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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