻辑上也没有矛盾。然而反过来如果我们真正相信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好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话，那这种学说也就丧失了一切的可信性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有德的意志就可以同样地朝着迥然不同的其他目的，比如为害。所以归根结底，斯多葛派关于既要仁爱，又不必仁爱的第二个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回顾斯多葛主义的这些思想，我可以发现其实斯多葛主义中包含着一种酸葡萄的成分。我们不能够有福（社会环境所致），但是我们却可以有善；所以我们只要有善，就让我们装成是对于不幸不加计较吧（德行是唯一真正的善，幸福健康等等都是渺不足道的）。这种学说是英勇的，并且在一个恶劣的世界里还是有用的；但是它既不是真实的，而且从一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真诚的。
说完斯多葛的伦理学，再谈一下他们的教导对于其他领域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知识论的，一方面是自然律和天赋人权的学说。在知识论方面他们不顾柏拉图而接受了知觉作用；他们认为感官的欺骗性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判断，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可以避免。总的来说，这种学说是健康的，科学的。他们在知识论方面另一个学说影响更大，但问题更多。那就是他们信仰先天的观念与原则。希腊的逻辑完全是演绎的，这就出现了关于最初前提的问题。最初的前提必须是，至少部分地必须是普遍的；而且没有办法可以证明它们。斯多葛派认为有些原则是明白得透亮的，是一切人都承认的；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演绎的基础。同样地，先天的观念也可以作为定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是被整个中世纪，也甚至于是笛卡尔所接受了的。斯多葛派认为自然法是存在于一切普遍知识的背后的最初的原则里面得出来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所出现的那种天赋人权的学说也是斯多葛学说的复活，尽管有着许多重要的修正。奥勒留在《沉思集》里面就拥护“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拥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这是一种在罗马帝国不可能彻底实现的理想，但是它却影响了立法，特别是改善了妇女与奴隶的地位。基督教在接受斯多葛派的许多东西的同时，也接受过来了斯多葛学说中的这一部分。最后到了十七世纪，向专制主义进行有效斗争的时机终于来到，于是斯多葛派关于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并且获得了在古代甚至于是一个皇帝也不能赋给的那种实际的力量。
罗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罗马帝国曾或多或少地以各种不同的路径影响了文化史。首先：是罗马对于希腊化思想的直接影响。这开始于历史学家玻里比乌和斯多葛派的潘尼提乌。先谈一下玻里比乌。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上有着更大的成功，那只能说明政治是一桩不光彩的行业。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的眼光要更加深刻，他们认识到了罗马的伟大乃是由于有着希腊人所缺乏的某些优点，玻里比乌就是其中一位。他为了教益希腊人写出了布匿战争史，他对罗马体制的赞美虽然是已经过时的，但也反映了罗马体制之优于希腊的稳定性和效率的特点。斯多葛派的潘尼提乌则受到了罗马的影响，放弃了他那斯多葛派前人们的教条主义的狭隘性，在斯多葛派的哲学里加入了更多的政治性。大体来说，除了上述的一些例外人物，罗马队与帝国说希腊语的那些部分所起的只是破坏作用。思想和艺术都颓废了。
其次：希腊与东方对罗马的影响。这可分为迥然不同的两部分加以讨论。第一是希腊化的艺术，文学与哲学对于最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影响。当罗马人最初与希腊人相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察觉到自己是比较野蛮粗鲁的。罗马人唯一优越的东西就是军事技术与社会团结力。除此而外他们都是唯希腊马首是瞻的。但罗马的希腊化在风尚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蹂躏。罗马人始终是一个耕牧的民族，具备着农夫的种种德行和劣点：严肃，勤劳，粗鄙，顽固而又愚昧。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妇女和青年完全属于附属地位。但随着财富的突然大量流入便起了变化。女人自由了，放荡了；富人不再生育孩子了。这都是老卡图所深恶痛绝的。希腊对于西罗马帝国的文化影响从公元三世纪以后便迅速削弱了，主要的是整个的文化都在衰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西罗马帝国发展到末期政府越发是军事专制了。通常总是军队推荐一个成功的将军作皇帝；但是军队就连最高级的军官在内都是边境上的半野蛮人所组成的。粗暴的兵士用不着文化，私人又都太贫困了受不起多少教育，国家又认为教育是不必须的，以至到了后期只有少数特殊有学问的人还能阅读希腊文。反之，非希腊的宗教和迷信则在西部获得了越来越坚固的据点，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点：东方对罗马的影响。罗马的征服使得西部世界熟悉了非希腊的学说和犹太人的和基督教的学说。由于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宗教只适合于那些对现世感到兴趣并且对地上的幸福怀抱着希望的人们。而亚洲则有着更悠久的痛苦失望的经验，于是就泡制出来了更为成功的，采取寄希望于来世的形式的各种解忧剂；其中以基督教给人的慰藉最为有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教。
再次，政府与文化的统一。罗马悠久的和平对于传播文化以及对于使人习惯于与一个单一的政府相联系着的单一的文明这一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和罗马对于希腊伟大时代的成就的保存起了伟大的贡献，这些西方征服者创造了太平的局面，他们具有清明的头脑能赞美被自己所统治的文明，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它。而且在政治的与伦理的某些方面，亚历山大和罗马人产生了更好的哲学，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多葛人信仰对人类的博爱。罗马人在扩大文明领域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作为罗马军团武力征服的结果，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兰西和西德的许多地方都开化了。
最后，是回教徒作为希腊文化的传递者。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征服了叙利亚，埃及与北非；下一个世纪又征服了西班牙。他们的学者开始阅读起希腊文并加以注疏。亚里士多德的名气主要地得归功于他们；要知道在古代亚里士多德是很少被人提到的，是不能和柏拉图相提并论的。对我们来说，他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唯有他们（而不是基督徒）才是只有在东罗马帝国被保存下来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在西班牙，在较小程度上也在西西里，与回教徒的接触才使得西方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此外还有阿拉伯的数字，代数学与化学。正是由于这一接触才开始了十一世纪的学艺复兴，并引导到经院哲学。但是假如阿拉伯人不曾保留下来这种传统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就不会感觉到复兴古典学术的获益会是那样的巨大了。
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他的一生几乎是和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始终的。当时军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靠出售帝国等方式敛财；兵士们自然无心边境防御，外族便得以大举入侵；战争与瘟疫带走了罗马帝国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即便是在那些不曾被侵占过的地区，收入减少和苛捐杂税也造成了财政上的崩溃。这些在普罗提诺的著作中只字未提。普罗提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关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对他来说，实际的世界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只有另一个世界才是值得献身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另一个世界就是死后享有的天国；对于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把柏拉图主义和大量普罗提诺的哲学结合在一起。比如印泽教长就指出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神学有机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又把普罗提诺说成是柏拉图在世，还称如果普罗提诺生得再晚些，只需改几个字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因而普罗提诺作为塑造中世纪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神学的一种影响来说，就有着历史的重要性了。
罗素认为普罗提诺并不仅仅是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已，他还要比任何其他的哲学家都更能代表一种重要的理论类型。一个哲学体系之是否重要，罗素认为有三个关键。首先，我们认为它可能是真的。显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哲学的人会觉得普罗提诺是真的了，印泽教长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此外，它还可以具有美，这点可以从普罗提诺的著作里轻易地找到。此外，因为它还可以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在某种心情之下或某种境况之下所易于相信的东西。单纯的快乐和忧伤是简单的那类诗歌与音乐的题材，唯有与对宇宙的思索相伴而来的那种欢乐与忧伤，才会产生出来种种形而上学的理论。一个人可以是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是忧郁的乐观主义者。而普罗提诺则可以作为后一种的出色代表。在普罗提诺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里，不幸是可以随时临头的，而幸福则必须要靠对于那些远远脱离感官印象的种种事物加以思索才能求得了。这样的一种幸福之中总会有着一种紧张的成分，所以它需要有一种能够轻视或者蔑视感官生活的能力。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创造出种种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的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有恃于对于超感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在那些在世俗意义上是不幸的，但却决心要在理论世界中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幸福的人们中间，普罗提诺占有着一个极高的地位。以上的这些就说清了怎样的一些人才能创造出那种可以很好地表达人们在某种心情之下或某种境况之下所易于相信的理论，而普罗提诺恰恰是其中的翘楚。
普罗提诺在理智方面的优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加以轻视的。他曾在许多方面澄清了柏拉图的学说；他那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是很好的；并且他关于灵魂和身体的整个概念，也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更加明确。他具有一种非常感人的道德纯洁性；他永远是真诚的，从来也不尖刻和挑剔。作为一个人来说，人们是不可能不爱他的。普罗提诺认为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是无关重要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谈到自己一生的历史事迹。他生于埃及，在亚历山大求过学，他的老师是通常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人的萨卡斯。为研究东方的宗教参加了罗马皇帝高尔狄安第三对波斯人的远征，后因这位青年皇帝被军队谋杀，他放弃了东征计划定居于罗马，并在罗马教学。普罗提诺反对斯多葛派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伊壁鸠鲁的哲学则每一部分他都反对。亚里士多德对他影响很大，但对他对柏拉图是怀有最大敬意的。他笔下的柏拉图并不像真实的柏拉图那样地充满了血肉。理念篇，《斐多篇》和《国家篇》第六卷的神秘学说，以及《筵话篇》中关于爱情的讨论，这些就差不多构成了表现于《九章集》中的全部柏拉图。卡莱尔认为与柏拉图的悠然自得相比，普罗提诺显然是循规蹈矩的。
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精神与灵魂，而开始的。但这三者并不是平等的，像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中的三者那样；太一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是精神，最后是灵魂。
太一有时候被称为“神”，有时候被称之为“善”；太一超越于“有”之上，“有”是继太一而后的第一个。我们不能对太一加以任何的叙述语，我们只能说“太一存在”。把“神”说成是“全”乃是错误的，因为“神”超越于“全”之上。神是通过万物而出现的。但太一是可以不假任何事物而出现的：“它既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又都有它存在”。虽然有时候他把太一说成是“善”，但他却告诉我们说太一既先于善，又先于美。有时候太一看起来像是亚里士多德的神；他告诉我们说神不需要自己的派生物，并且也并不关心被创造的世界。太一是不可定义的；就这一点而论，则沉默无言要比无论什么辞句都有着更多的真理。这么看来，太一多少是有些模糊的。
现在再来看第二者，这第二者普罗提诺称之为nous（心智）。我们很难找出一个英文字来表达nous，标准的字典翻译是心灵，但用之于哲学上，这并不能表达正确含义。麦肯那用的是理智-原则但这个字也还是不妥当，而且也并没有能提示它适宜于宗教崇拜的一种对象。印泽教长用的是精神，这或许是最可取的一个字了，但是这个字却漏掉了自从毕达哥拉斯以后一切希腊宗教哲学中都极重要的那种理智的成分。数学，观念世界以及关于非感觉事物的一切思想，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来说，都有着某种神圣的成分；他们构成了nous的活动，或者至少也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接近于nous的活动的东西。所以罗素认为可以跟着印泽教长用“精神”这个字，但附有一个条件即nous具有这一种理智的涵意，那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精神”所没有的。但使用nous这个字而不加以翻译最好。普罗提诺告诉我们说，nous是太一的影子；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太一在其自我追求之中必须有所见，这种见就是nous。普罗提诺说过，一个并不具有各个部分的“有”也可以认识其自身；在这种情形下，见着与被见者就是同一个东西。神是被柏拉图类比作太阳而加以想象的，而在神里面发光者与被照亮的东西就是同一个东西。按照这种类比来推论，即nous可以认为是太一看见其自身时所依恃的光明。我们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由于固执己见而忘记了的“神圣的心灵”。要想认识神圣的心灵，我们就必须趁着我们自己的灵魂最与神相似的时刻，来研究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必须撇开我们的肉体，以及塑造肉体的那一部分灵魂，以及“具有欲望与冲动和种种类似的虚幻无用的感觉”；这时剩下来的就是神圣的理智的影子了。"那些被神明所充满，所鼓舞的人们至少具有一种知识，即他们身中有着某些更伟大的东西；从推动着他们的运动里以及他们所发出的言论里，我们看到并不是他们自身而是那推动着他们在运动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在的“神圣的心灵”，是它创造了“有”以及属于“有”的其他一切（唯心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另外的东西，知道它完全不属于“有”，而是一种比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有”的一切要更加高贵得多的一种原则；它超乎于理智，心灵和感情之上；是它赋予了这些力量的，但决不可把它和这些力量混为一谈”。这样，当我们被神明所充满，所鼓舞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见到了nous，而且也见到了太一。我们知道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象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那光明，以至高无上者来窥见至高无上者，---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惟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普罗提诺说要摒弃万事万物才能成就天人感通，这种天人感通的经验曾屡次地临到过普罗提诺:“这曾发生过许多次：摆脱了自己的身体而升入于自我之中；这时其他的一切都成了身外之物而只潜心于自我；于是我就窥见了一种神奇的美；这时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为一体；体现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为一；然而随后出现了由理智活动下降到推理的时刻，经过了这一番在神明中遨游之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此刻的下降是怎么回事，灵魂是怎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之中的，---灵魂即使是在身体之内，也表明了它自身是高尚的东西。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三位一体之中的第三个成员而且是最低下的成员，即灵魂。
灵魂虽然低于nous，但它却是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它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整个可见的世界。它是神智的产物。它是双重的：有一种专对nous的内在灵魂，另一种对外界的灵魂。后一种灵魂是和一种向下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向下的运动里灵魂便产生了它的影像，---那便是自然以及感觉世界。斯多葛派曾把自然等同于神，但普罗提诺则把自然视为最低级的领域，是当灵魂忘却了向上仰望nous时从它里面流溢出来的某种东西。普罗提诺认为可见的世界是美丽的，并且是有福的精灵的住所；它的美好仅次于理智世界。
下面我们来看看普罗提诺对诺斯替主义（即宇宙及其创造者是罪恶的）的反驳。这样的反驳包括两种。一方面，他说灵魂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乃是由于对神明的记忆所使然，而并不是因为它堕落了的缘故；他感到被感官所知觉的事物乃是美丽的。他认为凡是不能领会这一点的，就只能是既不曾探测过这个世界，也不曾对于另一个世界有过任何的所见。他反对诺斯替派还有另一种理由。诺斯替派认为一切神明的东西都不与日，月，星辰相联系；日，月，星辰乃是被一种罪恶的精灵创造出来的，在一切可以知觉得到的事物之中，唯有人的灵魂是多少具有一些善的。普罗提诺则深信天体乃是与神明相似的某些生物的身体，并且无可比拟地要优于人类。可以发现，在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里，并没有任何阴郁的或者与美相敌对的东西。可他却是许多世纪以来可以称得上这一点的最后一位宗教教师。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欢愉，后来都被人认为是属于魔鬼的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一样地颂扬着丑与污秽。
普罗提诺认为物质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物质并没有独立的实在性。每个灵魂都有其自己的时刻；时刻一到灵魂就下降并进入到合适于自己的肉体之内。但这一动力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某种与性欲颇为类似的东西。当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如其灵魂有罪的话，便必须进入到另一个身体里去，因为正义要求它必须受到惩罚。假如你今生谋害过你的母亲，那来世你就会变成一位妇人而被你的儿子谋害（因果报应）。关于死后是否还记得今生的问题，普罗提诺的答案是十分合逻辑的，但不是大多数近代神学家们所要说的。他认为记忆只关系到我们在时间之中的生命但我们最美好的最真实的生命却是在永恒之中。因此，随着灵魂之趋于永恒的生命，它便将记忆得越来越少；最后，对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我们终将一无所知，而只是观照着理智的领域。个人的记忆将不存在，个人在静观式的所见之中是不会察觉到自己的。灵魂将与nous合而为一，而并不是其自身的毁灭:nous与个人的灵魂同时是二而一的。关于灵魂不朽普罗提诺说到：身体既然是复合的，所以显然不是不朽的；因此如果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便不是完全不朽的。那灵魂对身体是怎样的关系呢？灵魂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身体的形式，而是“本质”，而本质乃是永恒的。灵魂从高高在上的理智世界是通过嗜欲进入身体之内的。嗜欲有时尽管是不高尚的，却可以是比较高尚的。灵魂就其最好的方面而言，“具有一种要按照它在nous中所窥见到的那种模型而整理出秩序来的愿望”。那就是说灵魂能观照本质的内界领域，并希望尽可能与之相似地产生出来某种可以从外部来看而不是从内部来看的东西。但是灵魂的这种创造愿望，却有着不幸的结果。一旦它要与一个身体结合在一起，就要与其它灵魂分离开，也有了管理较自己为低的事物的任务。这样，灵魂就总是束缚于身体，身体则蒙蔽了真理。
这种学说，就像柏拉图的学说一样，要想避免掉创世就是错误的那种观点是有困难的。灵魂在其最好的时候就是满足于nous，满足于本体世界的；假如它永远是处于最好的时候，它就不会去创造而只是静观罢了。创世的行为所根据的借口似乎是，被创造的世界大体上就是逻辑上可能的最好世界；但是它是永恒世界的一个摹本，并且作为一个摹本它具有着一个摹本所可能的美。普罗提诺认为这样的一种复制品是必然要有的，尽管不是出于有意的谋划，因为“理智”绝不能是最后的东西而必须具有双重的行为，一重行为是在它自身之内的，一重行为是外向的；因而就必须还有某种东西是在神明以后的；因为唯有那种一切威力都随之而告结束的东西，才能不再把它自身的东西传递下去。这个问题又以略为不同的语言而被基督教的神学家们继承了下来；他们也发见了既要说明创世，而又不允许有那种创世主在创世之前是有着某种缺陷的大不敬的结论，是很困难的事。
除了世界因为是一个摹本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缺陷而外，普罗提诺和基督徒一样地都以为还有更积极的恶是由罪所产生的，而罪乃是自由意志的一种后果。普罗提诺是主张自由意志而反对决定论者的，尤其反对占星术和巫术。他并不全然否认占星术和巫术，而是给这两者都限定了一个范围，从而使其余的一切都可以适应于自由意志。
现在来总结一下普罗提诺所教导的---就有系统的并且合于理智的基督教神学而论，这大体上也是基督教神学所接受的--学说的优缺点。
首先而且最主要的，便是普罗提诺所信为是理想与希望的安全避难所的那种结构，而且其中还包涵有道德的与理智的努力。在公元三世纪以及野蛮人入侵以后的若干世纪中，西方文明差不多已沦于全部毁灭了。幸运的是，虽然神学几乎是当时所仅存的精神活动，但人们所接受的体系却并不纯粹是迷信的，而是保存下来了各种学说，那些学说里面包含有大量的希腊的理智的作品以及大量为斯多葛派与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共有的那种道德热忱。这就使得经院哲学的兴起，以及后来随文艺复兴开始而重新研究柏拉图从而及于其他的古人著作时所得到的那种刺激，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普罗提诺的哲学所具有的缺点则是只鼓励人去观看内心而不去观看世界，因为观看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可感觉的世界的种种缺陷。这种主观性倾向起初仅只是学说而不是气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它并未能扼杀科学的好奇心。然而之后主观主义却逐渐侵凌了人们的感情以及他们的学说。人们不再研究科学了，唯有德行才被认为是重要的。柏拉图所思索的德行，是包括了当时在精神成就方面所可能有的一切都在内的；但在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人们却日益把德行认为仅仅是包括有德的意志，而不是一种想要理解物理世界或改进人类制度的世界的愿望了。基督教在它的伦理学方面也没能避免这种缺点。
普罗提诺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是一个开端。对于被几百年的失望所困扰，被绝望所折磨的古代世界，普罗提诺的学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却不是令人鼓舞的。但对于粗鄙的，有着过剩的精力而需要加以约束和指导但不是加以刺激的野蛮人的世界来说，则凡是普罗提诺教导中能够引人深入的东西都是有益的，因为这时候应该加以制止的坏东西已经不是萎靡而是粗暴了。把他的哲学中可以保存的东西流传下来的这项工作，是由罗马末期的基督教哲学家们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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