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既不神秘也非自然形成。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它实际上与它奉为真理的某些观念，与它所形成、传递和再生的传统、感知和判断无法区分。最重要的是，权威能够，实际上必须加以分析。权威的所有这些特性都适用于东方学，我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描述东方学的历史权威，又描述其个人权威。
我此处研究权威的主要方法论工具可以称为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观点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构建，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两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谓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向、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涵，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而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它可以，比如说，在语言学研究中产生，也可以在有关东方的文学作品、游记、传奇文集中产生——这一结构在时间、在话语、在公共机构（学校、图书馆、涉外服务机构）中的反复出现赋予它以权威和力量。
我希望读者明白，我对权威的关注并不来自于对隐含在东方学文本内部的东西的分析，而是来自于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exteriority)的分析。我认为对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东方学乃建立在外在性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是东方学家——诗人或学者——使东方说话，对东方进行描述，为西方展现东方的神秘。除非将东方作为他所说的东西的第一推动力，否则他决不会对它产生兴趣。他之所说和所想，由于已经被说，被想，都表明东方学家位于东方之外——在此，东方既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也是一个道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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