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难题永远无法解决。在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人们不应希望一劳永逸，不应希望万能而通用的文学药方。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岿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文学的“根”》
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塞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
反对媚俗而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富有美丽的谎言。
——《米兰昆德拉之轻》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净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加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他们常常无法被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来认领，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与“主义”没什么关系。
——《灵魂的声音》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
——《无价之人》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处，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
——《圣战与游戏》
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
——《阳台上的遗憾》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即此即彼》
尼采说：上帝死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周围挤着的这些无神论者，其实千差万别。
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的名言之一是：“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问题在于，那时候为什么还要羞愧？根据什么羞愧？是什么在冥冥上天决定了这种羞而且愧？
——《夜行者梦语》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爱情。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
——《性而上的迷失》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
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在小说的后台》
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
——《世界》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知、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最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动物植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给其中的东西。汉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示。
——《佛魔一念间》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完美的假定》
有些人正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很“酷”的时代，欢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征服全球，并因此而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出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
——《第二级历史》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熟悉的陌生人》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