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王丹一忆谈艾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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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7 21:45:58
来自: 湛卢
(北京)
原文链接： http://qkzz.net/magazine/1005-6424/2006/05/370105.htm 王丹一忆谈艾思奇 □ 余玮 《党史文汇》 2006年第05期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要带走的一批书中，《大众哲学》又赫然在目。 这本备受毛泽东青睐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早年斐声中外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 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记者走进了北京南沙沟一栋普通的住宅，拜访了艾思奇的遗孀王丹一。于是，在数个小时的一问一答中，我们解读到更加真实的艾思奇。 一 “艾思奇”这个名字有点洋味，不知情者还常常发问他是哪国人，其实这是20世纪30年代他到上海之后才开始用的一个笔名，此前他一直叫李生萱。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然而革命风暴已如一股汹涌的潜流，默默地积蓄力量。当时左翼人士发起了文艺大众化、科学大众化的讨论，启发了年轻的艾思奇，成为他萌发把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思想契机。 1934年底，时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的艾思奇，开始为每期的刊物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次年底，这些文章结集成《哲学讲话》一书，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三次。于是，年仅24岁的艾思奇声名鹊起。出第四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在解放前，这本书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1937年10月间，艾思奇经西安到达延安。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后又在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丹一认识了艾思奇。 “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道。艾思奇在陕北公学与马列学院任教期间，王丹一恰是他的学生。尽管时光已一晃过去了近70个年头，但王丹一对一件件往事恍若昨天：“他不善辞令，但讲课很通俗。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确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简明扼要，理论功底深厚。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前几年读过他的《大众哲学》，现在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收益不少。”“在教学中，他循循善诱，乐于解答问题，也给学员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马列学院毕业后，王丹一先后被分配到学院宣教研究室与中宣部直属宣传工作队工作。下乡回来后，她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至1942年，这段工作结束后，宣传工作队的成员到杨家岭作工作总结。王丹一回忆说：“当时，艾思奇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上任，他们的整风也告一个段落，也住在杨家岭。1942年底，我们在窑洞外聊整风，聊经历，他也常常参与。那时，延安没有电影、没有公园，也就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是史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周末，年轻人都跳起了交谊舞。在舞会上，我常常碰到艾思奇。他的舞步活泼轻快、节奏感强，一反平常给人那种沉稳、凝重的印象。从这时起，我们又多了一层交往。” 艾思奇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海涅的诗，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长诗）。一天，艾思奇翻译完其中的一节诗《母亲》后，找到王丹一请她朗读，看看是否有诗的韵味。“我头一次到他单独住宿的窑洞里，朗读后他说要考虑考虑再修改。这本诗集在三年后出版。在他住的窑洞里，当时我看到有许多书，满书架都是。”王丹一说，她看到书架上有本瞿秋白著的《海上述林》，“黑皮的烫金包装的，顺手翻阅”。这时，艾思奇觉察到了，便说：你喜欢就拿去，以后你喜欢什么书就来。渐渐地，王丹一与艾思奇的交往更多了起来。 不多久，王丹一亲眼见到艾思奇用口哨吹意大利民歌，音域宽广，节奏鲜明。这时，课堂上那位性格古怪的“老夫子”仿佛换了一副面孔：能歌善舞。原来，他也是一个生活情趣丰富的人啊! 1944年7月，王丹一与艾思奇在延安正式牵手，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花了五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王丹一说。 二 1966年3月25日，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天寒寒，人哀哀。在艾思奇的追悼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陈放着毛泽东主席敬献的花圈。这个花圈寄托着毛泽东对艾思奇的无限哀思，也凝聚着毛泽东和艾思奇之间的切切深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被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1937年10月的一天，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当时，毛泽东还把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并希望他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艾思奇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强调“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 20世纪50年代，艾思奇与王丹一在颐和园。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据王丹一介绍，延安时期，艾思奇同毛泽东、张闻天等曾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有时找他去谈话，有时也去艾思奇住处，二人促膝交谈，相互切磋。1937年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时，饶有兴趣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同时还附信一封：“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当时，艾思奇和大家一样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魄、胆略和渊博的学识，十分注重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实事求是”四个字。艾思奇生前亲自写过这四个字的条幅，悬挂房中，奉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鞭策自己的言行。同时，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王丹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 王丹一也十分珍视毛泽东的这份手稿，慎重保管，不辱重托，实为哲学界的一件幸事。1960年，王丹一为了便于保存而拿到荣宝斋装裱。由此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知道了，曹没有想到毛主席曾对艾思奇有过那样高的评价并写了那么多的字。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艾思奇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文革”，几经转折在60多年后仍然幸存。粉碎“四人帮”后，王丹一将这革命文物级的信函送交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后转革命博物馆收藏。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王丹一将毛泽东的信收录其中。 王丹一在延安时期，知道有关艾思奇的不少轶事趣闻。她说：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无意中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与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被传为佳话。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这段没有任何世俗成见的高尚的心灵之交，成为哲学史上的美谈。战败的蒋介石曾经大骂他的部属：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却写不出来？全是吃白饭的!胜利的毛泽东则称赞艾思奇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原因是他的书能顶十万兵。 “艾思奇言谈不多，性情属内向型的那种，但他思想非常活跃，总是不断地分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里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他头脑冷静，勤于思考。”王丹一说，艾思奇和毛泽东都已离开了人世，而他们在共同事业中建立的友情是纯真的，与世长存。 三 《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它作为我国最早传唱的俄罗斯民歌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人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伏尔加纤夫曲》中文歌词的译配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词意通俗而深刻。对照俄文原文可以看出，“齐心协力把纤拉”“踏开世界的不平路”的翻译对原文又有新的升华。这首歌的译配至今已经过了七八十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首著名的歌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传唱，至今译配者却为“佚名”。到底这首著名歌曲的译配者是谁？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佚名”？ 原来，这首歌的译配者并不是音乐界人士，而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严峻时刻，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有一本书和一支歌。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就有此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一支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激发起千百万人民的抗日热情。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籍人。王丹一说：“（20世纪）50年代，每当艾思奇听到罗伯逊唱的《伏尔加纤夫曲》时，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艾思奇对这首歌曲怀有特殊的感情，是他早年从日本带回并翻译成中文，送给他的老乡、著名音乐家聂耳，并和他一道传唱。” 采访期间，王丹一找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艾思奇文集》，上面所附刊的艾思奇年谱上记载：“1928年（18岁）……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纤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一番讲解，让人茅塞顿开。原来是艾思奇早在1928年将《伏尔加纤夫曲》译配成中文，并交给聂耳在昆明首先传唱。由于艾思奇是哲学家，工作精力全在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方面，译配外文歌曲只是偶尔为之的业余爱好。他在译配好歌曲交给聂耳后，从未。去关注过此曲译配者的署名问题。而聂耳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又英年早逝（1935年23岁时不幸在日本溺水逝世），也未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终使《伏尔加纤夫曲》的译配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 《大众哲学》的问世可以说已广为人知，但《资本论》中译本的问世却少为人知。1936年，郭大力、王亚南开始着手翻译《资本论》，他们曾与上海、广州、北平等国内各大书店联系，却都婉言谢绝出版发行。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当时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的艾思奇。艾思奇一听，明确表示：“两位先生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为能做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干!”于是，他与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等商议后，从社里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另立帐户，每月支给郭大力、王亚南二人80元大洋作为预付稿酬。王丹一说：“他俩有了这样的牢靠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便埋头翻译。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终于出版并和读者见面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3号楼的住处，召见了北京来的五个大秀才，他们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这五个人，全是笔杆子，而且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大笔杆子”。“毛泽东把五个大秀才找到长沙来，是为了落实1963年他提出的一项工作：在全党布置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为此，他考虑了很多时日，这一次找五大秀才来，是想建议为这六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写好序言。五大秀才，加上毛泽东自己，六个人，写六篇序言，一人一篇，可谓作者阵容强大。毛泽东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写序。长沙之聚，为的是集中起来，读一段书，议论一段，集思广益，做好写序的准备工作”。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且不少文史类书刊中也有着相应的类似描述。 对此，王丹一表示质疑。为防混淆视听、误导舆论，她向记者细述其中的原委。事实上，艾思奇在1965年四五月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北京，自然也谈不上去湖南长沙。“我查看了艾思奇的日记，并向他生前的秘书和司机打听过，他们也都不知道艾思奇去长沙一事。”后来，王丹一还特地打电话给胡绳的秘书，请胡绳核实一下史实。从胡绳的秘书的信函中，可见上面这样写：“遵胡绳同志转达，1965年5月，陈、关、田、胡4人曾去长沙，但无艾……”这件事其实是1965年12月22日发生在杭州的事。说到这事，王丹一放重语气：“艾思奇去世前曾去过一次杭州，有人便臆想他又去了一次长沙，不知根据是什么。” 四 艾思奇常年专心致志地工作，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注意。1965年12月底，艾思奇从杭州回校后，便在校内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学习“马列六本书”的讲话。12月30日，他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就让他立即住院治疗。在阜外医院普六号病房住院期间，他仍仔细阅读《第一国际史》与《德国累威尔认识论》，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劝阻，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他自信还可以为党工作一二十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写长篇专著。 1966年初，病情稍好的艾思奇就出院回家休养。一日，王丹一无意间发现艾思奇落泪，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王丹一以为他是被疾病折磨，便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摇摇头。后来，王丹一才知他是为2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焦裕禄事迹所感动。艾思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为这样时代、这样国家的一名共产党员呢？如果有机会到河南，我一定要到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凭吊。”让王丹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严以律己的伴侣一个多月后离开了自己，离开了自己所珍爱的岗位。 这一年3月7日下午，应胡绳电话约请，艾思奇晚饭后去钓鱼台谈话，夜间突发心绞痛，曾服硝酸甘油缓解。8日清晨，请阜外医院大夫会诊，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紧接着住院抢救，“曾发生心力衰竭与心源性休克，经抢救病情缓解，后又发生脑动脉栓塞与房纤，经抢救再度好转”。 22日下午，王丹一到医院为艾思奇送去晚饭并照料他用餐，看到他食欲还正常，心中稍感宽慰。当王丹一离开医院时，艾思奇攥着她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因为前两天负责大夫就有“请您放心”的话，而且住院期间两次危急经抢救缓解，所以当时无论医生还是家属都对患者仍抱有很大的希望。王丹一说：“由于数十年的艰苦工作，积劳成疾，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当天夜晚9点15分，艾思奇便与我们永诀了。当晚，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我记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王丹一无法接受，以致后来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 历史上，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曾一度为滇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之一，腾冲县城被誉为“极边第一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青山秀水之中有一座独居的砖石楸木结构的中西式的四合院。院里花草繁茂，串楼通栏，雕花格扇，古朴典雅。到这里参观的人，都知道从这座院子里走出了一位大哲学家。这就是艾思奇故居，建于1918年，现存建筑面积930多平方米。 王丹一说：“艾思奇的父亲研读过先秦哲学，他的哥哥学习过西方哲学，他能在青年时期写出《大众哲学》，应该与他父兄的影响有关。尽管少小离家老大未能归，但他对美丽的家乡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感情。他曾不止一次对我和孩子们说要一起回老家看看，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艾思奇病逝13年后的1979年，王丹一带着他的遗愿，回到了故乡，重访了他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拜访了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领略了滋润他灵气的那塘清清的泉水，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如今，故居中陈设了艾思奇的生平事略展览，辟有三个展室，展有艾思奇的生平照片、手稿著作和部分遗物。 《大众哲学》的各种版本早已进入中国的无数个家庭，但知晓艾思奇是蒙古人后裔的却不多。1910年2月3日，艾思奇诞生于水碓村。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据王丹一介绍，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18代后裔。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早年积极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加人过同盟会，曾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与钟动（第二军秘书长）一道起草过著名的讨袁檄文，深为蔡锷所器重，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聊到艾思奇对自己的影响，王丹一说：“艾思奇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他批评过我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办事比较快，教育孩子没有经验。他从来不与我吵嘴。但他对我的一次批评，使我一辈子受益。他批评我说：正因为你没有掌握规律性，所以你在矛盾冲突中你就着急，操之过急就往往事与愿违。”随后王丹一老人又接上先前的话头说：“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病，现在还能活下来？正如他所说，我要掌握病的规律，并适应病的规律，且与病进行持久的斗争。”从老人听似平平淡淡的寥寥数语里，记者读到了“艰难”与“真情”的真正内涵。 几十年来，王丹一一直与病魔抗争，若有余力便投入到有关艾思奇的资料收集整理中去，偶尔也应邀参加一些有关纪念会、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且参与整理出版了《艾思奇文集》，她说“《艾思奇全书》不久也将出版”。 古人沈约就说过：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可惜这样“三易”的文章太少，越来越少，结果使许多理论变成了文字游戏，故作深沉，装腔作势，远离了大众。如今，不但许多理论文章远离了大众，连一些人讲话也远离了百姓，空话、套话连篇。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妨好好学习艾思奇的学风与文风。这一点在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更值得提倡。没有好的学风，学不到真马列，只会教条主义、照本宣科地“保持一致”；没有好的文风，就不能把真经传播开去，成了歪嘴和尚。 王丹一认为，艾思奇的代表作《大众哲学》，在20世纪虽然曾经影响了许多青年读者，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如今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对于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广大青年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的意义。王丹一期盼，在哲学研究的春天到来的今天，能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 （责编 郄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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