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全四十八册)

初獲明太監二人，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等受密計。至是，鴻中、承先坐近二太監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上單騎向敵，敵二人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都堂有約，此事就矣。“時楊太監佯臥竊聽。翌日蹤之歸，以所問語明帝，遂下崇煥於獄。----兵有詭詐，但是明代君主不信任士大夫確實明代覆亡，中華衰落的本源。

太祖乘屋而射，敌兵鄂尔果尼射太祖，贯胄中首，拔箭反射，殪其一人。罗科射太祖，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8622880/edit#texmath穿甲中项，拔箭镞卷，血肉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8622880/edit#texmath迸落，拄弓徐下，饮水数斗，创甚，驰归。既愈，复往攻，克之。求得鄂尔果尼、罗科。太祖曰：“壮士也。”授之佐领，户三百。 夏四月，征哲陈部，大水，令诸军还，以八十骑前进。至浑河，遥见敌军八百凭河而阵。包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惧，解甲与人。太祖斥之曰：“尔平日雄族党间，今乃畏葸如是耶！”去之。独与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武陵噶直前冲击，杀二十馀人，敌争遁，追至吉林冈而还。太祖曰：“今日之战，以四人败八百，乃天祐也。”论曰论曰：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甲午之战甚为可惜。慈禧变法复辟后引入义和团可与m引入culture revolu相比。。和议和议成，还驻芦台。北洋创立武卫军，改所部三十营为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庆、福祥用旧法训练，世凯军仿日式，士成军则半仿德式，是为武卫四军。斋二十二十六年，拳匪乱，戕总兵杨福同，命士成相机剿办。匪焚黄村、廊坊铁轨，士成阻止之，弗应，击杀数十人。其党大恨，诉诸朝，朝旨诃责士成。时匪麕集天津可二万，遇武卫军辄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荣禄虑激变，驰书慰解之，士成覆书曰：“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乃郁郁驻杨村观变。会英、法诸国联军至，士成三分其军，一护铁路，一留芦台，而自率兵守天津。连夺陈家沟、跑马厂、八里台，径攻紫竹林，喋血八昼夜，敌来益众，燃毒烟砲，我军稍卻。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於阵，肠胃洞流。诏赐恤。阅二载，以世凯言，赠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十二十二年，应诏陈言，略谓：“宜变通者六事：一，停捐例。自捐俸减折，百馀金得佐杂，千馀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今日应以停捐为急务，以江西、湖南北、四川、广东、福建六省釐捐年提数万，又於海关、洋税关拨数万，似可弥京铜局捐项。至外省筹捐虽难周知，而福建自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请下部覈议。一，汰冗员。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按例，各省试用佐贰杂职，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请援照大挑知县名次在后，暂令回籍候咨之例办理。一，限保举。军兴后保案层叠，名器极滥，捷径良多。请下部覈议，此后保举只准得应升之阶及应升之衔，其馀班次概予删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加衔，皆不得滥请。一，复廉俸。自咸丰间军用浩繁，京外俸廉，分别减成，京员困苦，知县疲累，早荷圣明鉴及。今欲砥砺廉隅，似廉俸复额，亦其一端。福建文职廉额年支十三四万两，计现年徵起钱粮羡耗支抵尚属有赢，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请中外廉俸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一，重学额。近年鼓励捐输，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至一州一县，士风本有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廁其间，甫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请嗣后各省捐输，只加中额，不加学额，并敕各省学臣酌覈。如有不能足额，奏明立案，俟文风日上，再行如额取进。一，立练营。营兵皆招自本籍，月饷不足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兼旬累月，始克成行。兵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识，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近年削平祸乱，全赖湘、淮各勇。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由於此。往年江宁克复，臣函商曾国籓，备言江宁绿营应稍变通，以现存得胜之勇，改充额兵，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国籓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左宗棠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请敕下各省督抚照减兵加饷之说，而以所减之饷加於战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疏入，命下部议。增置每旗议政大臣三人，集★群臣谕之曰：“向者议政大臣额少，或出师奉使，而朕左右无人，卑微之臣，又不可使参国议。今特择尔等置之议政之列，当以民生休戚为念，慎毋怠惰，有负朝廷。前蒙古察哈尔林丹悖谬不道，其臣不谏，以至失国。朕有过失，尔诸臣即当面诤。使面从而退有后言，委过于上，非纯臣也。”又谕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讬，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顺治罪己诏,甚为诚挚.乙亥，上猎于南山，发矢殪三虎。康熙打猎水平很高,杀死猛虎大熊黄羊无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损害.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馀年，今年近七旬矣。当二十年时，不敢逆计至三十。三十年时，不敢逆计至四十。赖宗社之灵，今已五十七年矣，非凉德所能致也。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乂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　占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適。帝王仔肩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籓，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佞倖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行围塞外，水土较佳，体气稍健，每日骑射，亦不疲乏。复以皇太后违和，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清朝立贤不立长，搞得不错，可惜到了慈禧这里反而成为了立幼控制政局的工具了。洪秀全虽灭，四方仍然危机四伏，尤以西北为最，清帝国末日已不远。庚戌，日本续遣大久保利通来，与总署王大臣论台湾番社兵事。明治十一年（1878)5月14日晨，来东京出席地方会议的福岛县令山吉盛典到大久保的邱宅。大久保很高兴地接见了山吉，听取了他关于福岛县形势的报告，还就福岛县的疏水工程交换了意见。后来山吉想走，大久保挽留他并说：“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30年为期。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以上的话想不到竞成了大久保的遗嘱。 当日本锐意改革时，中国在慈禧掌控下只能守成，高下立判。乐器记述甚多。徵辟幕僚，雍正元年诏吏部，嗣后督抚所延幕宾，将姓名具奏，称职者题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乾隆元年，侍郎吴应棻以鼓励贤才，请立劝惩之法。洎道光间，幕友滥邀甄叙，台谏屡以为言，诏督、抚、盐政，一切议叙，不许保列幕友，并严禁本省属员滥充，违者吏部查参议处。然康熙时，布衣陈潢佐靳辅治河，特赐佥事道衔。雍正时，方观承为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记室，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乾、嘉间，名臣如王杰、严如煜、林则徐辈，皆先佐幕而后通籍。迨咸、同军兴，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多以幕僚佐绩戎旃，成中兴之业。曾国籓总制军务，幕府号多才，宾从极一时人选，尤卓卓可纪者也。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籓，军需孔亟，暂开事例。虽为明主，开捐例则风气败坏。三十三年，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礎。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寻谕：“各省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各省督、抚于省会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由该局公推递升。”十四年六月，资政院奏言：“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豫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院之先声。日本豫备立宪，于明治四年设左、右院，七年开地方会议，八年立元老院，二十三年遂颁宪法而开国会。所以筹立议院之基者至详且备。谨旁考各国成规，揆以中国情势，酌拟院章目次，凡十章。先拟就总纲、选举二章呈览。”报可。以明治为榜样，志气可嘉，可惜手无兵权，袁世凯非志士人物。西北边陲，守以重臣，绥靖蒙、番，方轨都护，斯皆因俗而治，得其宜已。从官制可以看出清代民族政策比较严，这也是阻止其君主立宪的重要原因。公、侯、伯、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以上俱分三等。骑都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凡九等，以封功臣及外戚。又谕国家经费已敷，宜散富于民，乃次第免直省额赋各四十万。乾隆元年，诏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赋、及江南钱粮之官侵吏蚀者。四年，免直隶本年钱粮九十万，江苏百万，安徽六十万，正耗一体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将各省分为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诏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遍，其例徵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岁又际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额赋，分三年轮免一周。洎乎海禁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悉废，而改徵折漕，遂为不易之经。上海由此崛起。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 中国茶当时平均质量较差。中国河患，历代详矣。有清首重治河，探河源以穷水患。圣祖初，命侍卫拉锡往穷河源，至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高宗复遣侍卫阿弥达往，西逾星宿更三百里，乃得之阿勒坦噶达苏老山。自古穷河源，无如是之详且确者。然此犹重源也。若其初源，则出葱岭，与汉书合。东行为喀什噶尔河，又东会叶尔羌、和阗诸水，为塔里木河，而汇于罗布淖尔。东南潜行沙碛千五百里，再出为阿勒坦河。伏流初见，辄作黄金色，蒙人谓金“阿勒坦”，因以名之。是为河之重源。东北会星宿海水，行二千七百里，至河州积石关入中国。经行山间，不能为大患。一出龙门，至荥阳以东，地皆平衍，惟赖堤防为之限。而治之者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以与水争地，甚且因缘为利，致溃决时闻，劳费无等，患有不可胜言者。 寻命左宗棠由关、陇西征，天山内外，次第戡平，而俄罗斯亦归我伊犁。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馀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庚子拳变是中国历史的核心事件之一,以往的皇权在外部冲击前崩溃了.其后的新军兵变是时间问题.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议起，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不果行。光绪光绪初，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偕江督沈葆桢，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一十一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诏各臣工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难遽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轻息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恆有，乃群情所骇诧，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宜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徵。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徵调，而额兵即可多裁。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疏下王大臣议，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鸿章复言：“陶城、临清间二百馀里，运道淤垫，请试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漕督崧骏等言，格不行。甚为昏庸.当其时，以铁路为救时要图，凡有奏请，立予俞允。请办幹、枝各路，经纬相属，几遍全国。其筹款，于招集民股外，大率不外开办米穀、盐、茶、房屋、彩券、土药等捐，及铜元馀利、随粮认股数者。而程功之速，事权之一，首推新宁。陈宜禧者，籍新宁，嫺铁路学，众相推戴，始终其事，故二年而路竣。次则潮汕，虽勘路招股，事变屡起，而卒底于成。总理张煜南，奖擢三品京堂。此外，以粤汉路粤人集股为最多，倾轧亦最剧。总理屡易，路工停滞。川省以租股为大宗，数达千馀万元。浙、闽、皖、赣亦均次第兴工。其馀各省，大都集股无多，有名鲜实。西潼一路，以商股难成，奏归官办，其见端也。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馀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铁路收归国有,在当时冲击甚大.中国幅员辽阔，文报稽延，至于变起仓猝，往往因消息迟滞，坐误机宜，酿成钜患。历朝变乱之起，大率以此。自有电报，举向来音信隔绝之弊，一扫而空。若朝阳教匪之倡乱，云南猛喇游匪魏名高之滋事，均因电报之告警，与军事布置之迅速，得以立即剿平。而外则朝鲜之二次内讧，越南事变之先事防御，亦惟电报是赖。此其明效大验也。而然当创办之初，乡僻囿于见闻，外人多所挠阻，艰难曲折，乃克成功。设线之处，若系边疆瘴疠、塞外荒凉之地，措手之艰，什伯内地。以故在事人员，得邀奖叙，而近省不得援例以请者此也。至于至于意外之损坏，其事尤夥。贵州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杆；湘省澧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集众毁弃；陕之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之泾州、平凉等处，人民谓旱疫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俱由地方官出赀修复，首犯有论重辟者。二十六年拳匪之变，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京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驯至晋、豫、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无一线之遗。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而外兵盘踞京、津，初设行军电线，嗣拟设大沽至上海水线，以大东、大北两公司主其事。宣怀密行作价，购其机器料物，属于中国商局，其谋竟不得逞。宣怀寻请修复已毁各线。其经战事损坏者，商局任之。晋、豫未有战事，地方官保护不力，甚且指使拆坏者，援毕节、霍山之例，分别赔修。报可。三十年，东三省线再毁于日俄之战。迨三十四年，总督徐世昌修复之。此已毁复修各线之大略情形也夫中国幅员之广，远轶前古，幽陵、交阯之众，流沙、蟠木之属，莫不款关奉贽，同我版图。乃康、乾以来所力征而经营者，任人蚕食，置之不顾，西则浩罕、巴达克山诸部失之于俄，南则越南、缅甸失之英、法，东则琉球、朝鲜失之日本，而朔边分界，丧地几近万里，守夷守境之谓何，此则尤令人痛心而疾首者也。爰志各国邦交始末，以备后人之考镜焉。张之洞、刘坤一等闻之，亟电力争。俄国亦约法、德劝日让还辽南。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政府不得已，又因王文韶、刘坤一电阻，乃谕之曰：“新定和约，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日人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连日廷臣来奏，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主断。”命直陈。又命李鸿章覆电伊藤展期。鸿章以原议批准电知，若改约另议，適速其决裂，请暂行批换。乃派道员伍廷芳、联元等往烟台换约。初限期四月十四日。及伍廷芳等至烟台，日使伊东美久治请速换约，限十四日申刻。廷芳駮以停战至十四夜子刻为止，乃听稍缓。亥刻换讫，伊东美久治即行。会台湾民变，将劫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别求各国查照公法，从公剖断。于是日派水师提督桦山资纪赴台，限日交割。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为保辽南,则不得不舍台湾,清政府实力过于羸弱.多尔衮死后凄凉。终清世不复立太子。论曰：扈伦四部，哈达最强，叶赫稍后起，与相埒，乌喇、辉发差弱。其通于明，皆，令于所部则曰“国”。太祖渐强盛，四部合攻之，兵败纵散，以次覆灭。太祖与?以所领四部皆有连，夺其地，歼其酋，显庸其族裔。疆埸之事不以婚媾逭，有时乃藉口以启戎，自古则然，不足异也。扬古利手刃杀父者，割耳鼻生啖之，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清勇将皆虎狼之人，明军接战安能不败。世祖即位，命隶镶黄旗。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翌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蒐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於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於是议遂定。论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范文程为百姓功劳甚大，其人身形伟岸。论曰：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见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於上，始若此尔。”上因叹谓：“君闇臣蔽，遂多枉杀。将帅以力战没敌，斥府库财赎而还之可也，奈何罪其孥？其虐无辜亦甚矣！”承畴垂涕叩首曰：“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上还宫，命宴承畴等於殿上。陈明夏案谭泰案均为大案。鰲拜复讦谭泰阿附睿亲王及营私擅政诸状，谳皆实。鳌拜功劳甚大。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破流贼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於阵。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於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徵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揅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六十年春，群臣请贺万寿，上勿许。掞复疏前事，请释二阿哥，语加激切。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上疑出掞意，大怒，召诸王大臣，降旨责掞植党希荣，且谓：“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愍帝而不能守。明之亡，锡爵不能辞其罪。掞以朕为神宗乎？朕初无诛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何。”令王大臣传旨诘掞，令回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掞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越五日，诏缓议罪，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因掞年老，责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罪。先是，掞尝密奏请减苏、松浮粮，言至剀切，疏久留中。至是忤旨，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是年冬，上自热河还京师。掞迎驾石槽，上望见，遣内侍慰问。六十一年元旦，诸大臣表贺，未列掞名，上发表命列名以进。翌日，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慰谕有加。寻起原官，视事如故。建储一事是康熙最为犹豫的问题。可见人越老越怕死，犹豫不决，康熙亦不能例外。清对西部用兵，功劳尤著。论曰：世传锺琪长身赪面，隆准而骈胁。临阵挟二铜鎚，重百馀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詟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恆升幄坐，锺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棱白晰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诇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赉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锺琪忠而毅，策棱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锺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锺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西藏新疆问题，不可忽视。纵之必为大患。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控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清代注重水利，名臣多有治水政绩，因此农业发展很快。论曰：高宗中年后，遇有言事者，遣大臣按治，辄命其参与。光鼐既将坐谴，卒得自白，阿桂之贤也。沣劾国泰发库藏掩覆，论者谓刘墉密与沣商榷，盖亦有力焉。漱芳、锡宝、壮图皆不能实其言，大臣怙宠乱政，民迫於饥寒，卒成祸乱。呜呼，古昔圣王兢兢，重畏民碞，良有以也！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乾隆用人多出于个人喜好，法纪已坏。未几，安南新阮内附，受封守约束，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皆为漳盗蔡牵所并，有艇百馀，粤盗硃濆亦得数十艘。牵，同安人，奸猾善用众，既得夷艇，凡水澳、凤尾诸党悉归之，遂猖獗。其时海盗实力甚强。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硃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硃，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馀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赀，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適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於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亮吉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徠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蕆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摺　示二吴，二吴即袖其　走权门，藉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　申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於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於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於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於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於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於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偾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偾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未欲吏治之肃，则督、抚、籓、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籓、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於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籓、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籓、臬、道、府之威势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籓、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洪亮吉甚为耿直。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硃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篡诂、皇清经解百八十馀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揅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则徐独曰：“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其言果验。裕谦捕获兵目，剥皮抽筋而悬之，又掘敌尸焚於通衢。英人遂藉口复仇，大举再犯浙洋，裕谦率江宁驻防及徐州镇兵千，驰至镇海督战，令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五千守定海，手缄密谕，付临阵启视，退者立斩。八月八月，敌舰二十九艘、兵三万来攻，分三路并进，血战六昼夜，三镇并死之，定海陷。不习洋务，空有愚勇，于事无补。五年，调黑龙江将军。时俄罗斯以分界为名，欲得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遣舰入精奇里江，建屋於霍尔托库、图勒密、布雅里。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七年，俄使请入京，拒不许。八年，俄人偕英、法、美三国合兵犯天津。三国窥商利，而俄志在边地，於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爱珲，坚请画界，奕山允自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势，驻兵黑龙江口，复索绥芬河、乌苏里江地，奕山慑其兵威，勿能抗，疏称未许，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逾年，与俄使会於爱珲，定约三条，鑱满、蒙、汉三体字为界碑。大理寺少卿殷兆镛劾奕山：“以边地五千馀里，藉称閒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诏切责之，革职留任；又以纵俄舰往黑龙江不之阻，褫御前大臣，召回京。古十一年，联军在京定约，因奕山前议，自乌苏里江口而南逾兴凯湖，至绥芬河、瑚布图河口，复沿珲春河达图们江口，以东尽与俄人，语具邦交志。寻复御前大臣，补正红旗蒙古都统。同治中，封一等镇国将军，授内大臣。以疾罢。光绪四年，卒，谥庄简。子载鷟，理籓院侍郎。载鷟子溥瀚，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孙毓照，一等奉国将军。银库的腐败问题。文祥和恭亲王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但无力将改革贯彻到底。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犂，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後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英遣额罗金来粤，聚兵澳门、香港，贻书索偿款。名琛以其言狂悖，不答。法、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且告英兵已决计攻城，原居间排解。名琛虑其合以胁我，亦不听；且不设备。七年，英兵攻东莞，总兵董开庆与战，军溃。额罗金遣艇递照会，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累疏言：“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密诏戒勿轻视，犹信其事有把握，仍褒勉之。九月，英兵骤至，法、美兵皆从。将军司道商战守，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待敌穷蹙。民间见其夷然不惊，事皆秘不宣示，转疑其阳拒阴抚，人心益涣。十一月，敌张榜城外，限二十四时破城，劝商民迁避。砲击总督署，延烧市廛，城遂陷。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夜避左都统署，英人大索得之，舁登舟。将军、巡抚以闻，诏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英人遂踞省城，禁巡抚等官不得出，责以安民。民各集团练，设总局於佛山，相持数年。各国联师赴天津，事乃益棘矣。主名琛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论曰：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於外情，朝野一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於前事，骄愎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及代赛尚阿督师，军事已坏，旁皇失措，咎无可辞焉。民众虽可相助，但不可依靠。国籓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籓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籓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可见在曾国藩时代，晚清已只能以虚仪的让渡来避免实际利益的割让。上疏论军事吏治，略曰：“湖北军务不饬已久，无论贼之多寡强弱，闻警先惊，接仗即溃。上下相蒙，恬不知耻。误於使贪使诈，而实为贪诈所使。川、楚、河南勇目，招合无赖投效，以一报十，冒领口粮。交绥即败，又顾之他。帑项至艰，徒饱无赖欲壑。遣散不得其方，又相聚为盗。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绿营则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此为兵事急应整顿之要。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东南数省，受害惟武汉为甚。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於武汉设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保鄂必先固汉阳。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直入。应请於武汉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日夜训练。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千里折冲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苦战必伤，久役必疲。伤病之人，留於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此武汉宜急设防练之要。湖北莠民从贼者多，兵勇搜捕，徒滋扰害。惟有保甲清釐，族户綑献，分别斩释。然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官吏之举动，为士民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六年大饥，州县转或徵赋。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害於国计。歉岁官吏私收蠲缓，实惠不及於民。有所谓挖徵、急公等名目，无一非蠹国病民。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词讼案牍，病在积压；盗贼奸宄，弊在因循。州县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隐忧方大。又如捐输则有踩堂、贽见之费，牙帖则有勒索之费，釐金则有私设之费。臣受事以来，迭次特参，在国自有刑章，在臣甘为怨府。惟思劾贪非难，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弊将不可胜言。臣愚以为必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庶可改观。目下州县悬缺待人，请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武汉甫经收复，人或以为已治已安，臣窃忧之。如以为治安，则前收复已二次矣。况江西七府俱沦於贼，旁轶横出，不仅九江、安庆为足虑也。未收复之前，事势极难，文武尚有惧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饰之习，久在圣明洞鉴。不揣愚昧，用以直陈。”疏入，上嘉纳焉。於是裁浮勇，练新军，蠲四十六州县田赋以苏民困。设清查局，稽核全省仓库盈虚之数；设节义局，表彰死难官绅士女；设军需局，以备东征饷械。严课吏治，纠劾文武数十人，推廉尚能，手书戒勉将吏如子弟。初，将吏颇构督、抚异同，下令曰：“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亦开诚相与，无掣肘。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林翼推美任过，督抚大和。湖北振兴，实基於此。襄阳土匪猖獗，扰及河南境，令唐训方等剿之。胡林翼政务有方。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偪，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围。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適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徬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内骑马。 初，与国籓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军威甚盛，超过当今海军。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於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闻其薨，咸集吊唁，曰：“公所定约不敢渝。”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籓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恆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恆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李鸿章从政治思想上，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政治家，尤其从其与曾国藩的差别可以看出。　塞外回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硕伯克也。安集延故属敖罕，敖罕为俄罗斯所灭，安集延独存。帕夏畏俄逼，阑入边。据喀什噶尔，稍蚕食南八城，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妥明。妥明者，西宁回也，初以新教游关外。同治初，乘陕甘汉、回构变倡乱，据乌城。帕夏既攻败妥明降之，遂并有北路伊犁诸城，收其赋入。妥明旋被逐，走死，而白彦虎窜处乌城，仍隶帕夏。帕夏能属役回众，通使结援英、俄，购兵械自备。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当是时，俄以回数扰其边境，遽引兵逐回，取伊犁，且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籓，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授宗棠钦差大臣，督军事，金顺副之。此亦关键决策，李鸿章仍以君权而非国家为重。国籓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籓之盛云。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死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请於龙膊子重掘地道，原独任之。”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薙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於军，年二十七。主论曰：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籓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二张、二周，治军皆有家法。潘鼎新防边失律，不保令名。吴长庆战绩虽亚诸人，朝鲜定乱，能弭大变。及甲午边衅起，宿将彫零，卫汝贵、叶志超等庸才偾事，为全军之玷。后起仅一聂士成，庚子殉难，淮军遂熸。四十年中，盛衰得失，於此见焉。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咸丰四年，来中国，充宁波领事署繙译官，调广州。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九年，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十一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以赫德权代之，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同治二年，李泰国去职，赫德实授，徙驻上海。三年，置台湾南北新关。还驻京，加按察使衔。八年，晋布政使衔，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光绪二年，佐定砲台条约。十年，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为法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幹赴巴黎申理，乘机与议停战草约，还。未几，其国授为清、韩驻使，不就。逾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知十二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釐并徵，并置关九龙、拱北。十三年，葡使来华，与订澳门草约。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势阑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明年，各国联军入京，赞襄和议，晋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逾年，谢病归，诏许之，加尚书衔。主赫德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辛亥后，病卒，赐优恤。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桂芬久卧病，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赠太子太傅，谥文定。开战未可轻动.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明年，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斋二十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知同龢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主孙毓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十年，命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於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適奉硃谕尽罢军机王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当国益厌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馀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十五年，擢刑部尚书，寻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典会试、顺天乡试，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计。翁同龢、李鸿藻主缓，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明年，称疾乞休。二十五年，卒，予谥文恪。知毓汶毓汶权奇饶智略，直军机逾十年。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与日本立约,是清朝转向灭亡之关键环节.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徵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幹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於井陉，关陇之骖交於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鍊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砲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知二十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砲，改筑西式砲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古二十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知二十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釐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筦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斋德宗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浸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古之洞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张之洞是中国东南发展的推手.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馀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跸太原。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义同族，不免偏於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其宪法出於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適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觇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於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涨。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於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衤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於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於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於美民反抗，而於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於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於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於所防之中，患更发於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於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於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於德，有由来矣。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衤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於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馀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於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於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斋又奏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於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俞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中日甲午战争，读来令人扼腕！两军相争，强弱立判，这也是日本精英集团发奋图强的结果，也是清朝核心腐败至极的必然。康有为力主虚君共和，为清出力。可惜其变法操之过急。其公羊说以孔子纪元，多惊世骇俗之论。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拥精兵六十馀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四百四十五师帅为十三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於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於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主自都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於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於伪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人，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馀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伪职尚不在此数也。斋其军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斋其阵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岔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於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斋其营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了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壕，筑重墙，壕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衤复壁，中填沙石专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鼇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每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古其旗其旗帜亦有差等，伪东王黄绸旗，红字绿缘，方一丈；以下皆黄绸旗、红字，而以缘别。如伪西王白缘，伪南王紫缘，伪北王黑缘。伪翼王蓝缘，其尺丈长阔则以五寸递减。豫王、燕王皆黄绸尖旗、红字、水红缘，国宗黄绸尖旗、红字。其缘视何王国宗，即从何色，皆长阔八尺。侯，黄绸尖旗，长阔七尺八寸。丞相，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五寸。检点，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以上皆红字、水红缘。指挥，黄绸尖旗，黑字、水红缘，长阔六尺五寸。将军至两司马，皆黄旗无缘，形尖，黑字，自长阔六尺以下递减至二尺五寸。每一军大小黄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古军中军中号令，惟击鼓、敲金、吹螺、摇旗。凡起行出队，俱擂鼓、吹螺、摇旗以集众。打仗则击鼓呐喊，收队则鸣钲。有老军、新军、童子军。尤善用间谍，混入敌营。又能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其以进为退，以退为进，往往令人不测，堕其术中。此其行军之大略也。古其服其服色尚黄。伪天王金冠，雕镂龙凤，如圆规沙帽式，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东王、北王、翼王冠如古兜鍪式，冠额绣双龙单凤，中立金字职衔。国宗略同诸王式。自检点至两司马，皆兽头兜鍪式，帽上龙以节数分等差。如诸王九节，侯相七节，检点、指挥、将军五节，总制、监军、军帅三节是也。袍服则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伪天王黄缎袍，绣九龙。自诸王以下至侯相，递减至四龙。检点素黄袍，指挥至两司马皆素红袍。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於马褂前团内。仪卫舆马，诸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将军、总制、监军绿轿，军帅、师帅、旅帅蓝轿，卒长、两司马黑轿。斋至金至金陵，始建宫室，毁总督署，复扩民居以广其址，役夫万馀，穷极奢丽。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多以金为之。伪王皆建伪府，冯云山、萧朝贵早授首，其子亦袭封建府。其宗教制度，半效西洋。日登高殿，集众演说，与人民以自由权，解妇人拘束。定伪律六十二条，最为惨酷。然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掳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於安庆大星桥设榷关，拨砲船十艘，环以铁索，木筏横截江滨，以防偷漏。九江、芜湖，及沿江州县岔河、小港地当冲要者，一律设立伪卡，徵收杂税。此其建国大略也.太平天国制度多有可取之处。太平天国毁于内乱，不过其领导体系本来就有问题。是年，秀全大封诸王。初，秀全定都金陵，一切文武之制，悉由伪东王杨秀清手定。是时为秀全建国极盛时代，其宫室制度：第一，为龙凤殿，即朝堂也，主议政、议战诸大事。每有大事，鸣钟击鼓，会议，秀全即升座，张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贼将则侍立於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第二，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军政议事局，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当日伪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初以伪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画一切，则伪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死，伪翼王领之。石达开去后，李秀成领之。秀成东入苏、杭，则有名无实，虚悬其位矣。其时寇之武备颇详尽。自诸伪王内讧，人心解体，秀全以为非不次拔擢，无以安诸将之心。然自此大封之后，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於是各持一军，势不相下，而调遣诸王者，仅陈玉成一人。故八年以前，寇之用兵，攻守并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战局遂至日危，以底於亡。寇势大张，而秀全於战士不及奖叙，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仁达、仁发忌秀成功，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率所部限一月取苏、常。寇掠金坛四乡，大书於壁曰：“攻野不攻城，野荒城自破。”我军屯六门，日与贼战，互有胜负。秀成自句容攻丹阳，国樑开南门酣战，秀成命力士溷入我军溃卒中，猝击国樑，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　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秀成计谋多端，是当时杰出将领。国荃令闭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馀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於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於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於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硃、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斋清兴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颙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硃子，辨伪得真。高愈、应扌为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后如孔广森之於公羊春秋，张惠言之於孟、虞易说，凌廷堪、胡培翚之於仪礼，孙诒让之於周礼，陈奂之於毛诗，皆专家孤学也。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闇然自修。周、鲁师儒之道，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斋综而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於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於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今为儒林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若有事可见，已列於正传者，兹不复载焉。注意师儒之分.宗羲之学，出於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於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恆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斋所著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硃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暢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古当是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於山东长白山下，畜牧於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於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馀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於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贤於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於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於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於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馀，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馀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於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於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硃锡鬯；好学不倦，笃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於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顾炎武实用之学。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能为古文。讨论经史，证明掌故。补诸生。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以充贡，入京师，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东发后一人也！”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再与试。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寘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方词科诸人未集，绂以问祖望，祖望为记四十馀人，各列所长。性伉直，既归，贫且病，饔飧不给，人有所餽，弗受。主蕺山、端谿书院讲席，为士林仰重。二十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 　　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於书无不贯串。在翰林，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每日各尽二十卷。时开明史馆，复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列传，皆以其言为韪。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枌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详尽而核实，可当续史。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藁，祖望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皆足见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十卷。仪徵阮元尝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其经史问答，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晚年定文藁，删其十七，为鮚埼亭文集五十卷。每日读二十卷永乐大典。经史问答十分重要。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硃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馀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於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好古如顾炎武，亦不深省。震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工卩、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注也。”又自汉以来，古音浸微，学者於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恆星右旋之枢，诧为六经所未有。震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璿玑也。虞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璿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自有传。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时大兵征金川，輓输络绎，玉裁处分毕，辄篝镫著述不辍。著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自顾炎武析为十部，后江永复析为十三部，玉裁谓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又谓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之，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旧也。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馀年。 　　玉裁於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於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六书音均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此注。”玉裁又以：“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必兼是二者。汉人作注，於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变化之词；‘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仪徵阮元谓玉裁书有功於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其他说经之书，以汉志毛诗经、毛诗古训传本各自为书，因釐次传文，还其旧著，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蒐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駮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录左氏经文，取郑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之异，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以左氏传五十凡附后。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 　　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卒后，王念孙谓其弟子长洲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玉裁弟子，长洲徐颋、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奂自有传。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安国，官吏部尚书，谥文肃，自有传。八岁读十三经毕，旁涉史鉴。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有九。 　　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譌，议乃定，纪略中辨譌一门，念孙所撰也。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都八十二卷。於古义之晦，於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於校雠如此。 　　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於经，熟於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念孙以段书先出，遂辍作。 　　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於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夋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广庭训，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至工部尚书。福建署龙溪令硃履中诬布政使李赓芸受赇，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劾之。对簿无佐证，而持之愈急。赓芸不堪，遂自经。命引之谳之，平反其狱，罢督抚官。为礼部侍郎时，有议为生祖母承重丁忧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会奉使去，持议者遽奏行之。引之还，疏陈庶祖母非祖敌体，不得以承重论。缘情，即终身持服不足以报罔极；制礼，则承重之义，不能加於支庶。请复治丧一年旧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谥文简。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卒於官。 　　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於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於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於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於心，则段胜矣；语其便於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篡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 　　及馥就宦滇南，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十卷，以其细碎，比之匠门木材，题曰札朴。然馥尝引徐幹中论：“鄙儒博学，务於物名，详於器械，考於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此尤为同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肓起废。他著有晚学集十二卷。惠栋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彊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祯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秦馀山人。尝寄灵芝一贞於王士祯，士祯与金孝章画梅、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巡抚江南，屏驺从，往访之，枋避不见。斌登其堂，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周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豢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於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入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顾柔谦，字刚中，无锡人，迁常熟。幼遭家难，赀产皆尽。尝同兄出门游，有数人拥之行，行乃挤大泽中。母忽心动，急呼老仆往迹之，得不死。补弟子员。甲申之变，柔谦哀愤，往往形诸诗歌，读者悲之。不妄交游，以父执师事马士奇，而江阴黄毓祺、嘉定黄淳耀皆一见定交。诸人殉国难，柔谦皆设位以哭尽哀。子祖禹，见父尝闭门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头宽譬，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遂更名隐，署其室曰伐檀。常夜蹴祖禹曰：“汝他日得志，如旧怨何？”祖禹曰：“每忆幼时祖母抱兒置膝上，为言家难，及堕大泽中事，祖禹不敢忘。”柔谦曰：“嘻，汝何见之隘？吾家数传以来，颇盈盛，以祖、父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同室之中，宁彼以非礼来，吾不可以非礼报，汝谨识之！”著有补韵略、六书考定、山居赘论。 　　祖禹，字复初。柔谦精於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駮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於家。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穀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冘。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一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硃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硃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称小糵禅。明人隐逸甚多。杜濬，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明季为诸生，避乱居金陵。少倜傥，尝欲著奇节，既不得试，遂刻意为诗，然不欲以诗人自名也。於并世人独重宣城沈寿民、吴中徐枋，自媿不如。其在金陵，与方仲舒善，仲舒，苞父也。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挑门之役，有司按籍欲优免，濬曰：“是吾所服也！”躬杂厮舆夜巡绰，众莫能止。嗜茗饮，尝言吾有绝粮，无绝茶。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丘”。年七十七，卒於扬州。 　　丧归，故人谋卜兆，子世济曰：“吾有亲，而以葬事辱二三君乎？是谓我非人也。”亡何，世济卒。又数年，陈鹏年来守金陵，始葬诸蒋山北梅花村。 　　濬诗最富，世所传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吴伟业尝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阎若璩於时贤多所訾謷，独许濬五律，称为“诗圣”。已刻者曰变雅堂集。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绩学工文，尤以书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澍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摹古名搨殆遍，四体并工。於唐贤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后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异，谓其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於世。 　　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继则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接踵而起，多见他传。大抵渊源出於明文徵明、董其昌两家，鸿绪、照为董氏嫡派，焯及澍则於文氏为近。澍论书尤详，一时所宗。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於臂而凑於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於身？紧则身之力全凑於指尖，而何有於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祗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輭薄纸当之易破。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钅义股、锥画沙、印印泥者，於此可悟入。”巘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巘曰“北梁”，同书曰“南梁”。王来咸，字征南，浙江鄞县人。先世居奉化，自祖父居鄞，至来咸徙同　，从同里单思南受内家拳法。内家者，起於宋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以静制动，应手即仆，与少林之主於搏人者异，故别少林为外家。其后流传於秦、晋间，至明中叶，王宗岳为最著，温州、陈州同受之，遂流传於温州。嘉靖间，张松溪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宁波叶继美为魁，遂流传於宁波。得继美之传者，曰吴昆山、周云泉、陈贞石、孙继槎及思南，各有授受。思南从征关白，归老於家，以术教，颇惜其精微。来咸从楼上穴板窥之，得其梗概。以银卮易美槚奉思南，始尽以不传者传之。古来咸来咸为人机警，不露圭角，非遇甚困不发。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为所击，数日不溺，谢过，乃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击伴侣，立死。视之，曰：“此晕穴。”不久果甦。任侠，尝为人报仇，有致金以雠其弟者，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明末，尝入伍为把总，从钱肃乐起兵浙东，事败，隐居於家。慕其艺者，多通殷勤，皆不顾。锄地担粪，安於食贫。未尝读书，与士大夫谈论蕴藉，不知为粗人。黄宗羲与之游，同入天童，僧少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来咸，蹶然负痛。来咸尝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炫耀，於是以外家羼之，此学行衰矣！”因为宗羲论述其学源流。康熙八年，卒，年五十三。宗羲子百家从之学，演其说为内家拳法一卷，百家后无所传焉。主清中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於山西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入。至清末，传习者颇众云。。今客谓旧史无图而疑余之创，窃谓史之记事，亦视其信否耳，因、创非所计也。夫后史之增于前者多矣，汉书十志，已不侔于八书，而后汉皇后本纪，与魏书之志释老，唐书之传公主，宋史之传道学，皆前史所无，又何疑于国史用图之为创哉？且客未读明史耶？明史於割员弧矢、月道距差诸图，备载历志，何明史不疑为创，而顾疑余乎？列女甚惨。西藏喇嘛旧皆红教，至宗喀巴始创黄教，得道西藏噶勒丹寺。时红教本印度之习，娶妻生子，世袭法王，专指密咒，流极至以吞刀吐火炫俗，尽失戒定慧宗旨。黄教不得近女色，遗嘱二大弟子，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达赖、班禅即所谓二大弟子，达赖译言“无上”，班禅译言“光显”。其俗谓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其教皆重见性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小乘。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达赖第一辈曰罗伦嘉穆错，吐蕃赞普之裔，世为番王。二十岁至前藏，宗喀巴以为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辈曰根登嘉木错，在后藏札朗转世，登布达拉、色拉、扎什伦布讲经之坐。年六十七。三辈曰锁南嘉木错，为达赖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赋税。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时黄教尚未行於蒙古。元裔俺答兼并诸部，侵掠中国，用兵土伯特，收阿木多、喀木康等部落。年老厌兵，纳其侄鄂尔多斯部硕克济农谏，往迎达赖，劝之东还。自甘州移书张居正，求通贡馈。万历年，遂纳锁南嘉木错之贡，予封赉。达赖应俺答之迎，至青海，为言三生善缘。诸台吉言：“原自今将涌血之火江，变溢乳之静海。”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於是黄教普蒙古诸部。而藏中红教之大宝、大乘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号令。年四十七。四辈曰荣丹嘉穆错，年二十八。五辈曰阿旺罗布藏嘉木错。 　　初，西藏俗称其国曰图伯特，亦曰唐古特。自达赖、班禅外有汗，则蒙古部长为之。时藏之藏巴汗与达赖所用第巴不协。额鲁特部和硕汗者，名图鲁拜琥，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也。后兼并唐古特四部，改号顾实汗。以青海地广，令子孙游牧，而喀木、康输其赋。卫地则第巴奉达赖居之，藏地则藏巴汗居之。第巴桑结与藏巴汗不相能，谓其虐部众、毁黄教，乞师於顾实汗翦灭之。顾实汗遂以藏地居班禅，留长子鄂齐尔汗辖其众，次子达赉巴图尔台吉佐之，皆崇德年事也。 　　先是天聪年间，大兵取明之东省，天现明星祥瑞。顾实汗曰：“此星系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观之，非常人也。”於是遐迩蒙古共遵太宗文皇帝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撤辰汗。迨崇德二年，奏请发币使延达赖。四年，遣使贻土伯特汗及达赖书，谓“自古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灭不传，故遣使敦请”云。嗣以喀尔喀有违言，不果。顾实汗复致书达赖、班禅、藏巴汗，约共遣使朝贡。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方物，献丹书，先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者，华言“妙吉祥”也。使至盛京，太宗躬率王大臣迓於怀远门。御座为起，迎於门阈，立受书，握手相见，升榻，设座於榻右，命坐，赐茶，大宴於崇政殿。间五日一宴，命王、贝勒以次宴。留八阅月乃还。八年，报币於达赖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於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志，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令察罕格龙等口授。”复贻书於班禅及红帽喇嘛济东胡图古图等，亦如之。是为西藏通好之始。於是阐化王及河州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矣。 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介驻釜山日本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有“上国礼部”并“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大诘责，以“交际平等，何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朝鲜上其事，总理衙门致书日本辨论，略曰：“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坎部国於山谷中，崇峰叠巘，道路险绝。中有喀喇阔鲁穆大冰山，时至十一月，积雪甚厚，以长毛牛负囊橐而行。明塔戛山口高万四千四百尺，路有巨石，盖古时流冰所经地也。出山口里许，有一流冰，过此即易行。再逾数涧，两崖壁立，顶有积雪，至米斯戛。居人皆鞑尔靼回教。不幕，有室庐，村各为堡，垒石为之。性强悍，以寇钞为俗，然皆酋所使，所劫货物大半归酋，四出剽掠，或远至库车。雅尔山脉下垂如★M3，水流其间，土较腴美。近帕苏又一流冰，其融处高八千尺。 　　光绪十五年，英人杨哈思班游至其部，坎酋言：“我受上帝命，亲断父母死罪而杀之，并杀其兄弟，投於山下，遂践是位。”其悖逆如此。或谓其地立国最古，殆周时曹奴氏之所居。穆天子传：“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献天子于洋水之上。”洋水即棍杂河。山海经言：“洋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今棍杂河发源因都库什山，西南流至几勒几特城，东南入印度河。丑涂为印度转音，丑涂水即印度河也。 二百九十六

既而闻联军媾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具衣冠，饮金，卧柩中，不死；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不忍，手颤机动，弹出中左胁，犹不死；更呼材官击小腹，仍不死；呼益厉，又击之，气始绝。

戊寅，李自成帥眾圍山海關，我軍逆擊之，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己卯，師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大軍入關。自成率眾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亙至海，嚴陣以待。十日，大風，塵沙蔽天。睿親王多爾袞命擊賊陣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風旋定，賊兵大潰，追兵四十餘里，自成遁還燕京。封三桂為平西王，以馬步軍一萬隸之，直趨燕京。

《本紀第四·世祖本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