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北京，北京叫我多愁善感。
我相信我的感受，那是我脱胎换骨后的残骸。
于是我决定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也就是随波逐流——不能太高尚，也不能太卑劣，不能太富，也不能太穷，不能太善，也不能太恶，不能太理想，也不能太现实，不能太纵欲，也不能太禁欲，不能太老实，也不能太狡猾，不能太干净，也不能太脏，不能太时髦，也不能太土鳖，不能太有名，也不能太没名，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总之一句话，胡混吧。
三年前，那是什么时候？日历上说，那是公元2000年，这就够了——我要说，在2000年，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是否有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北京，重要的是，你必须年轻，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一样混蛋。
年轻和混蛋，在北京，在2000年，这就是一切。
生存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尽管结果必为一死，人仍然不死心，希望自己在宇宙里显得重要，这是一切雄心壮志的源泉，可惜的是，这希望在我眼里是那么可怜巴巴而一厢情愿，这希望的表现形式又是那么丑恶，因为它只能以欺骗的手段向同样的生命诉说与强调，而不是向无生命的物质发出挑战——人最虚假的尊严是建立在人的眼中的，即使道德目的也不过如此。
生命，一个不及物的神话，一个天真的无知与狂妄，一个混乱的梦，当我向你告别之时，我不会说我想，我要，我希望，那是青春玩笑，不值一提，我说，我接受，我愿意，我甘心，我不痛苦，我不反击，事实上我一筹莫展，我毫无办法，我选择退缩。
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试图加以控制的时候，它往往因缺乏头绪而显得十分困难，当你将它置之一边的时候，事情自己便会按照它的逻辑走下去，我只需耐心，事情自己就会有所谓的解决。
我认为写作活动源于一种内心深处的匮乏，也许有人更愿意在心满意足之间随手写写东西，不过我认为那东西要是读起来一定非常气人，字里行间定会洋溢着一种得意之色，谁会愿意去看别人得意的样子呢？反正我不会。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喜欢人们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掩饰一些，那是一种勇气，真实情感无非就是一些想入非非的奢望，人手一份，不就是希望别人无条件地对自己好吗？这有什么可说的？要是在这方面真诚起来，那可真叫人受不了。
路上，便接到袁晓晨一个电话，说公司里最帅的一个帅哥帮她安装电脑软件，还说她的顶头上司是个四十来岁的香港人，跟她说话嘴里带着股海鲜味儿，西服里穿一件鳄鱼牌T恤，“长那么糙还怕叫人联想不到鳄鱼，真够低估别人的智力的”！
事实上，你因向往而美丽，而且，我知道，甚至只有向往才是美丽的。
名著上经常形容恋爱为炽热的、深沉的什么的，那多半是外国有产者的感觉，很难模仿出来，中国人谈恋爱，图的就是一个轻松，生活压力大得叫人只能把谈恋爱当成娱乐休闲项目来搞，跟流氓淫乱活动基本没什么区别。
随手抽出一本《白话四书五经》，胡乱一翻，便看到这样的句子，“公子突说：派一些勇敢但没有毅力的战士，冲击一下敌军就赶紧逃离。”看的我直皱眉头，原来我国古代的部队是按性格分成一个个作战集团的，也不知道他们打起来什么样儿！
人生在我眼里，变成一场与空虚的消耗战，最后空虚战胜生命，死亡结束一切，宇宙法则永不更改，这么一看，无论什么样的人生，都像是一种垂死挣扎，从长远看，剩下的表现只不过是个风度问题，拼命维护必死的自我的，叫做没风度，顺从的人显得更从容，被关注的人叫做表演者，剩下的是观众，就是这样。还有一撮另类试图用怪方法超越生命，可惜一直没能说清楚超到哪儿去了，有时候我倒是挺希望谁谁谁能回来看一看，介绍一下超越了生命以后的情形，可惜的是，这种事儿没发生过。
我看到她因自我冲动而忙碌，满怀欣喜与想象，一件一件地为着那近乎贪婪的平庸梦想试穿新妆，我看到她就在我面前转动，脸颊绯红，忘我地投入她那些重要的时刻，她是那么动人，因纯粹与信心而陶醉，如同青春之罪，永远年轻，永远颤抖，永远渴望，永远要赢，却永远错。
“你想要什么？”我问她。
“我什么都想要，”她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要。”
“我也没什么追求，就这样挺好的，以后你要是出了大名，我辞职回家，给你生一孩子，自己看着，你给我趴电脑边上挣钱去，老了咱靠孩子，要是你不行呢，这孩子就别生了，生了也没条件养好，看着孩子变成像你一样的混蛋我会心疼的，这么着吧，咱看着苗头不对，就分头加紧工作，老了找一保姆管咱们。”这是她对未来的打算。
她曾跟着别人去看过房子，但遭到我的讽刺：“分期付款不干！交银行那么多利息，看着就生气，凭什么呀——还有啊，现在的房子造这么结实，要是赶不上地震，能住一千年，想想看，咱能活多久？一大房子给谁买呢？后面九百多年不是白白地亏了？这里外里一算，咱这劳动全叫别人给占有了，还不如吃了呢。”
袁晓晨一听也急了：“就是，不买！我要是跟你散了，这房子归谁？还不如攒着钱灵活机动地使用，下一个男朋友没准儿就有大房子，到时候住他那儿就得了。”
我点头称是。
一想到我们没谱儿的将来，袁晓晨就会担心，但她看到我茫然的表情，那担心也就像被风吹走的云一样消失了，事实上，我们胡混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用一般人话讲，叫做“慢慢地，我们之间有感情了”。
那感情，却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依赖似的习惯，又像是一种共同培养的趣味，总之，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基本一致，虽然提出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总比那种怎么说也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人强。总之，换人的想法一直没有产生。
事实上，我们耗上了。
我们共同生活的主题是懒惰，我们什么也不干，只是天天在一起呆着。每一天空洞得如同没有一样，我们的眼神也变得空洞，有时我放出音乐，她愣神儿，半天了还说没听见，而我竟觉得那音乐声是与我毫无关系的。
不久，因为夜里吹空调，我不失时机地病倒了，没过两天，她也知趣地病了，她请了假，我们仍比着懒，她不做饭，我也不做，我们什么都不干，专心养病。
病养好了，我们便像老年人一样表演无聊，相互说话时，对方都是爱搭不理的，有一阵儿，无论她对我说什么，我都回答她：“没听见。”
换成她，便改成：“再说一遍。”
“农民！出国旅游？公款去还可以考虑，自费坚决不去！”
“干嘛不去？”
“做牛做马地给外国人干了一年活儿，然后花半个月跑人家那儿转一圈儿，只为看看人家都用我们的劳动置了些什么，有病啊！让我白去我还生气呐，更甭提自费了，自费就是把做牛做马挣来的钱都还回去，懂不懂？我疯啦？给人家打工还退人家工钱，我有那么贱吗？要花钱也花在咱中国，最好北京！”
“我靠，中国人民要是有你这智慧，妈的这国家早就有希望了。”
“我怎么会糊里糊涂地跟你混在一起？”袁晓晨定睛看了看我，叹了口气。
“你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向她所在的方向吐了口吐沫。
有人找我去做一些他们认为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总是在心里反问：“那又怎样？”答案是，不会怎样，就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连去也懒得去。
以袁晓晨的标准，我出门穿衣服必须得符合“脏乱差”这一起码的要求，我要是不幸顺手穿上条牛仔裤，她也能借题发挥、冷嘲热讽：“脱了脱了脱了！你这样着装是出去谈事儿的吗？我不是把我爸那件双排扣的西服送你了吗？为什么不穿？我让你装嫩！让你穿紧腿裤！让你浪！让你骚！妈的明天老娘给你生三孩子，你一出门，三娃儿的哭声就响起来，跟情妇还没坐稳，二娃儿就在电话里用颤声叫你爸爸。”
“那我的一娃呢？”
“叫我给掐死了，为的是提醒你注意关心下一代的健康。”
别对我说爱我，别对我说想我，除非，你真的爱我或想我。
我就像一包火堆旁的炸药，单等着一个偶然飞来的火星叫我尝一尝粉身碎骨的滋味。
世界向人们劈头盖脑地展示了万千事物，而人呢，只能窘迫而紧张地被这些事物搞得焦头烂额，魂不附体，还能怎样呢？
我可不能那么没出息，抓住什么都不放手，捞一个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还是算了吧。
结局总是平淡无奇，像开始一样。你想激动激动吗？上街花一毛钱买根针扎自己一下就成了，一般来讲，人就是那么一种追求刺激的动物，一平静，反倒心慌，被枪毙前还有喊口号的呢，不扑腾扑腾，哪儿叫人生啊。
生活在我们这个污七八糟的世界上，我们很难得到什么心爱的东西，就是得到了也因为愚蠢而认不出，总之一切都是难免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