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课本空白处画娃娃，都是古装，给她们编故事。
新同桌的小男生，姓周，他画的都是武将，所以每次我从他身后进出座位前，一定要拳打脚踢一番，一教室的同学沉默地看着。下课时大家一哄而出，我倚在墙上看这些比我大三四岁的小孩子跳皮筋，玩沙包，我不记得那时有没有哭过，也没有人有时间关心一个小孩子的喜乐哀怒。
日子混混就过去了，我在人堆里穿白衣蓝裤举着塑料花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大院里跟三四十个人一起看黑白电视里的《血疑》，我学着打乒乓球，拉二胡，拉小提琴，拿一只大红扇子跳《五哥放羊》，慢慢地我有时可以打过姓周的小男生……但显然童年结束了。
上星期看《这个杀手不太冷》，十二岁的玛蒂达问里昂“是人生就很悲惨，还只是少年时如此？”里昂说，“Always”。
看完去酒吧看球赛，凌晨回来洗头发，擦干后照镜子时我想起那首生僻的被我忘记名字的歌“那张呆呆的脸，那双大大的眼，清纯又善变，聪明却看不远……”那是我揽镜自照的少女时代，那时我曾如玛蒂达，夜夜像虚空中低声发问。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 －一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象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
人长高了，可以混迹于同班学生，但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陌生，和微微的厌恶感，我记得用布缠起发育中的胸部，穿贴身的裙子时可以不必觉得羞耻。
但是又要常去理发，去剪衣服，那是最难堪的事。在那个年纪忽然被人注视，被人议论身体，在镜前推来转去，是对没有什么自信的孩子的折磨。连在陌生人而前走路也让人窘迫，不要提开口讲话。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看了会心莞尔，是是是。
偶然在短波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中广流行网”和“亚洲之声”。天天黄昏抱住听，三毛去世也是那里听到的。我还记得申婉在黄家驹去世当天的节目里播放《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也还记得陈凯伦问赵咏华“你是不是个很需要爱，需要各种爱的女人？”她大笑说是。
我也笑，格外贪恋在电流的劈啪声里有人语音竟如此温柔，于是给他们写信，谢谢他们给我安慰，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知道今天。
写两本日记，抄满格言的那本，交给语文老师。
在自己的那本里很文艺地写“我渴望呆着最静寂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
倒确实一直是在最静寂的角落的，高中时愈发寡言，坐在靠窗的地方，日日看老槐树在暗蓝暮色的风里，巨大的阴影如痴如醉地摇摆。五月的时候，夜里也看到满树洁白如雪的花。
今天的我，站在岁月的高处，仿佛重新看到自己的背影，凝立在北方巨大的晚霞和夺目的星空之下。
只是……那时的她，坐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上，注视着归于寂灭的黄昏，在想些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只想起她总是注视着天际线——那是她目力的极限。
每天翻过操场矮墙回家时，满天红霞，我都不明白让我微笑的是什么，要在此之后很多年，才能重新明白，能放弃狭隘的一己之私，予人以温暖亲爱的情义，是幸福的唯一来源。
而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只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也只有那个年纪说这样的话才不会惹人笑。青春本身自有尊严。
时间象只咻咻的野兽在身后赶，面容与声音都会老，我有一天会无法再穿贴身的长裙，缠到脚踝的高跟鞋，无法再有散落在肩膊的细软黑发，于是愈发在节目里极力用声音留住这一瞬间，才不会在无涯的时间里化为粉尘。
或者是，沉的夜，下着潇潇的雨，几个人买了烟花，在街上行人里放，在夜雨中炸开的烟火与脆响，让人明白此情可待成追忆——于是更加放肆。
一切都在节目里说给人家听，年纪小，不怕肉麻。结尾说到感动处，还说“盖好被子，乖。”
第二天不敢进办公室，还说没躲过去那些人的爆笑。
火车上，在摇摇欲坠的上铺，明白活着的意义——将来，一座房子，容得下一家人，老老幼幼，围坐吃饭。就是为了这个，努力地活着，好好地活着。
在那个春天里，我的心有时候飞得很高，有时候飘忽地坠落下来，无声地飘来荡去。天气渐渐暖了，路边一树浅红的花，每次我经过都停下脚看看，好像花可以在注视下开发。柳枝绿了，我和琛子在吃饭时想起王宝民的诗里“春天流了一地”，哈哈大笑。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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