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读罢全书后的摘选，个人觉得，看看这些就好，不用非要读完整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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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
其中所代表的社会现实因一位新角色、近代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突然出现而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造成决定性的改变。
这种(许多)观念几乎丝毫未受到挑战地主宰着大家的思维。
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
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者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人们在批评一个社群的恶行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被社群的派系归为错误的一边，有时是其他团体动员起来发难。
知识分子不愿驯服或适应于乏味的惯常行径。
这里存在着一个危险：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
后现代知识分子现在看重的是能力，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我一直认为这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
然而，知识分子特别的问题在于每个社会中的语言社群被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所宰制，这些习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
陈腔滥调，老旧的比喻，懒惰的书写……语言具有超级市场背景音乐的效用，当语言冲洗人的意识，诱使它被动地接受未经验证的观念和情绪时，结果便是心灵的麻木与被动。
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这就是简洁的答案。
新近活跃的女权主义及男子同性恋运动也对迄今一直规范着社会的父权准则及基本上男性的准则提出异议。
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么高声抗议，都无法超越联系个人与家庭、社群、民族的有机关系。
正因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经历过的自己民族的苦难，所以在自己民族现在可能把类似罪行施加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你也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
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
对他而言，人生最虚假的莫过于集体。
流亡者（独立而不入群体的知识分子）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
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大不正经。
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失去的。
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试验，而不是以权威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以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多街巷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要成为专家（贬义）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为合格；这些权威知道你说正确的语言，应用正确的权威，局限于正确的领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图的知识领域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近来有许多有关所谓“政治正确性”的讨论，人们把这个阴险狡诈的用语套在学院里的人文学者身上，……，这些准则被认为是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诸如此类的事过于敏感，而不允许人们以“开放”的方式去辩论。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阅听大众和诉求对象。问题在于是否要去满足那阅听大众，使它像客户般高兴；还是去挑战它，因为激起直接的对立，或动员它更民主地参与社会。
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
（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把这些习惯内化。）
“魔鬼一度住在天堂，没有见过魔鬼的人，遇到天使时也不大认得出来。”（克罗斯曼语）
至于抽象概念或正统观念（贬义），它们的麻烦在于自身是需要一直被安抚、奉承的主子。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原则不该构成一种封闭的变速器，驱使思想和行动前往一个方向，而且提供动力的引擎只能使用单一的燃料。
”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