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近160年间，世界沧海桑田，中国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并指导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之后，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抚今追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重温《共产党宣言》，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启示之一：科学认识、实际运用《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如同揭示地球生物进化的规律那样，揭示了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就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 [1]。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要发挥作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多个版本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深刻指出[1]，“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敏锐预见到《共产党宣言》可能面临机械式、教条化运用，在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序言中，分别有针对性地论及了当时欧洲多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对《共产党宣言》内容可能过时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序言中也坦言陈述[1]，如“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由于……，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天生的理论品格，教条主义的认识、批判、运用《共产党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而事实上，《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传播、运用的过程，多少都曾遭遇被曲解、被误读、被教条、被拔高，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上多少都曾违背革命导师的初衷。历史也反复证明，脱离历史条件、脱离一国实际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都会走弯路，都会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王明路线”、“大跃进”、“两个凡是”等错误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脱离当时历史条件产生的惨痛教训。
“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相当于生态环境、技术条件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运用要求，赋予了她跨时代的生命力，实现了 “求是”与“实事”的完美结合，铸就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能变，一时、一地、一国的历史条件一直都在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也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随时随地以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产物。创新党的理论，以具体国家为基础，不以抽象国家为基础；以社会实践为依据，不以社会空想为依据；以历史条件为转移，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实践不充分的条件下，在盲目崇拜的背景下，提出超前或脱离实际的理论，对党的建设发展不但无利反而有害。
启示之二：“生产力的解放”要服从服务于“人的解放”。
《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1]，“这个斗争现在己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中的这种“解放”，包含了“人的解放”和“生产力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指出[1]，“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可见，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解放”，但资产阶级却忽视了“人的解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解放”是以“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为前提、为条件的[1]，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而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她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如果说，“人的解放”和“生产力的解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命题，那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这两大命题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分水岭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为此，“人的解放”是目的，“生产力的解放”是条件；“人的解放”要以“生产力的解放”为前提，“生产力的解放”要以“人的解放”为归宿，服从服务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高度依赖“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不充分，“人的解放”的目的就达不成，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人的解放”是空谈；而脱离“人的解放”去解放生产力，就会本末倒置，就会走入资本主义的死胡同。“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也没有绝然分开，“人的解放”是在“生产力的解放”过程中实现的，二者的统一是解放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的必然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人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立场，从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2]，邓小平“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3]，到江泽民“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4]，再到胡锦涛“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始终坚持、继承了《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三个代表”首位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首位的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就是“三个代表”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里的“以人为本”[6]，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个人利益至上”，也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基于“臣民”、“子民”的“重民”、“亲民”，而是共产主义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透过《共产党宣言》认识“人的解放”与“生产力的解放”两大命题，可以科学把握、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为目的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以“生产力的解放”为中心，在“生产力的解放”过程中以“人的解放”为归宿，自觉摒弃见物不见人的“唯GDP主义”的发展，主动破解“拆迁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力陡升、社会矛盾激化的发展，把“生产力的解放”成果最大程度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人的解放”。
启示之三：脱离党的宗旨必将导致党的蜕变、政权的瓦解。
《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1]，“《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部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些论述直接表白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没有党自身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如果共产党开展的运动也象“过去的一切运动”那样[1]，成为“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象“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那样，“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共产党就脱离了自身的根本立场，就相当于自取灭亡。
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党的存亡与党的宗旨坚持程度、执行程度息息相关。党的行动距离党的宗旨越近，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越强，党的行动脱离党的宗旨越远，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就越弱。党的蜕变往往从脱离党的宗旨开始，大体历经三种形式：党的宗旨被篡改，党的性质发生直接蜕变；党的上层脱离党的宗旨，使党的性质发生名存实亡的蜕变；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执行党的宗旨打折扣，使党的宗旨得不到落实，党的性质发生事实性、渐进性蜕变，党逐渐脱离党的正常轨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纵然有西方阵营的外因，更重要的在于党自身多种形式的蜕变。其中[11]，“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政权、经受了考验、赢得了尊重。但我们也应该以史为鉴，党内权贵阶层的萌芽、腐化现象对党肌体的侵蚀、各级党组织执行党的宗旨偏离等问题，都会造成党的行动与党的宗旨发生事实性、渐进性的脱离，最终导致恶果。这是我们党不得不警惕、不得不正视、不得不预防的现实课题。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奔小康的伟大进程中，应始终把党的行动尤其是各级党组织的行动、广大党员的行动，是否遵循党的宗旨、落实党的宗旨，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对于可能出现的重大偏差要预防，对于从中央到地方贯彻执行出现的偏差要问责，对于单位部门出现的具体偏差要纠正，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立场不动摇、性质不变色、宗旨不蜕化。
启示之四：社会运动历史的结局必然性与过程长期性、道路曲折性、发展不平衡性相统一。
地球存在的时间是人类存在的时间近1500多倍（地球46亿年，人类近300万年），考察地球的时间尺度不适合考察人类历史。《共产党宣言》揭示的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这一规律，在时间尺度上也须用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去把握。社会运动历史过程本身是长期的，然而现实的人活在当下，当下虽然只是历史长河的片段、瞬间，当下的人容易用当下的时间尺度去认识历史问题，就象用考察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考察地球那样，成数量级地缩短时间尺度，把数年、数十年当作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去看待，在认识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上容易犯急性病，把社会运动历史的必然结局，当作当下即将面对的结局；把当下出现的一时结局，当作人类历史的必然结局。无论是资产阶段还是无产阶段，在认识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上，都有过人为“尺缩”历程过程的误区。就象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存活了一百多年没有死，就认为《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曾有过“赶英超美”“大跃进”提前步入共产主义的冲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运动历史的结局必然性与过程的长期性作出了科学阐述[3]：“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几何尺度呈数量级缩小之后，折线的小弯曲会简化成直线；当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尺度呈数量级缩小之后，发展道路面临的曲折也会被人为看成直线，道路的曲折性在时间尺缩后容易被忽视。《共产党宣言》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但阶级斗争、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是单向的直线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是“阶级对立简单化”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的时代，随后160多年的历史轨迹却不是简单的直线轨迹[9]：“1848年至20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是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和开始进行改革调整的年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起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由对峙到斗争、合作与经济上相互影响的共处时期”。资本主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对外扩张资本主导，基本矛盾趋向全球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发展成为了“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 [8]；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西方学者宣称“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 [8]；在历经挫折、风雨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又开始成为西方国家关注和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马克思经常被宣告死亡，他也经常被宣告复活” [8]，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呈现出历史的、真实的曲折性。就象伟人邓小平20年前所说的那样[3]，“…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网络空间的发展在建造跨越国界的地球村，全球化的发展在推进人类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交融，但国家的存在、民族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阶段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进程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并没有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走向成熟，可以说在世界多数国家地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不成熟，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立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历史的发展不平衡性，就象生物界建立在物种多样性基础上的进化不平衡性一样，是客观的历史规律。人类社会运动的历史，也将沿着结局必然性与过程长期性、道路曲折性、发展不平衡性相统一的规律前进。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历史蕴藏规律，历史昭示未来。从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天才伟作《共产党宣言》，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创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民有了伟大的行动指南，必将取得新的胜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做到以“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为目的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自觉做到把是否遵循党的宗旨、落实党的宗旨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自觉做到目标面前不犹疑、挫折面前不气馁、成就面前不急躁，自觉做到“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创新发展党的理论，秉承共产党人特有的信仰、运用共产党人特有的力量，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德）马克思、恩格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文选》，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4、《江泽民文选》，江泽民，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2009年1月
6、《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2006年2月
7、《<共产党宣言>与当代》，李兴耕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8、《<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9、《世界沧桑15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
10《<共产党宣言>研究》，董仲其，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年12月
11、《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李慎明，《红旗文稿》，2011年3月
12、《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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