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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2 16:49:52 　　来自: 锡铜 (哈尔滨)

"标题："我正在将此书打成word文档！还差5节左右就完了！等着看我的盗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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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篇讨论：有用 1 没用

2009-05-30 13:54:51 eyesfetish (终于恢复电影讨论区了)

　　好了吗？

2009-06-09 23:27:13 freesia (make me feel rare pure special)

　　期待中~加油:)

2009-06-13 21:43:39 锡铜 (fearandfearless)

　　什么是客观主义
　　
　　
　　
　　1962年6月17日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前，兰登书屋为该书举行了一次推介会，会上有一个书商问我是否可以单脚站立总结一下我的主要哲学思想。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下面就是我的回答：
　　
　　1. 形而上学：客观现实
　　
　　2. 认识论：理性
　　
　　3. 伦理学：个人利益
　　
　　4. 政治：资本主义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诠释一下，也就是：
　　
　　1.“要想征服自然，就应该服从自然”或“愿望本身就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2.“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着它。”
　　
　　3.“人本身就是目的。”
　　
　　4.“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死。”
　　
　　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地把这些观点作为你信仰的基础，你就已经拥有了惠及一生的哲学体系。但是要真正持之以恒地坚持、理解、解释、证明和运用这些观点，不进行深刻的思考是不行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无法单脚站立讨论哲学——双脚分开在篱笆的两边也不行。而后一种情况正是今天盛行的哲学立场，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限于专栏的篇幅，我只能对我的观点做一些简单的综述，作为我未来专栏文章的理论依据。我的哲学——客观主义——的观点是：
　　
　　1.现实是一个绝对的个体——事实就是事实，独立于人的情感、愿望或恐惧。
　　
　　2.理性(思考和分析感官随提供的感觉材料的功能)是人类认识现实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源泉，是人类行动的唯一指南，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手段。
　　
　　3.人——每一个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别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应该为自己而活，既不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追求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和幸福，是每个人的最高的目标。
　　
　　4.理想的政治经济体系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受害者和凶手，不是主子和奴仆，而是通过自由交换而达到互利的贸易者。在这种体制里，没有人能够动用武力。政府只是保护民众权益的警察，他只是在对付那些率先动武的人如罪犯或外来侵略者时，才会采用武力。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里，政府和经济应该是（可是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完全分离的，这和政府和教会分离是一样的道理，并且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
　　
　　资本主义体制诞生于美国，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进步和成就。美国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是承认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有为自己而活的权利。这是美国人心照不宣的道德准则，但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出来，这个思想上的缺陷正在悄悄吞噬着美国。因为缺少一个道德基础，美国和资本主义正走上末路。
　　
　　而这一起的罪魁祸首正式利他主义道德观。
　　
　　利他主义认为人没有为自己生存的权利，从道德上来讲，服务他人是生存的唯一理由，自我牺牲是最高的道德义务。运用到政治领域，这样的利他主义就是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在这里，人的生命和工作属于政府、属于社会，属于集体，属于帮派，属于种族，属于国家，政府可以为了它认可的任何民族和集体的利益而任意处置每个人。
　　
　　“从一开始，美国就由于其政治制度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冲突备受煎熬。资本主义和利他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无法共同存于同一个人身上或同一个社会之中。现在，这样的冲突已经到了极限，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非常明确：要么倡导一种适合个人利益的新道德观，让人们获得自由、公正、进步和快乐，要么坚持利他主义，放任奴役、暴力、恐怖和苦难滋生蔓延。”（《致新知识分子》）
　　
　　你也许已经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利他主义和集权主义已经祸害无穷：苏联的苦役营（两千一百万政治犯正在为某些政府工程充当苦力，很多人死于人为的营养不良，在那里，人的生命比食物还要廉价），纳粹德国的毒气室和大屠杀以及森严冰冷的东柏林墙（为了逃跑，人们从墙顶上纵身跳下或爬过下水道，卫兵竟然想逃跑的孩子开枪）。
　　
　　面对这些暴行，请你扪心自问：如果大家不认可人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任意宰杀的祭品，这一切还可能发生吗？读一读当今一些国家政治首领的讲话，试问：如果“牺牲”不是被视为一种道德的概念，而是一种反人性的罪恶，他们的讲话里还能剩下些什么？
　　
　　然后，听一听我们自己国家当权者的讲话，也问一问你自己上面那个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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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与和平
　　
　　
　　
　　1962年6月24日
　　
　　疯狂的备战和大肆的和平宣传并存着，而且两者出处一致——同一种政治哲学。这真算得上是当今世界一大丑恶特征。如果人类真的想获得和平，那么首先他们要意识到，今天的和平运动是绝不可能带来和平的。
　　
　　那些号称热爱人类、为人类生存担忧的和平运动组织者们，不断叫嚷着核武器已经让战争的恐怖无以复加，，应该禁止使用武力和暴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并且提出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取缔战争。但是，也正是同样这些人，他们对独裁统治却不无好感，他们的政治主张涵盖了行行色色的集权主义。这就意味着，这些倡导和平的人一方面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动用武力，另一方面却不反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自己的公民动用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队伍装的敌人动用武力和暴力，却步介意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
　　
　　在任何体制下，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里，政府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这是政府和任何民间组织之间的重要区别。个人和民间团体往往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贸易、说服、讨论和自愿合约解决问题，他们不能诉诸武力，否则就成了罪犯——约束人民是政府的正当义务。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动用武力是非法的，因为人们都达成了人权不可剥夺的共识。法律限制了政府的权利，使之充当警察的角色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且使用武力来对付那些首先动武的人。这就是自有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原理，这是唯一将武力从人类关系中驱逐出去的社会制度。
　　
　　但是，集权主义的原则正相反——不论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福利”集权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可以通过暴力进行统制的。这些极权主义制度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时间和程度的问题，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在集权主义国家，政府不是警察，而是一个得到法律保护的罪犯，他可以用任何方式，为了任何目的，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力的受害者动武。
　　
　　没有人会认可如此罪恶的理论，没有人能够接受集权统治下的恐怖、野蛮、掠夺、破坏、饥荒、苦役、酷刑和屠杀。然而，这正是今天的所谓和平爱好者们愿意支持或容忍的一切——并且是以热爱人类的名义。
　　
　　在集权国家，暴力已经制度化，国内战争此起彼伏，人们除了用武力多的权力外别无选择。在完全的专制统治下，国内国内战争往往以血腥的整肃出现，就像发生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情况一样。在“混合经济”的国家，国内战争的形式是“压力集团”之间的战争，各个集团都设法通过武力从其他集团那里抢夺利益，并使之合法化。
　　
　　集权主义其实就是帮派统治。集权统治着就是一个掠夺本国生产者过时的帮派。这些集权统治者耗尽了本国的经济和战利品之后，就会转向他们的邻国。历史上的主要战争都是由在某个时代比较专制的国家向比较自由的国家发动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就是君主制的德国和沙皇统治的俄国，这两个国家都有典型的集权式“混合经济”。发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他们对波兰发动了联合攻击。
　　
　　在“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把被攻占国的一座座工厂分解后运回本国，而当时最自由的“混合经济”国家——半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把价值亿万美元的设备，包括整个工厂租借给盟国。德国和苏联需要战争，美国不需要，也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利益。而现在，资本主义变成了和平爱好者的眼中钉，集权制度却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以和平的名义。
　　
　　没有任何道德观可以解释这种人有权利用武力统治他人的罪恶理论，但是，只要人们还在用某种所谓的“高尚目标”为他开脱，那么暴力、流血和战争就还会继续。
　　
　　确实，核武器已经让战争的恐怖无以复加，但是，如果一个人被带到纳粹的毒气室或苏联的刑场，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做任何声辩，那么这和死于核武器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了这样的经历，他还会热爱人类，还会关心人类的生存吗？他是否会觉得，这样一个容忍专制并且自相残杀的人类已经不值得存在下去了？
　　
　　希望那些真正追求和平的人，那些真正热爱人类、关心人类生存的人能够意识到，我们不能指望那个一群集权主义的不法之徒来制止战争，我们要制止的是武力，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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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进步还是牺牲
　　
　　
　　
　　1962年7月1日
　　
　　集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向希望不劳而获者承诺、恐吓和施舍来夺取政权，但在国家危机面前他们却束手无策了，因为哪些适用于寄生虫的语言、方法和政策在一个国家需要生产者时就无法奏效了。
　　
　　目前肯尼迪的政策基于两个目标或口号，这两者代表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社会福利”在今天的意义，不是指某个集团在自由市场的自由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而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不劳而获的好处和施舍，也就是说，是从其他集团那里通过合法的武力夺得的劳动果实。
　　
　　“经济增长”指的是由于新知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现，即人们在生产能力方面获得的成就所带来的经济生产力的增长。
　　
　　“社会福利”的追求者存在于每一个经济阶级、集团或行业——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福利国家主义。“社会福利”把劳动成果和奖赏分离开来，把生产和分配分离开来，他重新分配国有财富，具有生产力的人受到惩罚，而没有生产力的人去得到偏袒。不管一个“混合经济”变得怎样混合——逼迫每个社会阶级去掠夺其他阶级
　　
　　-真正的战争不是在各社会阶级之间，而是在阶级内部。福利国家主义的了力量来自于某些特殊压力集团【1】，他们通过强制的、不劳而获的经济平等去掠夺同一阶级中更具生产力的成员。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权之后宣称，生产的问题已经永远解决了，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分配。但在实施“再分配”三十年后，肯尼迪政府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生产部是大自然无偿的礼物，而是要取决于某些条件的，这些条件是任何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敢涉及的。
　　
　　在那三十年间，我们经济的生产因素——“经济增长”的创造者——受到抑制和阻碍，几近瘫痪和毁灭。论资排辈的做法几乎剥夺了能者升迁的机会，使他们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的生产劳动中。荒唐的反托拉斯官司击垮了最好的企业，使他们因生产的成功而受到惩罚，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却得到了好处（通用电器、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公司被拖上了反托拉斯的法庭，这些公司的老板蹲了班房，而那些有政治后台的人，如比利·索尔·埃斯蒂斯【2】却发了横财）。不断增加的个人所得税切开了美国生产动脉，“社会福利”的施舍像鲜血一样汩汩地流向四面八方，流向这个地球最黑暗的角落。
　　
　　是谁在支付这一切？肯尼迪先生一面叫嚷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一面忙于建立新的压力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集团包括一个青年集团（“和平队”）、一个老年集团（“老年医疗保健制度”）和一个“消费者”集团（他大谈消费者的所谓“权利”，却只字不提那些被遗忘的生产者的权利）。
　　
　　肯尼迪先生企图把生产者也当作一个追求不劳而获的特殊压力集团，正是这种企图暴露了福利国家的破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肯尼迪先生向商人们提供了两种“社会福利”：
　　
　　1. 关税法案，这给了他任意提高或降低关税的权利，无数产业的命运不得不取决于他无可预知的恩惠；
　　
　　2. 税务改革法案，这个法案以扩大生产即可获得收入免税额【3】的方式，允许商人们保留自己的一部分钱。
　　
　　肯尼迪先生称，由于商人们没有对这些恩惠做出热烈的反应，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并感到失望和困惑。福利国家的哲学在他看来几乎就是真理，他的行为表明，他相信政府拥有美国的所有收入、财富和资源——所以，人们应该视允许保留自己的一部分钱为施舍，应该心存感激。
　　
　　肯尼迪先生似乎混淆寄生虫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忘记了他们的目标，要求和心理是截然不同的。
　　
　　寄生虫们希望被照顾，但生产者们希望承担选择和决定的责任；寄生虫只看眼前的利益，而生产者必须有远见，需要做出长远的计划；寄生虫依赖施惠者的好心和无偿的恩惠，而生产者不靠别人的恩惠生活，否则他们规模巨大的工厂会因为统治者的一时冲动而随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生产者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自由，但自由不在福利国家有能力分派的礼物之列。
　　
　　在肯尼迪先生抱怨商人们对他的“好意”缺乏信心（他没有采取行动证明自己，却表现的操之过急）并大谈集权主义神话的陈词滥调时，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增长，反而下滑了（5月28日的股票大跌是无助的钢铁业所实施的一次报复，这就是像心脏病突发一样警告我们在“新边疆政策”【4】之外存的在危机。
　　
　　肯尼迪先生一直在讨论“进步”和“牺牲”，而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眼前的选择，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牺牲”；要么是“经济增长”。要么是“社会福利”；要么是自由。要么是国家福利主义的崩溃——而且可提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即指谋求对立法者、舆论等施加压力的集团。
　　
　　【2】比利·索尔·埃斯蒂斯（Billy Sol Estes，1925～　　）美国德克萨斯州亿万富翁。曾向肯尼迪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提供过金钱支持。2003年，他与法国记者威廉·雷蒙合著《肯尼迪，最佳的证人》一书，该书以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材料支持了关于林登·约翰逊卷入了肯尼迪被刺案的猜测。
　　
　　【3】指在计算收入所得税时可从所得总额中扣除的金额。
　　
　　【4】肯尼迪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要求美国人在探索在“新边疆政策”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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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面无私”的新政
　　
　　
　　
　　1962年7月8日
　　
　　文化一旦受控于一种非理性的哲学，其衰落的主要症状就会表现出来，那就是该文化中所有价值观将被颠覆。在座位文化晴雨表的艺术领域，这一点尤为明显。今天的电视也遭到了洪水猛兽般的批评和谩骂，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是一档最好的节目，名字叫“铁面无私”。
　　
　　攻击者们的指责有意味深长得到的含义和心理动机，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发动这些攻击的是联邦传播委员会内外的集权主义者们，他们提出要把电视广播置于政府的完全监控之下，并且要通过吊销执照的形式建立审查制度，电视节目的内容要通过政府通过指令决定，也就是说，要通过权利来决定。与此同时，为了说明自己的建议多么合理，他们叫嚷着说电视中过多的暴力破坏了大众的审美情趣。
　　
　　犯罪片和西部片是集权主义者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戴着各种政治头衔的好事之徒从来不甘落后，在左派或右派支持的审查制度中，人们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而事情的真相同他们大肆的叫嚣却正好相反：犯罪片和西部片的魅力不在于其中的暴力，而在于他们体现出来得到的冲突和道德目的。
　　
　　犯罪片和西部片是现今电波中仅存的一点浪漫主义。不管他们的名称多么直白，他们表现的主题却是人们生活中最现实的方面：善与恶的斗争。在这些片子中，人是一个有目的的个体，能够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的价值而战，能够抵制灾难，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些故事片中的某些上乘之作往往情节意义深远，表现手法真实自然，充满悬念和惊险，不落俗套，扣人心弦。
　　
　　再看看眼下电视屏幕上所谓的正剧：主人公表面无情，两眼无光，心不在焉，似睡非睡地读着不合语法的台词，歇斯底里地穿梭在一串串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其目的的是为了表现人的无助、孤独或堕落——所有这一切最终化为一句：“我无能为力！”——或是为某个智力低下的人儿发出几声伤感的哀叹，可怜他杀了这个人却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他就是杀了人——或者，有时候再来上几句陈词滥调，感叹一番人声不过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确实也有一些所谓“深刻”的犯罪片是遵从上述思想制作的，里面的罪犯和侦探都被描写成愤世嫉俗、偷窃成性的酒吧伙计，好坏难分，常常用拳脚功夫代替情节发展；还有一些奇怪的变种：在这些“心理”西部片里有心存仇恨的警察局长何有恋母情结的偷牛贼。这些也许能迎合那些最低俗的大众口味，但每年这些片子都如昙花一现，引不起大家注意。而那些成功的节目之所以能够一年年把观众吸引在电视机前，靠的并不是拳脚功夫和追杀打斗。
　　
　　“天面无私”是一档最成功的节目，他的成功当之无愧。它其实是一个深刻的道德节目，他的剧本写作、表演和导演都具有鲜明的特点。他牢牢抓住了匪徒的心理本质：理性的丧失、歇斯底里、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些匪徒既不是被美化的强人，也不是无辜的“社会受害者”，他们是惶恐不安的鼠辈。他们的形象令人生厌，但不会让人害怕，因为他们不够强大，他们只能让人鄙视。任何一个孩子和大人都不会把超过弗兰克·尼蒂作为自己的抱负。
　　
　　但罗伯特·斯塔克精心塑造的埃利奥特·内斯却是当今屏幕上最令人振奋的形象，是唯一真正的英雄形象。
　　
　　他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在面临失败时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心。他有着超人的自制力，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份默默然而执着的忠诚。斯塔克塑造了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人物——一个不受任何邪恶诱惑的人，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他。通过偶尔表现出来的一丝痛苦的疲倦，他告诉人们，同邪恶斗争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什么刺激的历险，而是一场严峻的殊死之战。他鲜明的态度——高度自治而且意志坚定——反映了这场战斗的本质：这是人的智力和暴力之间的较量。
　　
　　把“铁面无私”同那些宣扬盲目无力的所谓“正剧”相比，问问你自己，那一个更能给人希望和勇气？那一个能在一小时的节目里让你重新获得力量去同丑恶的现实斗争？如果你关心电视对孩子道德的影响，那就问问你自己，那一个更有助于孩子性格的培养：一个是坚信正义、价值观、奋斗和胜利是可能的，孩子有英雄作为榜样；另一个是宣扬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一切都是容许存在的，他全力追求的真和善不过是一场空，只有那些诱惑他的邪恶会影响他的心灵，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摆脱生命带给他的不可知的恐惧。那一个能够塑造他的心灵？那一个会让你摒弃自己的灵魂？
　　
　　说道“铁面无私”的好处，我们要弄清楚那些反对者到底反对什么。他们反对的正是它的好处，他们反对的不是罪犯，而是战胜罪犯的胜利；不是暴力，而是道德的绝对性。
　　
　　这是一种对人的反叛，对人的智力和能力的反叛，说到底，就是对道德标准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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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政变
　　
　　
　　
　　1962年7月15日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就已经告诫这个国家，施行福利国家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强，最终走上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极力否认这种可能性。今天，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他们所依据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证时，自由主义者们唯一的回答是：这些政治原理已经不适用了，因为现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肯尼迪先生在耶鲁大学给学生们做了一个讲演，在他的讲演中，他把自由主义者们的上述回答标榜为“思想”和“现实主义”。这中间是有些意思的。这个演讲其实是一个手足无措的人发出的请求，他请求知识分子放弃知识，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缺乏有效理论、提不出合理解决措施和观点的人。
　　
　　肯尼迪先生请求他的听众放弃知识、理论、原理和抽象概念这些迷梦，转而考虑哪些我们生活中具体问题，而且要把问题一个个分开考虑。这就是说，他要人们采用那种巴比特【1】式的或野蛮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只顾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他问题一概视而不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原则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对知识也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的痛恨。肯尼迪先生用了“迷梦”、“老生常谈”、“偏见”、“神话”、“陈词滥调”、“口号”、“术语”和“咒语”等词汇来形容——什么？他避免明确指出，而我们必须认真研读他的整个演讲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骂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是哲学、意识形态、原理和观点——或者是任何运用这些东西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人。
　　
　　不，肯尼迪先生反对的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他训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运用某些原理阻碍政府行动的人。
　　
　　他认为，西欧的例子证明了“没有意识形态提供预见的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完全可以协调好国家经济的各种因素，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
　　
　　是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什么带来了繁荣？国家经济是如何
　　“协调”的？在肯尼迪看来，这些问题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在他眼里，政府的行为和统治不应该受制于理论知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预见”。
　　
　　什么是具体、实际、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肯尼迪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让我们的自由经济最大马力地运行——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工资，让工厂得到充分的利用，让每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
　　
　　既然所有的政治经济原理都即将被抛弃，那么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怎样才算“足够”或“充分”呢？谁来决定？肯尼迪先生没有说。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肯尼迪先生如是说。
　　
　　自由和集权式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当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被奴役的国家）备受他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煎熬时，肯尼迪先生竟然允许自己嘲笑“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们国家能逍遥于国际冲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冲突已经结束，集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宣称：“今天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思维受到传统术语或早年那些陈词旧号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并且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用任何“术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不同政治体制的性质，那么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正在接受集权主义，或者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肯尼迪先生表示：“政府可以和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进行合作，不懈追求经济发展和进步，这是树立相互信任的可靠保证。”
　　
　　“合作”其实是“政府控制”一次的堂皇的委婉语。在有武力后盾的官僚和毫无抵抗力的平民之间不可能存在合作关系，平民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不管集权主义表现为何种形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正在向这四种形式转变的任何一种“混合”经济——在任何一种形式中，政府对“社会各部门”的控制才是集权主义的性质，“其中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
　　
　　不，肯尼迪先生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完成，他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这种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后阶段，禁止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显得非常重要。
　　
　　肯尼迪先生越来越明显地要发动一场知识政变，他的演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肯尼迪先生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利用我们的哲学和文化的破产，利用他们对手的怯懦，利用那些逃避本质问题而为一些鸡毛蒜皮争论不休的所谓“保守者”身上的缺点。知识政变的步骤之一是要形成一个真空：不断改变政治概念的意义，直到他们消失在不可理解的迷雾中——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你不敢公开发表的主张——然后有一天他们早晨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已成定局，他们惊讶地意识到：“对呀，每个人都知道自由是一种奴役，美国主义本来就应该是集权主义。”
　　
　　很显然，这就是他们的企图所在。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就由他们去吧；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快快发出你的抗议吧！
　　
　　
　　
　　【1】巴比特系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同名小说中主人公，作者此处借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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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冷战
　　
　　
　　
　　1962年7月22日
　　
　　“混合经济”的社会是一种正在自戕的社会。
　　
　　如果一个半奴役半自由的国家无法生存，那么在一个各个社会都群体逗互为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形？问问你自己，这样的情形能够维持多久，其必然的结果又是什么？
　　
　　政府控制一旦介入自由经济，就会产生经济混乱，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如果不能及时结束这样的控制，为了解决问题，政府就加强控制。如此循环，必然形成一种连锁反应：受害群体希望通过对牟取暴利的群体进行控制以获得补偿，后者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而且规模更大。
　　
　　一个被绑架的人是无法同一个自由人赛跑的：他要么要求解开身上的绳索，要么要求让他的对手也被绑起来。如果人们选择的是第二种方法，经济发展的步伐就会用奔跑减缓为步行，然后变成蹒跚，继而变成爬行，最后崩溃在集权统治国家的大门口。没有人是胜利者，除了政府。
　　
　　这个过程被称为“经济增长的递减”。
　　
　　我们已经接近这个过程的高潮，每天报纸的新闻标题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每个群体都感觉到了这种危险，并开始露出恐慌的痕迹。但他们会采取什么政策呢？
　　
　　劳工部部长戈德堡先生在钢铁企业合约谈判中宣布，政府在劳资集体谈判中享有“解释和代表国家利益”的特权。在他这番讲话之后，工人领袖们迅速表示了意料之中的抗议。乔治·米尼（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郑重指出：“在他宣布政府的角色是代表国家利益时，他已经侵犯了人民和社会的自由权利……”
　　
　　企业界的反应如何？全国生产着协会发表了一份谨慎的抗议书，并提出了以下建议：“真正的补救方法是对工人组织进行法律上的约束，使他们无法获得和使用垄断权。”
　　
　　他们非但没有寻求建立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努力挣脱窒息企业发展的反托拉斯法的锁链，反而要求把这些法律扩展来桎梏那些仍然保留一点自由上写强大的竞争者。
　　
　　在医生们奋力反抗实行公费医疗的时候，乔治·米尼也来到了麦迪逊广场公园，参加了肯尼迪先生为奴役医学界而举行的宣传活动。
　　
　　工人组织在支持“医疗保健制度”的同时显然没有想过，一旦各个行业都被政府控制，劳动者就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自由了。
　　
　　虽然医生们的英勇斗争到目前为止是胜利的——他们证明了胜利是可以争取的——但他们还是注定要失败，问题就出在他们的阵营内部。他们的官方发言人，如美国医学协会，做出的反应几乎和全国生产者协会一样是谨慎温和的。他们似乎都把这些问题狭隘地看作是自己本行业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设计更为广泛的政治原则或观点。
　　
　　新泽西州的医生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坚持做人的节气，宣布他们绝不会同奴役他们的人合作。
　　
　　我不知道企业界是否有人声援医学界，至少我还没有听见。至于出版界，他们完全站在了政府这一边。
　　
　　不久前，肯尼迪先生含蓄地、探视性地建议，报纸应该抵制那些有悖“公共利益”的新闻。对此，各家报纸表示了适度的忧虑，并表达了对这一暗示的抗议。可是当米诺先生建议要通过吊销执照的方式对电视广播进行审查时，大多数的媒体却赞扬它是文化和艺术的勇敢捍卫者。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肯尼迪先生威胁要搬出尚未定义也难以定义的反托拉斯来强迫钢铁业服从他的意愿。直到这时，很多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才看到了独裁主义的本质。全国上下充满了忧虑，最后终于导致股票市场的暴跌。
　　
　　但是，没有人提议通过修改、阐明或者取缔反托拉斯法来剥夺它赋予政府的独断专行的权利呢？没有。有的只是几个建议扩大政府权力的议案。
　　
　　这就是所谓“混合经济”实则“国内冷战”的本质。当各个社会群体互相残杀时，政府冷眼旁观，等待充当胜利者并且不断强大。不管是谁输掉某场战役，集权主义总会赢得整场战争。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所有人——不管属于什么社会群体——不要再做只顾眼前利益的井底之蛙，而要上升到一定高度，纵览全局。这样的人才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他们的区别包括理解政治原理的能力）。他们能够意识到迎合政府要付出惨重代价，他们能够看到共同的危险——也许他们会行动起来，不是禁锢人民，而是接触控制。这样团结起来的阵线，任何集权主义的官僚都是无法抵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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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恫吓的政府
　　
　　
　　
　　1962年7月29日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和反托拉斯委员会这两大阵营里，政府拥有把这个国家演变成集权主义国家的法律武器——如果‘保守派’对此不甚明了，现今政府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这是我1962年1月在第1期《客观主义者简讯》中写的一段话。我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捍卫自由的人们应该起来进行斗争。我无法预知政府在这条路上会走得多远。
　　
　　7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国家司法委员会组织一反托拉斯小组，准备对出版业和其他新闻媒体进行广泛的调查。
　　
　　要想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我们首先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从任何正常、文明的意义上说，反托拉斯法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它们只是一些既不尊重客观现实又经不起定义和裁决的法令堆积在一起，行文自相矛盾，没有那两个法官能对条款做出相同的解释。根据这种法律，任何商业行为都可能被冠以“违法”的罪名,于是，政府就有了起诉任何企业并给他们定罪的权力。
　　
　　如果这样的绳索套上了出版业的脖子，出版也还会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伊曼纽尔·塞勒魏源是此次调查的负责人。《纽约时报》引用了他的说话：“我们非常注意第一修正案，我们也注意到法庭说过，人们能够区别报纸的商业操作和编辑运行之间的不同。”
　　
　　很显然，塞勒用这番讲话来证明他是充分尊重宪法的，因为他继而宣布，本次调查是针对“新闻的处理以及辛迪加【1】专栏稿对地方新闻的采编和出版产生的影响”这一类（非编辑运行？）的问题。
　　
　　塞了先生还将某些城市里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同时拥有晨报和晚报的情况进行调查。
　　
　　他表示：“我们要弄清楚，在这些城市里，报纸是否会因为这些共同所有者的偏见和癖好而对某些事实进行歪曲；我们还要了解报纸的编辑政策是否有一关的政治倾向。”（非编辑问题？）
　　
　　难道报纸的所有者没有保持“一贯的”政治信仰的权力，报纸没有坚持“一贯的”编辑政策的权利吗？如果一个人在拥有一家报纸时享有言论自由，那么一旦他拥有了两家报纸就要失去这种权利吗？谁来判断什么样的报道是“事实的歪曲”。而什么政治观点又是“偏见或癖好吗？是政府吗？
　　
　　塞了先生提到有两家公司正在接受调查，一家S.I.纽豪斯报业公司，另一家是赫斯特出版公司，他们前不久都收购了另一家报纸。这两个报业集团的政治观点并不十分“自由”，但他们没有明确对政府表示友好。
　　
　　塞了先生还说：“同样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分析新闻方面，辛迪加专栏作假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地方新闻记者造成威胁？”
　　
　　地方性《中学号角报》的记者自然不是全国辛迪加专栏作家的对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我看到了反托拉斯原理的本质所在——他的形式是如此怪异，就连漫画家也不敢把它作为漫画的素材然而，这不是什么漫画，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如果为了无能之辈可以牺牲能人，为了失败可以牺牲成功，为了妒忌可以牺牲成就，如果为了保护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可以强迫大公司解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每个拥有全国听众的人闭嘴，而去为那些听众只限于街坊邻居的人清楚场地。如果可以不让小镇居民享受大连锁店带来的丰富商品和低廉价格，却强迫他们去支持“小杂货店”，那么就可以不让他们和外界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不让他们听到名人的声音，不让他们收看网络电视的节目，而让他们局限于当地清仓拍卖和下午茶聚会之类的消息——局限于无聊着的谈话。
　　
　　言论自由？“什么，我们没有剥夺任何人言论自由啊，”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人会这样异口同声，“只要他的言论不要穿播出他所在的小镇或社区之外。”
　　
　　不，政府不会建立什么审查制度，而且也没有必要。托拉斯将受到起诉的威胁已经足够吓倒人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钢铁业的遭遇。通过威胁实现统治的前提是受害者“心甘情愿”的自我奴役，其结果是，新闻业比受到审查还要糟糕，他已经奴性十足了。
　　
　　想想这个奇怪的自相矛盾，其中可谓意味深长。一方面，政府高度赞扬通信卫星的发射为把全球统一在一个通讯网络中作出了努力，另一方面，政府又建议把全国通讯系统分解成地方性的小单元，禁止任何个人获得向全国发表言论的途径，禁止每个孤立的单元了解其他人在想些什么。
　　
　　你明白其中的意味了吗？
　　
　　肯尼迪总统可以通过通信卫星播出新闻发布会，我们总有谁可以利用这个覆盖全球的媒介获得同等的发言权？如果没有，我们又怎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学号角报》无法保护我们的权力，也无法与这样的垄断抗争。
　　
　　新闻界的先生们，你们在吗？现在是该说话的时候了。
　　
　　
　　
　　【1】指向报纸或期刊出售稿件同时发表的稿件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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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们！
　　
　　
　　
　　1962年8月5日
　　
　　由于“经济增长”是当经社会的头等大事，因而政府的经济学家们被眼前的经济衰退难倒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放任主义”这个词的来历？
　　
　　17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其体制被人称为“受混乱限制的专制主义”。国王对每个人的生命、工作和财产都有绝对的权力——只是因为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失职，人民才会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自由。
　　
　　路易十四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一个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的庸人。他在位期间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漫长但最终胜利的战争，把人民统一在这样的“国家目标”之下；他把法国建成欧洲的强国和文化中心。但是，这种“国家目标“的成本太高，给路易十四的财政政策带来了重重危机，最终只好采用不断提高税收搜刮百姓的权宜之计来解决。
　　
　　科尔培尔【1】是路易十四的主要顾问，也是现代最早的集权主义者之一。由于相信政府法令能够创造国家的繁荣，高额税收只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取，因而他一心希望“通过鼓励工业发展普遍增加财富”。他的方法是实施各种各样的政府控制，制定详细具体的法规。这些都窒息了企业的活动，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失败。
　　
　　科尔培尔不是企业的敌人，肯尼迪总统也不是。科尔培尔真心地想帮助企业。又一次，他们一群企业主，他能为工业发展做些什么，一个名叫乐让德的企业主回答说：“别管我们！”很显然，17世纪的法国商人比他们20世纪的美国同行更有勇气，他们对经济学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是一样可怕，如果政府真的要对国家繁荣有所帮助，就只能选择放手不管。
　　
　　有的人可能会说，适用于17世纪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今天，因为我们乘喷气式飞机，而他们做得是马车。他们这样说就是说现代人不必像古人一样需要食物，因为现代人穿风衣和松裤，而过去的人是戴撒了粉的假发，还用铁箍撑裙子。这是一种狭隘肤浅的观点，或者说是缺乏区分本质和非本质的能力，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今这种经济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想一想本质问题。如果政府控制在前工业时代除了导致瘫痪、饥饿和崩溃之外一事无成，那么在今天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中又有什么作为呢？对于官僚们来说，哪一种形式更容易管理：是手纺机和铁匠铺，还是有无数极富创造力的人们建设和维护的电子工业？
　　
　　不管人们怎样利用财富，热门首先要创造财富。就经济学而言，科尔培尔和肯尼迪总统的发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繁荣。不管通过税收榨取的财富是用于路易十四还是用于今天的“劣势人群”，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来说都是一样的。不管一个人被捆绑的目的是“崇高”的还是卑微的，为了富人的利益还是为了穷人的利益，是为了什么人的“贪欲”还是“需求”，但是，只要他是被绑架住了，他就无法生产。
　　
　　所有被束缚的经济都难逃同样的下场，不管这样做有多么动听的理由。
　　
　　为了促进“消费需求”？如果算一算需要多少今天手持救济卡的家庭主妇去消费才能达到曼特农夫人【2】和他的同伴所提出的“消费需求”，那可能会很有趣。为了“公平”的财富分配？路易十四特别恩宠的人并没有比别人享有更多的不公平的特权，而我们今天诸如比例·索尔·埃斯蒂斯之流的“有后台的贵族”却不同了。
　　
　　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如果通过牺牲个人利益确实可以获得所谓的“国家利益”，那么路易十四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的大部分奢侈并不是为了自己：他确实把法国建成了一个国际大国——但破坏了他的经济。
　　
　　为了促进我们的“文化”或“精神”进步？政府补贴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所培养的戏剧天才，能和路易十四作为“艺术赞助人”培养出来的高（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等）媲美吗？这很让人怀疑。
　　
　　动机不能改变事实。要提高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繁荣，首要的条件就是自由；人们不能——从道义上也不愿意——被人强迫着进行生产。
　　
　　我们当前的经济危机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和科尔培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像各种经济群体征求意见，想知道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如果他不想在青史上留下和科尔培尔一样的记录，那么他应该听一听现代勒让德的声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就会给他一个同样的简单而不朽的建议：“接触控制！”
　　
　　
　　
　　【1】科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晚期重商主义者。长期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1655～1683）。任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争取贸易顺差、增加国库收入。
　　
　　【2】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1674年购下曼特农城堡。翌年，路易十四赐予她“曼特农侯爵夫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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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假设
　　
　　
　　
　　1962年8月12日
　　
　　假设我们有一个非常想赢得今年秋季大选的反对党，岂不快哉？
　　
　　指望共和党，可能是有点异想天开了，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有一个X党，想一想这样一个党可能做些什么。
　　
　　X当会反对集体主义，提倡自由企业。但是它应该知道，如果他只是不断重复这些陈词滥调的口号却又同时接受和认可政府控制的每一步骤，那么他是不会得到人民支持的。
　　
　　X党知道，反对党不能仅仅告诉选民：“现在的政府要把绳索套在你脖子上，直到你不能呼吸——我们是爱好自由的，我们反对使用绳索，所以我们会稍微套的送一点。”
　　
　　如果它的敌人指责它被动僵化，只会效仿他人，缺少解决问题的措施，那么X党不会忙于寻找证据为自己辩解。他会在自由企业原则的基础上，向选民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建议。这样做的机会很多，X党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例如：
　　
　　肯尼迪总统已经宣布，他要在未来的大选中利用“老年医疗保健制度”的失败做文章。他说，这是“每个美国家庭的惨重失败”，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老年人，而且是“所有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难免生病的三四十岁的美国人”。
　　
　　X当不会错过这样的挑战。他会质问：“为什么这些家庭，这些分担了福利国家重担的家庭，不能在子女的教育费用上享受免税政策？X党会向选民提出这样的议案：所有公民的教育费用免税。
　　
　　X党会表示，如果任何政党领导人是真的关心人民的权利和问题，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困境作为扩张政府权力的借口，那么今天骇人的税收情况就不应该再存在下去。
　　
　　一方面，教育被称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政府以所谓的“扶持教育”的名义提议为教育投资数百万通过税收得到的美元；另一方面，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家庭，被税收掏空了腰包，要么无法支付孩子的大学教育费用，要么为了支付这些费用付出了非常艰辛的代价——即使这样，他们还不能享受教育费用免税。
　　
　　一方面，政府对因为无法承担费用而中途退学的年轻人深表忧虑；另一方面，那些为了完成学业而半工半读的年轻人被迫把自己少的可怜的一点收入用于缴税，他们原本是要用这些钱为未来的职业做些准备的。
　　
　　一方面，政府刚刚通过一个法案要投资数百万税款用于工人再就业培训；另一方面，看看那些夜校里，各种年龄的成年人在一天的辛劳之后来到这里，他们愿意用八年时间修完四年的大学课程——你会觉得他们上缴的税款是真正的血汗钱。
　　
　　X党应该有勇气保护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受害者——那些自食其力的人。
　　
　　它应该提议：1.所有公民的教育费用一律免税；2.公民资源用于帮助任何他人教育的费用一律免税。
　　
　　税收的减少必然伴随政府开支的减少，X党对此非常清楚，他会计算成本，承诺取消一些政府项目。如果过人知道税款使用的某些具体细节——诸如用于国外活动集团之类——那么任何人，除了顽固不化的集权主义者，都可以大声抗议。
　　
　　X党要建立一种模式，逐渐减轻税收的重负，尤其是现在，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要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最好的办法是把更多的钱留给那些挣这些钱的人。
　　
　　对于目前催载的一些问题，X党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它会扶持教育，把“退学者”送回学校，并通过这些“退学者”让出的位置减少失业。
　　
　　一个政党可以洞察到追求自由的新潮流，并且大有可为，成为这个潮流的带头人，这里举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X党会意识到，这样的方案会得到世界上最大“压力集团”——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富有生产力，是自食其力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组成压力集团，正是他们承担了所有集权主义发展计划的费用；只有一个真正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政党才能保护他们的权益，如果这样的政党存在的话。
　　
　　X党并不存在。但是也许在共和党人中有一些实干的政治家，他们或许能意识到这样的立场能取得胜利。
　　
　　也许，有那么几个理想主义者会希望，这样的立场能拯救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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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玛丽莲·梦露
　　
　　
　　
　　1962年8月19日
　　
　　玛丽莲·梦露的死令人震惊，它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于人们对任何其他电影明星或公共人物之死的反应。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自己被卷入其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抗议：“天哪，不！”
　　
　　他们觉得她的死意义非同寻常，几乎就像一种他们无法破译的预兆——他们感到了莫名的忧虑，感觉到其中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
　　
　　银幕上的玛丽莲·梦露展示的是生活中单纯率真的快乐，她仿佛从来都生活在乌托邦里，那里一片光明，从未受过苦难，心里没有丑陋或邪恶。她自信而善意地面对生活，像个快乐的孩子或小猫那样爱表现自己，因为她希望把自己美好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世界，并希望因此得到赞美，而不是伤害。
　　
　　在真实生活中，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或者更糟：恐怕不是自杀，而是其他不幸，这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告诉人们，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她那种精神，她代表的那些东西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如果说这个社会制造过牺牲品，那么玛丽莲·梦露就是这个牺牲品——这个社会扬言要解除人们的痛苦，到头来却扼杀了欢乐。
　　
　　玛丽莲·梦露有一个悲惨可怕的童年，在这一点上，就连那些人道主义者倾心关怀的少年罪犯们恐怕也比她强。
　　
　　她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留了她在银幕上表现出的那种精神——那种善意而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这是绝对无法假装的。她在心理上取得的这种胜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需要一种超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不论她的过去给她留下怎样的伤痕，相比之下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即使在噩梦般的挣扎中，他仍然保留着对生活的幻想，一路打拼到了巅峰。让她伤心的是，在这里，她发现了他曾经努力摆脱的邪恶一样肮脏的东西——也许更糟糕，因为她无法理解这一切。她本希望沐浴在阳光里，不想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敌意的沼泽中。
　　
　　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敌意。如果你想了解他是如何挣扎着去理解这种敌意的，你应该读一读最近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其实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她自己说过的话——这是很多年以来发表过的最发人深省的文字。这是她发出的呼救，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
　　
　　她说：“出名之后，你似乎就能更直接地发现人性，出名会招人嫉妒，真的。你碰到的人会想，噢，她是谁,她以为她是谁，玛丽莲·梦露？他们觉得因为你出名了，他们就有权走上来对你说任何话，什么话都有，他们认为这不会伤害你的感情，就好像他们是在和你的衣服说话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彼此宽容一些。我不想这么说，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里有太多的妒忌。”
　　
　　对于自己种种可怕遭遇，她只能找到一个词——“妒忌”，但事实上绝不仅仅是妒忌，而是那些平庸之辈对生活、成功和所有人类价值的刻骨仇恨，这种人会因为听到陌生人的不幸而暗自高兴；这是对真善美的仇恨——对能力、美貌、诚实、真诚和成就的仇恨，最重要的是，是对人类快乐的仇恨。
　　
　　读一读《生活》上的那篇文章，看一看这种仇恨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又是怎样吞噬她的：
　　
　　他是一个热情的孩子，但因为热情她常常被训斥——“又是我的养父母会很担心，因为我常常开心地大笑，我想他们觉得这是歇斯底里。”
　　
　　她是一个成功的明星，可是她的老板却不段提醒她：“记住你不是明星。”他们对此不遗余力，显然是不想让她发现自己的重要性。
　　
　　她是一个极富天分的演员，可是所谓的权威、好莱坞和媒体都告诉她，你不会演戏。
　　
　　他是一个演员，一个满腔热情投身艺术的演员——“我五岁的时候，那应该是我开始想当演员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演戏。我不喜欢我周围的世界，因为它太冷酷了。我喜欢过家家的游戏，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世界。”他费尽艰辛要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把自己心目中阳光明媚的世界展示给人们。“这就好像你有自己的一些秘密，在你表演的时候，你让全世界在某个瞬间分享了它们。”可是因为想要扮演严肃的角色，她受到了恶意的讥讽。
　　
　　这样一个女人，唯一的一个女人，他在银幕上展示了一个耀眼的、充满性别魅力的形象，她是那样的纯洁，仿佛来自一个送来没有邪恶的星球。但是，她却发现自己被当作一个淫秽庸俗的象征，即使这样，他还是勇敢站起来：“感谢上帝，我们生来就是有性别的，遗憾的是，很多人竟然鄙视并且破坏这份上帝恩赐的礼物。”
　　
　　她本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要把自己的成就奉献给这个世界，她的心因为这种成就感而由衷地骄傲，就像一只把捕获的猎物放在主任脚边的小猫一样。可是她却发现人们对她群起而攻之，否定、诋毁、侮辱甚至破坏她的成就。更让她想不到的是，他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出于她身上那些最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在无助的恐惧中，她只能隐隐感觉到，它面对的是一种无法言传的邪恶。
　　
　　在这种邪恶面前，你认为人类还能支撑多久？
　　
　　对于价值的仇恨一直存在于某些人当中，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但是一百年前，人们还会有意隐瞒这样的仇恨，而现在，它无处不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和时尚。
　　
　　痛苦的灵魂怎样才能从中得到解脱？
　　
　　文化现象中的邪恶是那些身处这种文化中的人共同酿造的。任何一个厌恶真善美并且表达过这种想法的人，都是杀害玛丽莲·梦露·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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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
　　
　　
　　
　　1962年8月26日
　　
　　《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尼克·B·威廉姆斯在他7月29日的专栏里提到，他被有关我专栏的读者来信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给兰德小姐的信还在不断滚滚而来”。
　　
　　我想对所有写信支持我的读者说一声“谢谢”。虽然我只能用这样笼统的方式，但是我是在对你们每一个人表示感谢。
　　
　　你们帮助我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事实：公众是能够思考的，关于这一点，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人赞同。
　　
　　从我开设专栏以来，我就发现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各种左派的反对意见，而是那些盲目、恶意而且固执己见的人不断告诉我，说我的文章过于学究气，说“公众不会思考”。各种媒体的业内人士都这样告诉我，他们中有书刊出版商，有电影、电视、广播的制作人，有记者，有教授，还有政治家。
　　
　　他们抱这种态度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没有恶意的，有的却不然。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之所以认为公共不能思考，是因为他们看到太多人类缺乏理性的例子。那些持恶意态度的人，是在用责怪“公众”的方式为自己的缺乏品味和判断力寻找借口。
　　
　　其实，公众并不总是正确的。“公众”只是一部分人，每个个体都可能错，也可能对。可怕的是，有些人总是愿意迎合人性的愚钝而无视人的智慧。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普通的大众比他们的所谓的领袖们所想的更有智慧，很多人都愿意思考，并且执着地寻找着理性的代言人。我认为，理性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虽然不一定能马上见效。纵观历史，有一点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任何独裁统治不凭借审查制度的手段就无法支撑下去，这是因为在有思想的地方，真理和理性总能占上风。
　　
　　谢谢你们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询问有关客观主义方面的问题，问题太多，我无法一一回信，所以，我会告诉你们去哪儿寻找答案。我的这些话是对那些真正愿意思考并希望了解客观主义的人说的，“对于那些诚心不想理解我的人，我也不愿浪费口舌”。
　　
　　【兰德小姐提到了当时可以找到的有关其哲学思想的课程和材料，最后，对于那些误解他思想的人，他说了下面这番话】
　　
　　有些误解可能是无意的，因为要理解新思想对有些人来说是困难的，更不要说是正确地总结这些思想。但是大多数误解却是有意为之，把和作者的思想完全向左的东西强加给她，这绝不能说是无心的错误。有很多人这样做过，有些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
　　
　　再一次电视采访中，麦克·华莱士问我怎样看待这些伎俩。我回答说，我很赞赏吉卜林的诗《如果》中的一句：“若果你能忍受，你口中的真理被恶棍歪曲，成为愚蠢的陷阱……”
　　
　　我能够忍受，因为我的读者不是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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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基·斯皮兰
　　
　　
　　
　　1962年9月2日
　　
　　米基·斯皮兰【1】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但这些人却不承认这一点。从他身上，能够看到公众及其所谓思想领袖之间存在的鸿沟。
　　
　　作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受到了“知识分子”们恶毒不公的对待——从这里可以了解他们的心理以及我们的文化所处的状态。和任何其他浪漫派艺术的结出倡导者一样，他遭到了不断的诋毁、攻击和指责——不是因为他的错误，为是因为他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的缺点，而是因为他艺术上的优点。
　　
　　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崇尚集权的集体主义者、“群众”的崇拜者、“人民”的公仆——猛烈攻击人民的标准，攻击艺术中任何真实的受欢迎的价值。
　　
　　他们痛恨看到人的纯洁、自信和才干，他们赞美堕落，喜欢看到人们自己鄙视自己。他们深深仇恨（也害怕）的是道德价值。最能代表他们观点的是那个引诱十二岁少女的中年教授，他们对这本小说津津乐道，认为它是“成熟”的，“富有艺术价值”。
　　
　　可笑的是，同样这些唯美主义者却对米基·斯皮兰书中的“不道德”影响深表忧虑。他们指责说，米基·斯皮兰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里面的“性”和“暴力”，但他们之所以仇恨他，其实正是因为他一直不屈不挠地在捍卫道德。
　　
　　侦探小说往往用简单的方式表现善与恶的冲突，这正是这类小说的引人之处。米基·斯皮兰是一个道德的绝对主义者。他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他笔下的形象总是特征鲜明，没有暧昧的态度，没有胆怯的逃避，没有冷嘲热讽——也没有宽恕，对于作恶他们毫不含糊。
　　
　　斯皮兰的生活管带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在他笔下，罪恶强大无比（这一点我不敢苟同），但是人有能力和它斗争，而且决不让步和妥协（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他的英雄，麦克·哈默，是一个充满道义的复仇者，他坚持正义，为保卫无辜受害者和消灭罪恶不遗余力。
　　
　　这种痛苦然而高度关注道德的生活观是米基·斯皮兰风靡世界的关键所在。它代表了20世纪人们真正的心声。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感到自己身陷在一种显而易见但无法理解的邪恶之中，他们受到了太多不公的待遇，看到了太多冷漠无情的面孔，心中积蓄了太多无处宣泄的不平，而麦克·哈默正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就像是他们屋里的求救声终于得到了回应。
　　
　　作为一个作家，米基·斯皮兰具有非凡的文学天才。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比得上他的创造力、想象力、戏剧感和设计情节的独到之处。他的风格并不稳定，还没有达到独树一帜的境界，但它最好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完全能够超过当今那些所谓“严肃”作家的作品。
　　
　　米基·斯皮兰非凡的创作才能将再一次展现在《女孩猎手》中。这是他的一部新小说，在这本书里，麦克·哈默在消失了十年之后重新登场。这本书于9月27日出版。
　　
　　米基·斯皮兰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次也是如此。
　　
　　故事开始时，麦克·哈默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流浪汉。由于异常悲惨的事故，他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精神上的沉重压力已经让他崩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又是什么拯救了他，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去弄清楚。
　　
　　虽然小说的文字精彩而且情节惊心动魄，但是把麦克·哈默塑造成一个酒鬼还是出人意料了（这是我这个麦克的崇拜者提出的异议）——不过，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过去的那种活力、能量、速度和激情一下迸发出来，几乎不受作者意图的左右。我真希望，麦克能告诉米基，要打败他，非得一个比米基恶毒的人才做得到。
　　
　　《女孩猎手》还没有达到斯皮兰最好作品的标准，如《漫长的等待》和《孤独的夜》。小说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悬念之后，草草地结束，这多少有点煞风景。谜底是揭开了，但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仿佛得有一本续集才行——如果这正是作者的意图，那么他已经成功地勾起了读者的兴趣。
　　
　　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手法日趋成熟，这是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缺点。因为成熟，他的语言越来越洗练，越来越具有控制力；但也同样因为成熟，他过于关注生活的痛苦：分析仇恨的心理因素多了一些，描写冒险带来的乐趣少了一些。
　　
　　“成熟”这个词用在斯皮兰身上，似乎有点让人不安。写作记忆的成熟总是可喜的，但精神的成熟却有多重意义了，有些并不是好事。在精神方面——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观发面，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机和直率方面，我希望麦克·哈默和米基·斯皮兰都能永远保持年轻。
　　
　　
　　
　　【1】米基·斯皮兰 (Mickey Spillane, 1918～　)　美国侦探小说作家。他的畅销书均描写暴力和放荡的性生活。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陪审团》，书中塑造了一个侦探麦克·哈默的形象，这个任务也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斯皮兰叙事状物栩栩如生，可读性十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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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1962年9月9日
　　
　　那些原本不了解利他主义道德观是如何毁灭世界的人,现在可以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找到答案了。
　　
　　为了满足国际祭坛的需求,我们不惜耗尽自己的生命力——经济力量,却不求任何回报.说起来,我们是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的友谊,但其实却背叛了那些信任我们的国家,并且把这个世界送入了我们奋力抵抗的魔爪。
　　
　　我们声称要领导这个世界去和共产主义斗争,而实际上,我们却在消灭它的唯一对手,唯一能和他抗衡的制度:我们自己的制度。
　　
　　利他主义要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首先作出的牺牲是放弃自尊,这就是它的实质。
　　
　　在最近和一群巴西大学生的会面中,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我们不想给这个世界指定什么方向,也不想规定某种政治原则、理想和目标。他宣布，我们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就像我们可以接受其他制度一样。“如果你说的国有化实质国家拥有生产资料或基础产业的所有权，那是你们自己要做的抉择……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另一条道路。只要是自由的选择，我们就会接受。”
　　
　　我从《美国大学词典》中引用两条定义。
　　
　　“共产主义：一种建立在一切财产共有、实际所有权归集体或国家基础上的理论或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一种提倡机体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的理论或社会制度。”
　　
　　这难道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牺牲主义吗？
　　
　　美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原则是赋予人民权利，而不是赋予强权政府权利。
　　
　　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美国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它诞生了自由、进步、繁荣和其他文明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价值，而这些价值在任何其他制度中都没有存在过（或无法保持）。
　　
　　而我们的集权主义知识分子们反对的正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外交政策标志了这个制度的破产。
　　
　　全世界的人们都深谙当今这种国际冲突的性质，虽然他们的领导人都没有勇气正视：这是人权和暴力的较量，是自由和奴役的较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
　　
　　通过谴责和否定自己的制度，美国人在精神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扼杀了自己唯一的希望。
　　
　　苏联不需要大肆宣扬利他主义或者“劣势人群”拥有可以占有其他人财产的“权利”，我们正无偿地为他们宣传。他们利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危机，让人相信共产主义是利他主义他们最彻底的政治载体，他们崇尚自我牺牲，相信残酷的暴力统治不会受到丝毫反抗。
　　
　　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的人们会选择那一边呢？特别是那些刚从奴役中挣脱出来的新国家，他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一无所知。
　　
　　西方轻信而感伤的集体主义者对苏联的残暴感到困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苏联会丝毫不顾忌世界舆论，会抛开人道主义的“面孔”而把赤裸裸的丑恶灵魂展现出来：他们引爆了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弹，在柏林竖起了集中营墙，并且残忍地向逃跑的孩子开枪。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表示好感的人竟然忽略了这当中苏联向世界传递的信息。
　　
　　他们传递的是对暴力的炫耀，是对文明价值的蓄意否定，是对人的生命和权力的践踏。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对手无力反抗，于是他们向世界上尚未开化的人们宣告，这是他们的天下了。
　　
　　为了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射杀了一个从东柏林逃跑的十八岁男孩，让他在柏林墙脚下流血死去。
　　
　　联邦德国的经济是欧洲最自由、最接近资本主义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对比最有力地证明了西方优于东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苏联并不想申辩，他们要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决战：他们鄙视我们当面宣称武力就是真理，暴力强于我们的一切原则、承诺、理想、财富和无法比拟的物质优越性。
　　
　　在联邦德国，我们看到的是钢结构的摩天大楼、色彩缤纷的商店橱窗、崭新锃亮的轿车和绚烂的灯光，这是资本主义的成就和实质，也是自由人的成就。而在不远的地方，在黑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渴望自由的人们流血的尸体。这是一个无言的象征，需要这个世界去解读。
　　
　　苏联完全明白问题的实质。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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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
　　
　　
　　
　　1962年9月16日
　　
　　“然后，他缓慢而骄傲地跨过窗台，毫无惊慌之色。他没有转身，背靠梯子笔直地站着，他的身后是熊熊燃烧的火焰，面前是无尽的深渊。他像一个威严的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开始顺着梯子往下爬……黑暗中的那些人的眼睛惊恐地盯着他，他每走近一步，就似乎又高大一分……”
　　
　　“当他走下最后一个阶梯，脚刚要落地，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他扭过头去。”
　　
　　“‘你被捕了……’有个声音说。”
　　
　　“‘我知道……’”
　　
　　这是我七岁时听到的一个场景，我睁大眼睛躺在黑暗中，专心地听着从门缝里出传来的声音。这是妈妈在客厅里给外婆朗读一本法国小说，虽然我只能听到一些片段，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其中的惊心动魄。
　　
　　一个人回首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渴望某种未知的辉煌，渴望意外的刺激，渴望出类拔萃，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而衰老的过程就是梦想和渴望逐渐逝去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生活中太多的失望扑灭了人民心中热情的火焰。你会发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在做什么；受人崇拜的公众人物只是装腔作势的平庸之辈，心中向往的文学经典不过是一些琐碎无聊的描写。
　　
　　当然也有例外。
　　
　　我没有问妈妈她读的是什么书，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当时没有睡着，而那幅场景深刻地刻在了我脑海中。我没有想过要去找这本书，也没有想过要弄清被捕人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被捕。
　　
　　知道我十三岁，我意外地在一本书的最后章节读到了这个场景，这本书就是雨果的《九三年》。
　　
　　那个场景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它比我想象的要精彩的多，在我心中它简直是无与伦比。这是最惊心动魄的高潮，这是最深刻痛苦的道德冲突。读过这本书，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此之后，任何人生价值，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书本上的，同这本书里描写的一切相比都黯然失色。
　　
　　现在，四十年之后，我应邀为《九三年》的新译本写序。这是一本由矮脚鸡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书。对于那些一下子就能走进雨果的读者，我简直有点妒忌他们。
　　
　　我在序言中写道：“遇过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是1885年才去世的，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之间存在的距离却要用光年来计算……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野蛮人无视他的存在，就向他们的祖先曾经无视罗马艺术一样，而且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样的。即便如此，维克多·雨果仍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九三年》的时代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标题中的“九三年”指的是1793年，血雨腥风的1793年。小说想要为表现的主题正是当今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人们对价值观的忠诚。
　　
　　在这场残暴无情的内战中，有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顽固的保王派贵族；另一个是他的侄子和继承人，是率共和军镇压保王军的年轻革命者；第三个是年轻革命者昔日的老师，他曾当过教士，现在是革命军的领导人，他把这个自己唯一爱过的年轻人送上个断头台。
　　
　　这个故事的叙事手法没有沿用松散的意识流，相反，作家构思缜密，他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结构不断把故事推向高潮。
　　
　　你也许度过很多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字，但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最难忘的。他表现的是人性的本质，而不是某些转瞬即失的东西。他无意记录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是努力把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刻画出来。他崇尚人的伟大，并竭力表现这种伟大。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对人类美好的幻想，那么雨果无疑能给你这种力量。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人性的伟大为何物，心中也没有具体的形象，那么要保留对生活美好的幻想是很困难的。每天，当你阅读当天报纸的标题时，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猥琐，距离希望越来越遥远。如果你转向现代文学，想从中找到一些人性美好的东西，却往往发现那里面尽是些三十岁到六十岁不等的罪犯。
　　
　　如果你和我一样已经厌倦了人的堕落，如果你想感受一点人性的辉煌，读一读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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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目的混乱
　　
　　
　　
　　1962年9月23日
　　
　　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出现的政治局面，足以让美国引以为戒。
　　
　　作为现代知识潮流的产物和发言人，肯尼迪总统一直在对意识流态宣战。他不断重申，政治哲学毫无用途，政治上的“成熟”在审时度势。
　　
　　7月31日，在和一群巴西学生会谈时，他说世界上不存在决定“社会进步”的规则和原则，任何政治制度都是可行的，包括社会主义，只要他代表的是人民的“自由选择”。
　　
　　8月31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历史——仿佛一出精心安排的戏剧，给了他一个有力的回答。阿尔及利亚人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可能出现的心内战，他们高喊：“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政府！”
　　
　　他们怎样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呢？
　　
　　在那些内战频仍的岁月里，他们是团结的，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哲学，而是因为种族原因。他们并肩奋战，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纲领，而是为了推翻法国的统治。可是一旦得到了独立，他们却四分五裂，成了敌对的部落，开始互相厮杀。
　　
　　《纽约时报》（9月2日）形容说：“这是那些希望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之间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混战。”但他们要领导这个国家走向何方？如果没有政治原则，政府就是争夺权力、施行暴力的代名词。
　　
　　阿尔及利亚人民和他们的部落首领们是抗击法国人的主力，可是现在他们却被一群知道胜利才露面的少数派取而代之。这个少数派是一本，贝拉为首的，向他们提供武器的是苏联人。
　　
　　没有意识形态的民众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随时都会被任何人征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肯尼迪先生给巴西人以及全世界的忠告。这不是他一直倡导的美国政治哲学，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多数裁定原则——按照这个惯例，多数派可以随意选择人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人多势众，他们的选择就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因为多数派的意志至高无上。这意味着多数派可以否决少数派，可以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除非这些少数派有一天也能够蓄势成为多数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障自己的政治自由。
　　
　　但是，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光有愿望是没有用的。想要获得政治自由，只靠人民的意愿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具有丰富的政治原理，要知道怎样把这些理论付诸行动。
　　
　　几个世界的知识和哲学发展最终才指人们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亚里斯多德到约翰·洛克再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其间的艰辛难以尽言。他们建立的制度不是建立在多数裁定原则之上的，正相反，他们的原则是尊重个人的权利。
　　
　　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应该让命运掌握在他的邻居或领导手里：科学合理的宪法制度通过制约和平衡能够有效地保护他的权益。
　　
　　这就是美国的伟大成就，如果我们当今的领导人们真的关心其他国家的实际福利，那么这正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世界的东西。
　　
　　可是，正好相反，我们去在欺骗那些无知者和半野蛮人，告诉他们不需要什么政治知识——我们的制度只是一种主观的偏好，任何史前的部落专制、帮派统治和屠杀都一样行之有效，都能得到我们的认可和支持。
　　
　　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鼓励阿尔及利亚工人上街游行，高喊“我们要工作，不要流血”的口号，却不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以同样的方式，1917年，俄国农民要求：“我们要土地，我们要自由！”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1933年，德国人高呼：“我们要生存空间！”他们得到的是希特勒。
　　
　　1793年，法国人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得到的是拿破仑。
　　
　　1776年，美国人呼吁民权，在政治哲学家的领导下，他们得到了。
　　
　　不管多么正义的革命，不管多么受欢迎的劳动，如果没有政治哲学来指引方向或确定目标，就绝不可能取得胜利。
　　
　　美国，这个历史上由政治理论家建立起来的伟大国家，现在正在摒弃自己的哲学，面临分裂的危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分解为一个个彼此虎视眈眈的“经济压力集团”。在日益增强的集权主义面前，我们束手无策，只有一群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在斗争，他们不是为了什么政治原则而战，他们对付的是“自由主义”。面对这一片混乱，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国家领导人痛苦地说：“过去我们总是嘲笑刚过，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
　　
　　现在也轮到我们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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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因为爱
　　
　　
　　
　　1962年9月30日
　　
　　“保守主义者”企图以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蓝证明资本注意的合理性——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错误更天真更危险了。
　　
　　很多人相信，利他主义意味着善良、仁慈或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事实上正相反：它倡导的是自我牺牲，也倡导为了某种不知名的“公共需求”而牺牲他人，把他人当作祭祀的牲口。
　　
　　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捍卫者相信，集体主义是以真切关心人类福利为基点的，他们拼命地向他们的敌人保证，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殊途同归，资本主义是满足公共需求的最好“仆人”。
　　
　　可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利他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憎恨资本主义，但不是因为那些明显存在的缺陷，而是因为他造福于人的有点。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就请思考一下下面的这些例子。
　　
　　很多集体主义历史学家批判美国的宪法，理由是宪法的起草者们个个都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们起草宪法的动机不是什么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出于自己自私的经济利益。
　　
　　这无疑是无稽之谈。但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资本主义不要求任何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这里，我们倒是应该质问一下集体主义者这种观点背后的道德观了。
　　
　　美国革命以前几百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过程中，富人的利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削奴役之上的，他们的福利就是另外一些人的痛苦。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能为了富人的利益提倡全社会的自由，鼓励提高生产力以及保护个人的权利，那么任何人类幸福为奋斗目标的人都应该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欢呼。
　　
　　但这不是集体主义者的奋斗目标。
　　
　　集体主义的思想理论家对美国的内战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们不无蔑视地指出，北方政府的动机不是为了解除奴隶的痛苦，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自私的经济利益，因为发展资本主义需要一个自由的劳力市场。
　　
　　最后一句话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奴隶的劳动得到发展。捍卫奴隶制的是农业化的封建主义的南方，消灭奴隶的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北方——资本主义在19世界把奴隶制和农奴制从所有文明世界里驱逐了出去。
　　
　　这个社会制度没有给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奴役他人的人留下丝毫余地，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社会制度更伟大的呢？这些以人类的福利为奋斗目标的人还能期盼什么更崇高的制度呢？
　　
　　但这不是集体主义者奋斗的目标。
　　
　　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生活水准，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强烈的对比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像是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一样有说服力。
　　
　　但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消灭贫困的人生正是那些竭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人类的福利并不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不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问题，这些国家中的人大多数人仍处于贫困当中。有些国家，如巴西，公然掠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或将其国有化）：有些国家，如刚过，大肆屠杀外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然后，他们大叫着寻求外国救援，要求得到技术人员和资金。
　　
　　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只能是利他主义无耻的教义。
　　
　　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效仿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私有财产，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些有钱人可以私人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并有望盈利。他们会带来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技术、资金、文明和劳动力。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利润，并且不需要牺牲人和他人。但是按照利他主义者的逻辑，这是“自私的”，所以是罪恶的。
　　
　　他们喜欢做的是通过税收牢牢抓住人们的钱包，然后把这些钱白白浪费在国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的经济每况愈下。
　　
　　如果下一次，你想买一样必需品或什么令你高兴的东西却付不起钱时，那就问问你自己，你有多少钱被用于支付柬埔寨颠簸不平的道路，又有多少钱被利用于支付那些“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在丛林中拌大款，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
　　
　　如果你想改变这一切，那就首先应该意识到，利他主义不是关爱人类的教义，相反，他是憎恨人类的。
　　
　　集体主义不认为牺牲是达到目的的暂时手段，在他们那里，牺牲本身就是目标——牺牲是一种生活方式。集体主义想要毁灭的是人类的独立、成功、繁荣和幸福。
　　
　　如果有人说牺牲不是必须的，人们可以生活在没有牺牲的社会里，或者，资本主义是唯一能让人活得幸福的社会，那么集体主义者就会出现狰狞而歇斯底里的仇恨。
　　
　　如果资本主义不曾存在，那么任何有良知的人道主义者都会竭尽所能去创造这样的社会。但现在你看到的却是人们在竭力回避它的存在，曲解它的性质，扼杀它的生命——你几乎可以肯定，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反正绝对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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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词滥调满天飞
　　
　　
　　
　　1962年10月7日
　　
　　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美国不会再有任何政治讨论，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陈词滥调满天飞的季节：总统大选。
　　
　　在总统大选过程中，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原则和定义都将烟消云散，他们全都化成了一片充满空头套话的迷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解释——总统候选人们竞相能够用尽可能多的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任务接他们的意思。
　　
　　例如，下面的两种声音揭开了本次大选的序幕：
　　
　　肯尼迪总统赞扬他的政党“追求进步，富有同情心”。而他的对手则“身陷于分裂状态，无所作为”。
　　
　　洛克菲勒州长对比两个政党后宣称：“我们的政党是进步、发展、关心人民的，这一切一目了然。而他们的政党却表现出僵化、狭隘而且无能。”
　　
　　请问，这样的宣言同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的政治纲领有何区别？
　　
　　但是我们听到的只有这样的声音，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候选人想把我们引向何方。
　　
　　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且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他们都给个个压力集团发放宣传材料，如享受“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老年集团，只是有的资料多，有的资料少罢了。
　　
　　在大选期间，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政治家们清晰的思路和诚实的辩论，而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些经年不变的程式，一些思绪混乱的人重复着人们早已厌倦的陈词滥调。
　　
　　这一切是谁之过？是选民，他们明明没有听到任何东西，却假装听到了；是那些候选人，他们佯称人民已经授予了他们权利来解决他们从未讨论过的问题。
　　
　　选民应该负绝大部分责任。如果选民能够熟知政治原则，信仰明确，那么他们也会要求那些候选人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个“混合经济”里，政治原则也是混合的，而且没有那一个政治家敢还他一个明白。
　　
　　候选人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要确保当选，没有这个前提，他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也不管他是一个理想的战士还是一个拉票的小丑。
　　
　　选民们参加选举的时候，如果心里没有一种像“某某人应该做点什么事：这样的热切希望，如果他们逃避或者忽略政治原则，那么候选人无疑会效仿这样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时代没能诞生伟大的政治家）。
　　
　　总统大选的任务不是教给人民政治理论的入门知识，总统候选人不是教师。他只会利用他认为选民可能具有的思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是政治潮流的创造者，而是政治潮流的产物。
　　
　　那么，谁是政治潮流的创造者呢？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研究和定义政治理论应该成为一份专门的工作。很多人不是汽车生产者，但他们能够判断并挑选自己想买的车。同样，很多人不是政治哲学家，但他们能够评判他们接触的理论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在研究和定义政治理论这样重要的工作方面，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大大失职了。如果要追究如今闹剧般总统大选的根源，恐怕还要算我们的大学课堂。在大多数政治理论的课堂上，学生学习的是模棱两可的大拼盘——汇集了马克思，凯恩斯和一些道德诺夫的不同理论。和这样的理论相比，我们的候选人们自然算得上是态度坦诚、表达准确的楷模。
　　
　　人们都知道今天的世界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怎样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心声呢？毕竟他们无法“左右舆论”。
　　
　　他们感觉到了，但无法确定，一切问题的根本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但是，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谁都没有胆量来面对或讨论这个问题。
　　
　　人们选择了唯一的一条出路：投反对票。他们在投票，但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什么，而是因为反对它。在大多数半自由国家，尤其是英国，他们的做法是把当政的党派选出局。这是防止某个党派一党专政的权宜之计。
　　
　　但是那些真正关注未来的人应该意识到，选票只能标志政治潮流，却不能确定政治潮流。要改变今天的潮流，光靠反对集体主义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1.系统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2.把这些理论传达给别人；3.向政治代言人们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要求他们明确回答，而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些泛泛之谈。
　　
　　如果候选人承诺带领这个国家前进，却没有指明方向；如果候选人承诺什么“新边疆政策”，却没有说明从何入手；如果候选人承诺“卓有成效的领导”，却让我们的钢铁工业因此遭殃，那么，选民应该学会拒绝这样的承诺。
　　
　　为了改变当前的政治潮流，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富有智慧的选民，而且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选民们意识到，要赢得选举，关键在于平时的每一个月——而不仅仅是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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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竞争对手
　　
　　
　　
　　1962年10月14日
　　
　　如果仍然有人相信利他主义是道德的，集体主义是现实的，那么他应该好好想一想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
　　
　　9月24日，苏联政府宣布将“推迟”实施其“五年计划”中的另一项内容：取消个人所得税。苏联政府于1960年制顶这个计划，承诺要在五年时间内逐渐取消个人所得税，当时引起全国一片轰动。
　　
　　另外一件同样虚张声势的事是，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的肉和黄油人均消耗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而事实上，苏联的消费者看到的确是去年夏天肉和黄油的价格上涨了四分之一。
　　
　　而苏联政府用于“公共利益”的开支，如工业发展、太空计划和外国援助，却丝毫没有缩减。
　　
　　这可真是全民自我牺牲的经典范例，这就是“公共利益”教义的内涵、实质和作用。
　　
　　如果说，四十五年前，利他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还可以为他们所谓的理想找到借口，说政府计划可以消除贫困，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可以为天下人创造财富，那么现在，他们还能有什么借口呢？
　　
　　1917年俄国革命之初，俄国的生活标准低的无言以状，如今在苏联现行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苏联人民的悲惨现实对于美国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可以说，苏联人的所有思想、体力和感情都全部倾注在争取下一顿饭的痛苦挣扎中了。
　　
　　但是苏联的统治者告诉人民，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挥舞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旗帜和标语，软硬兼施地让人民为了国家工业化保持耐心，做出牺牲。他们把所有的困难都归罪于苏联的经济落后和外国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承诺，工业化将弥补一切，苏联中将超过堕落的西方。
　　
　　回顾一下过去的四十五年，你会发现，一次次的五年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只能通过对替罪羊的血腥整肃来收场。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许说死亡水平更准确）没有丝毫改变，鞋子、手表和化妆品仍然是奢侈品，粮食的供给仍然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
　　
　　除了一个个大型工程的出现，苏联没有任何变化。贫困交加、衣衫褴褛的苏联人民拖着疲惫的身躯建造大型工厂、水电站、大理石顶的地铁和代表某所大学的高楼大厦；他们举行游行，庆祝那些照片上的年轻人从“太空”旅行回来。
　　
　　最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