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不适宜于中国的情况。首先，同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相比，中国人口在1950年是其四倍，而生活水平却只是其一半。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遍建立，农产品却没有显著增长。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既不足以投资于工业化，也不能发展对外贸易来买机器和养活日趋膨胀的城市人口。
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大跃进，而是削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比率（当时占到48%），把一些投资放到轻工业区，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供应，可以转过来增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一种物质刺激。这样做的话，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就要讲究业务能力，不能单靠狂热精神。这样的效果等于进行农业革命，这本来是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经的道路。
这种缓慢的主张不能适应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他说服了他的同事们，农村的问题好办，只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就可以多多生产。推动力可以来自革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就是从这种决心产生的。可以许诺经济上的改善，但是个人劳动的物质刺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要用提高思想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代替。这里就包含了对于农民心理极大的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吧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人们只要把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生产得更多些。对于一些曾经克服过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的精神猛烈地攻破经济问题，便会取得空前的奇迹，那是有道理的。大跃进最主要的妄想，就是认为社会政治动员可以解决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大量地使用人的劳动力，就能改进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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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是在农业集体化几年后发生的事，这个集体化是经手操办其事的地方干部坚定不移和全心全意工作的结果。千百万人民，男人和妇女，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积极分子和管理人。他们既是决心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优势在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利用革命创造出来的机会，从群众中崭露头角的。在社会结构上，他们的地位一般地说来适合帝制晚期和民国初期的下层士绅-包括哪些隶属于上层东家的管事，”不在乡“地主，地方小官吏，地方帮派头目，农民协会头目，军人以及其他曾经向农民催租征税，征兵，派工，甚至横行恶霸的人-相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帝制时代末期这些下层士绅怎样蜕变成土豪，小恶霸，不再依附那个时候的在城市里的上层绅士阶级的情况。
实在地说，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共下部取代下层士绅旧的残余分子的过程。在实质上和生命力上，他们代表一个新的政权；但是从结构上将，他们更深地渗透到农村生活中，而且他们代表了党的权威。下层士绅们在当地地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而中共干部则因代表更高的权威而达到统治地位。另外一种看法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农村中的新的积极分子一旦响应了好找并发现他们通过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要做事情，而且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大跃进式很难刹车的，因为积极分子吧农村重新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必须继续干下去。”解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要不断解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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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展望中国的历史，大跃进看起来就像是某一项古代巨大工程的最新版本。明朝重新凿通大运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成都附近修建美国B-29重轰炸基地，都是从农村中召集民工干起来的。一个村长就可以奉命召集多少民工在几天以内（譬如10天）完成偌大的工程。村民们就会带上粮食和铺盖卷，搭起席帐睡在工地。他们就地做活，吃饭，睡觉，把活干完后一道回家。当然在劳动程序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安排，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一样，挖土装筐，挑起扁担，把泥沙，石块运走。大跃进中修闸建坝，挖掘运河，不过是古代建筑重大工程（例如史前建设的安阳，郑州等都城）的翻版而已。指挥这些庞大劳动力，是统治者的特权。毛使用这样的权力，是很自然的。不但如此，农村中下级干部指挥生产时常有不切实际的情况，例如种地时要把土挖得越深越好，结果盐碱渗到土地面上；复种太密结果没发收割，等等，说起来这些还是从过去上层阶级一些治国方略中教导农民的经典理论提炼出来的呢。
至于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我们现在又有不少东西须向历史学习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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