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蝉蜕与发现：关于《长恨歌》的叙事伦理
作者：任东华
近三十年来,王安忆始终在勉力地创造着自己的“文坛传奇”。尽管她自谦“可惜不是弄潮人”,但无论是在“知青”、“寻根”还是在其他的文学潮流中,总活跃着她不倦的身影；尽管在创作与思想方面不断地呈现出复杂又变化多端的态势,但无论是她所表现的主题还是“叙事学”,都因丰富、深厚以及某些方面的创造性而广受文坛关注,如“雯雯系列”、“三恋”、《小鲍庄》、《叔叔的故事》以及《富萍》等等。其中,《长恨歌》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
自1996年出版以来,《长恨歌》尽管也遭受到过“个人小悲欢和虚伪的艺术”之类的审视与批判,但在总体上仍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评论家们或从女性和城市文化的角度,阐述了《长恨歌》对“宏大叙事”的突破和对海派文化的继承；或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知识重建”、“历史叙述与语言奇景”以及“王琦瑶形象”等等角度,阐述了《长恨歌》在某些方面的独创性及文学史意义。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辞更是高度评价它对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和对弱者的同情。
应该说,这些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长恨歌》丰富的主旨与审美所在；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无意识地错过或误置了王安忆对文学的“本性”追求和它所内存的茅盾文学奖的“表现”实质——《长恨歌》的“生命叙事”,即通过对生命不断“发现”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指出,这种叙事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并从叙事中形成道德自觉。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恨歌》才“具有了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并浸润出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感染力”和长久的精神价值；才成为汉语叙事的“典范”并成为文学史链条上不可替代的“孤本”。在此,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实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伦理的。
一、“小历史”与个体的生命体验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⑵因此，如何面对历史最终是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王安忆深味了“大历史”在穿透意识形态之后的“混沌、阉割与伪饰”,有意识地实施“小历史”的修辞策略,她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个人或家庭的命运与遭际,历史变成被修改了其一维特性的空间载体,其承载的是作者从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角度关注下的事件本身,在对民间文化、民俗传统的追寻与挖掘中确证人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于是,历史不再是时间的延宕,而变成传载作者自我思考的空间；历史也不再是单声道的一元诉说,而变成‘多种声音的奇怪的混合。’”⑶这种“小历史”也成为《长恨歌》的基本“场域”,王安忆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其中,面对着上海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文化,面对着上海人所依据的精明及其平均的生存价值,王安忆打破生命的整体性,通过种种情感性质体验着芸芸众生的存在之真。又推动着人的灵魂最深沉和多样化的运动,并以“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即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欢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摇摆的过程”⑷及其合力形式表现出来。
《长恨歌》“抒写了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王琦瑶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她是在写上海,所以,在以王琦瑶为中心所缓缓展开的生活流中,拍电影、照相、选美、下午茶、打牌、外币兑换等等活动,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片厂、开麦拉、爱丽丝公寓等等场景,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古腊、张永红、长脚等等人物,共同构成上海“1940—80年代”的“总体记忆”。他们为情所困,为生存而挣扎,为面子而活着；默默地承受着生命的轮回和命运的颠簸,把上海当作与外界隔绝的“方城”,做着或清醒、或糊涂、或卑微、或世俗的梦，在世事变迁中尽情地演绎着“属人”的悲欢离合。王安忆把“1940—80”年代有关上海的政治事件如“解放”、“文革”及“改革开放”等等,都推到了“幕后”。杰姆逊说过，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关于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也以此构筑了人性的自由广场,并通过王琦瑶等等人物展开了对生命的多重体验。
从王琦瑶的人生经历来看,生命是充满欲望的,它在贫穷与卑贱之中被压抑着；它倾向于权势与地位,但并非强迫与违忤,而是心甘情愿；生命是偶然的,总是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抛掷”状态,在意料之外给“人”以希望和惊喜,在“人”得意的时候又施加挫败和打击,使“人”痛苦、绝望,使“人”在条条道路之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任何出路,使“人”无视人生的美好与珍贵而无助地堕入毁灭的深渊；任何幸福都是短暂的,倏而易逝,但它却是以巨大的痛苦、付出与牺牲,以苍白与晦暗为代价,衬托出生命中偶尔爆出的火花与亮点的。在王琦瑶的生命中,悲与喜、幸福与痛苦、失望与满足轻轻地碰撞着,莫可名状地疼,在幽长的岁月中久久地流连、惘然与伤感。
如果说,《长恨歌》体现了王琦瑶聚焦于前台的生命丰富性的一面的话,那么,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吴佩珍、程先生、蒋丽莉、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薇薇、张永红、长脚以及其他象轻烟般遁逝的“弄堂人”,则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永被遮蔽的、但却实实在在地承担着芸芸众生的生命内涵的“灰暗”,它们积淀成中国人生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从总体来看,他们既不从“宏大叙事”方面去扩大生命的“永恒性”,也不把生命人为地缩小至“零度”——动物的本能意义,而是以“时代”为杠杆,折射生命的多种实现方式,从中发掘生命的体验值。如李主任作为一个“通天的大人物”,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手握重权,可以决定多少人的生死,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生命是孤独的,人心是隔绝的,在纷纷扰扰的热闹之中,谁能深入对方,互相理解与帮助呢?程先生付出的真心,但收获的却是致命的伤害；蒋丽莉总是感受着做女人的“无聊透顶”；张永红、康明逊、萨沙则在对生活的“力不从心”之中,无事生非地刺激着渗透身心的沉闷、单调与疲惫；其他的人呢,难得有穿透生命本身的情感爆发,为着某些小利益、小借口、小悲欢,消耗着对生命本身的热情和想象,剩余的仅是无奈。对此,张爱玲也曾略带哀怜与愤激,精心地描绘过这类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没有超人的能力,没有超凡的美德,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干不出惊人的事件,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⑸
正是透过时代沧桑与历史烟云的缝隙,王安忆为我们展示了芸芸众生的生命之“在”。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生命与生俱来就怀着莫名的恐惧与担忧,怀着某种“罪感”与“救赎”意识,既想抓住什么又无力把握的无根精神,高贵与卑贱、崇高与怜悯错杂的变异心理。命运是一堵高大的墙,是一个无底的空洞,是充满诱惑与凶险的未知,个人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如齑粉与蚂蚁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长恨歌》是一面生命的“镜子”,通过它,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生命悸动,也看到了我们自身生命的本真存在,无论是脆弱、丰满、平淡抑或其他。
二、“民间社会”与个体的生命伦理
陈思和在谈到《长恨歌》时,指出它所展示的就是“体制外”的生活。他认为,王安忆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40—80”年代的历史过程时,有意淡化政治性的历史事件,突出民间生活的自然状态,通过上海市民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的历史长景和文化记忆。与国家意志对历史的渗透与改造相反,《长恨歌》写出了都市民间的自身的历史形态与生活逻辑。⑹
我们知道,理解“人”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精神生命的既定感性表现中,认识这种生命本身的过程”。⑺在《长恨歌》中,感性成为“人”的本能和主宰,它使“人”臣服于现实,臣服于世俗的强大诱惑性,臣服于生活中磕磕碰碰的挫折与打击,阻隔着灵魂的超越及其向“形而上”化；理性则持守着“人”的道德底线,提升着“人”的生命境界,使肉体不致堕落,并祛除着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如王琦瑶,既没有“舍我其谁”的一世气概，也没有维特式的绝望与摩菲斯特式的邪恶。作为一个普通的弄堂女儿,尽管为改变命运而竭尽心力,并缘于某种机遇,参选“上海小姐”,成为李主任的外室,做平安里的注射师……虽也不乏命运的跌宕,但却算不上“伟大/渺小、崇高/卑贱、天使/恶魔”式的“大起大落”,充实于她的生命过程之中的,不过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衣食住行,各种情谊,生活中的琐碎与欲望,种种的人生乐趣和欢娱”,等等。沈从文曾经感慨,湘西人的一生真是太“平常”不过的了；其实,《长恨歌》种种人物的生命本质及其景观,又何尝不是如此的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不辜负上帝的造化,度过无悔的一生?作为凡夫俗子,追求现世幸福,追求生命享受,追求灵与肉的契合成为他们在功名之外的本能选择。无论是王琦瑶,还是蒋丽莉、程先生、康明逊等,尽管被时代潮流抛掷在外,但在她们的生活空间里,为选美、为服装、为聚会而忙碌,为某份无着落的爱而等待,为某种名分而斗心计、为某份虚荣又顾忌尊严、为某种责任又犹豫不决……把生命向他人、向现实阐开,在密集地追求与实现中,他们感受着生命的宁静与温情；感受着等待、渴望、怨恨与依恋等所带来的“匮乏”与伤感。生活在俗世中,以“无为”的姿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幸福；做了即使不能实现,至少也为此达到了灵魂的“安宁”,内在地展拓了人生的丰富。
人性究竟是“向善”还是“向恶”?在《长恨歌》里,所有人物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谈不上大善大恶；即使有着矛盾与冲突,也从无主动的害人之心；长脚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他们都持守着做人的“本分”,如蒋丽莉一家对王琦瑶“选美”的支持,程先生在王琦瑶生活困顿之时对她的照顾,王琦瑶对邻里的热情与关爱等等。然而,他们付出的是真情,收获的却是伤害。总在不经意之间,“恶”就露出了“人”的阴暗一面,如王琦瑶对程先生一腔真情的残酷拒绝,康明逊对王琦瑶的责任逃避,长脚在一念之间就杀死了王琦瑶,薇薇对母亲的敌意,蒋丽莉对家人的冷淡与恶劣态度。“恶”成为《长恨歌》种种生命悲剧的“根源”。《长恨歌》表达了“善与恶”的“小”及其把握的不可知性,它维持着人性的平均水平,诠释着“人”的平庸与日常的一面。
《长恨歌》所描写的这一群凡夫俗子,在他们生活的狭小空间,不是以思想,而是如“芸芸众生”一样以行动来诠释着生与死的哲学意义。正如约翰·韦恩在《打死父亲》中所说,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构成这个世界的并不是惩罚和怅悔,而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追究人与世界的形而上的意义,而是直面当下的生活本身；他们不关心民族、阶级、历史对个人的规定性,而是直面自我的现实性；他们以世俗的生存形式代替严肃而痛苦的精神拷问,认为人与世界的本质就是“实在”。因此,“生”在世上,随遇而安地活着，顺从时代的变迁,为着某种欲望或想象去等待、去博弈；不喜欢惊心动魄,相信平淡是真；任何情谊都不是完美的,遗憾与痛苦都是人生的调味剂；生,不在崇高,不在深刻、不在复杂,简单与平凡也有真味；无数的家长里短也构成“生存”多么朴素的景致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潜在地恋着“生”,所以不追问“死”及身后的不朽性。虽然《长恨歌》写到了程先生、王琦瑶及蒋丽莉的非正常之“死”,但因为不可预料,所以他们多么地不甘心。也许,“死”并不需要伟大,经历并享受过人的基本权利,自然地走向归宿就是“死”的最高境界了；然而,“死亡”哲学又表明,“死对于生的否认恰恰使生成为可能,不直面与审视死亡,也就无法真正穿透人生而在死生品质的提升中获取生死两安。”⑻——“生”与“死”,纠缠着他们,使他们深入并探究着“人”的“在世哲学”。
《长恨歌》所构造“民间社会”,祛除了生存的“杂质”，仿佛成为生命的“澄明之镜”,让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看到王琦瑶们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另类人生,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积淀在集体话语深层的伦理真实。
三、“日常生活”与个体的生命意义
娜·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中也认为,对任何人而言,日常生活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性。“在日常生活下面,往往隐藏着某种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事物。人物的每一个手势可以描绘出这种深藏的事物的某一面,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摆设可以反映它的一个面目。小说的人物就是要写出这种事物,寻根究底,搜索它最深隐的秘密。”⑼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最深隐的秘密”并非别的什么“事物”,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与观照中,生命究竟存在着什么“意义”?
在与日常生活的“博弈”中,生命找到了自己的本质与尊严；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与生命“既悖立又整合”的普遍叙事,《长恨歌》才深刻地彰显了生命被遮蔽的多重意义。张爱玲深谙生命之“道”,透过“日常生活无从改变的根性”,她直接洞穿了生命的“真谛”——“原始的荒凉”。它也深刻地影响着王安忆的创作精神并渗透在《长恨歌》的方方面面。这种“原始的荒凉”既缩减、抵消乃至抽空着人性的智慧与罪恶、朴真与情欲、“性”与“习”、自然主义与宿命主义,使之消弥于“无形”；它无处不在,但却如划过茫茫戈壁的回音,留下的是空旷、死寂与虚无；在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每一个体无论是狂放恣肆还是诡谲莫测,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慰藉,孤独与死亡是他们人生途中最终的路标。⑽如存在主义者所说,在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表象之下，“人”其实是不可理喻的：既封闭，又对他人怀着“地狱”般的恐惧；即使面对自己,甚至也会彻底地迷失。如王琦瑶,又能理解人情多少呢?李主任永远是神秘的,除了怀着对权势的仰慕而委身于他之外,其余的则一无所知；如程先生,王琦瑶与他永远隔着一条“银河”,多少年的岁月也无法把它抹平；更不用说康明逊与王琦瑶的互相逃避与心计了。繁华落尽,谁能躲得开荒芜与凄凉对人生的涂抹与谢幕呢?!当然,王安忆以《长恨歌》道出生命的“荒凉”本质,并不是如张爱玲一样窥破生命并抒泄她对人生的整体失望,而是通过发现生命内质的“匮乏”,让我们善待与珍重自己所拥有的；也让我们在非完美中慨叹并正视着生命的最高真实。
生命本质的“荒凉”并不意味着生命意志的“逆来顺受”,在某些方面,生命意志的坚执与强韧,不但会稀释那种“原始的荒凉”,而且还会拓展着生命本身的实践与审美境界。王安忆总善于通过那些看似“柔弱”的人物,发掘出生命抵抗日常生活的意志之“力”。在《上海的女性》中,王安忆写道:“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出代价,权衡过得失的。”⑾如王琦瑶面对着程先生的真情与李主任的权势,却仍决然地选择了爱丽丝公寓,哪怕选择的是无望的等待、空虚与落寞,以及没有任何名分与结果的未来。蒋丽莉尽管已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如参加革命、成家与生育孩子,却仍对程先生痴心一片,甚至不能自拔。特别是王琦瑶在怀孕之后,为摆脱困境勾引萨沙,独自抚养薇薇长大,与老克腊重温“旧”情又害怕失去,都显示出她的性格之“硬”与权衡之“精”。在这一方面,程先生并不输于她们,宁愿以一生为代价,也要守望着那份破碎又难以回报的爱情。面对着残酷的世俗生活,她们磨砺出精神上的强韧和实际,有着“聪敏乃至世故和精明”。在关联着利益的“是非”与“取舍”面前,她们可以轻易地放弃,但这种放弃并非因为“力量”崩溃,而是为了更好地守候她们所想象的那份“温柔、情爱或者责任”,它们使生命内在而持久地燃烧。
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美好的,宝贵的；活着,好好地活着并感受之,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存在与价值。相对与《长恨歌》中的芸芸众生而言，他们从这几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实践:一是个体性。“人”的本然价值,既不是通过功名利禄，也不是通过对民族阶级国家的担当、对社会政治苦难的改造等等来实现的,而是把生命看成是纯粹的个体,它有尊严、有需要、有爱有恨有欲,它不因“受累于物”而使自己“异化”,始终置身于“宏大语语”之外,忠实于自我,做自己的主人；同时,它珍惜“生的自由”也希冀“生的永恒”。如王琦瑶尽管与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但并不企求谁对她的未来生活予以许诺或者保证,而是在自助中维护着自我的人格独立。二是情感性。正如俗话所说,女人是“天生的情感动物”,她们总是潜在地把理性看成是冷酷的心灵枷锁,并不自觉地顺从着内心的自然欲求,在爱情之中寻求人格的完满和价值实现,并以之作为最高的幸福指数。她们在情感之中彰显着生命的活力。如王琦瑶在年老之际仍与女儿争风吃醋,甚至与老克腊还出演了一场陈旧又温情的不伦之恋。三是实用性。不寄之于来世,而是寻求生命的当下满足；不寄之于高蹈的精神目标,而是以身体为支点,寻求感官欢娱、现实利益与合理的欲望释放；不寄之于神秘而漂渺的想象,而寄之于最大化的现场效应。如王琦瑶对程先生的拒绝、与康明逊的苟合、与老克腊的“怀旧”等等即是如此。王安忆“画”出了世俗社会的价值“原型”及其取向,无疑对现代社会的浮躁与颓废有着明确的批判意义及针对性。
四、结语
如许多论者所说,《长恨歌》写的是上海的人、上海的事、上海的文化,特别是通过王琦瑶坎坷跌宕又平凡琐碎的一生,折射出了时代与岁月的若干变迁。这固然是不错的。但《长恨歌》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在现代文明的滚滚东流中,生命是如何地被碾压、被发现以及如何被叙述的；在“小历史”、“民间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立体观照中,它有着怎样的内在质态及其如何被建构的?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使生命得到了诗意、坚执又不无伤感地“呈现”,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喟叹人世的沧桑,使我们不自觉地因对生命本身的关切而“陷入”它的精彩的叙述境界,也使我们有意识地把《长恨歌》当作一个“情理”之中的梦,释怀着曾深深困扰我们的爱、尊严、人性等。王安忆通过它最富意义地完成了她在《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富萍》《米尼》等等小说中所实践的写作的深度模式或者范型——生命叙述,并由此而使自己进入当代经典作家之列。同时，在茅盾文学奖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与边缘化的双重境遇，也促使它越来越深刻地拓展自己的“本性”，促使它不断地实践“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既从被复制与被消费的文学叙事中突围，也从生命本质的角度重新阐释“文学是人学”的原型意义。透视茅盾文学奖的全景，我们发现，在“新现实主义”的支点上，在“中国叙事学”的视界中，它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美学正越来越被生命美学所取代，《长恨歌》不但成为其中的典范文本，而且还从多个方面拓宽了“后者”的境界。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