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燕京毕业的美国史专家：杨生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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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2 14:17:45
来自: 糊涂一塌
(上海)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93岁 李剑鸣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重要。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对美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研究，并未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或领域。把美国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这是40年代留美归国的一代学人艰苦努力的结果。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教授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杨生茂，字畅如，生于河北省涿鹿县。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留学，主修历史学。后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初学成归来，同年9月执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 1964年，杨生茂在南开大学创办美国史研究室，并担任主任，把它建成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基地和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1979年改革开放初兴，他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任副理事长。 为了构建中国的美国史基本知识体系，杨生茂与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一起，主持大型“美国通史丛书”的编写，网罗国内主要研究单位和人员，历时23年，最终完成了国内迄今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美国通史著作，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传统的美国史知识体系有一个突出的偏向，就是过分关注于政治史和外交史。杨生茂意识到这种通史体系的局限性，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史新编》中，将经济发展、文化演化、社会变迁纳入史学框架，展现出更多彩也更完整的美国历史图景。 杨生茂也是身体力行的专题研究探索者。国内最初的美国史研究，实际上只是零星的知识介绍、应时的政治批判及笼统的通史写作，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极不合拍。鉴于此，杨生茂做了大量开拓性的专门研究，涉足于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和美洲华人华侨史等领域。在主持编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时，他强调，“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一些重大课题，诸如美国史学家如何“鉴别吸收”欧洲和本国文化遗产，如何自觉运用历史知识为时代和社会服务，以及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诠释历史，都是他关注的重点。 杨生茂不太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但并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学者。研究美国史，他力求“深刻地了解美国”，同时坚持“牢固地扎根中国”。他认为，人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研究者不可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历史研究要重视和认真处理好“古今关系”与“中外关系”，树立“历史语义学”的意识。对于外来文化，强调“鉴别吸收”，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 杨生茂从不好为人师，但他是一个公认的史学教育家，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美国史研究人才。他与人论学，总能平等相待，以诚相见。一次有弟子相遇，边走边请教如何学习美国史。杨生茂用浓重的坝上口音说：“看论文，看论文。”其意指初学者涉足一个领域，要先从第二手文献入手，以了解前人的研究，掌握主要的学术脉络，并从注释中探知史料和其他文献的线索，然后“滚雪球”似地向外扩展。 对自己的文章，杨生茂则总存有一种自省和批判的态度。他发表过的几乎所有论著，在页边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改痕迹，对别人的赞誉更是深感不安。有人请他写一个学术自传，他推托未成，只好勉强写了一篇，题为“学习的历程”。寥寥数字，可管窥其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态度。 及至晚年，杨生茂回顾起自己的学术道路，自谓只是做了一些“铺路架桥”的工作。学术界则公认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这一领域能有当今的成绩，年轻一代学者能够迅速成长，正是得益于“他这样的老一代学者所铺就的道路和所架好的桥梁”。他心境淡泊，生活俭朴，谦和平易，与很多人想象中的大学者形象，其实相去甚远。他早年接受过很“洋”的教育，毕生做着很“洋”的学问，却始终保持着普通中国人的“土味”，这也是他深为学界敬重的一个原因。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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