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开始，作者提出了后来贯彻始终的观点。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说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
——引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P12-13
而这个观点的提出及引证相当有意思，确实可以引起人的很多反思，作为工具而非作为目的本身存在，但是仍然不自知的国人。
凡是正常成长的“个体”都是会自己做主的，尤其是有关“良知”问题。
中国式的政教混同体就是将老百姓“儿童化”，当作被“教化”对象。
私人领域的不发达，使人的同年阶段无限延长。“自我”难于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于是，也很难产生与公共意识截然分判的私人意识。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302
作者由此展开论述各种由于公私不分而造成的表现为“素质低下”的国人生活现状。
之后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是这段。
不尊重“个人”，将其当作是不能自主的“不道德的主体”，也就是说，单个的“个人”之所作、所为、所思，是必须被看管的。至于干部，则已经受到组织生活的铸炼，在思想上已经过了关，因此就可以去接触老百姓不能碰的东西。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359
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
所谓上行下效，果如其是，这类的命题上至国家为民众做筛选，认为什么是可以被引进，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出版，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参加的活动，什么是严禁的，所有所谓的宪法规定的自由都要在其筛选过后的范围内进行二次选择，正如带着镣铐跳舞。其背后的潜台词正是认为民众没有自主选择自行判断的能力和必要。一个成年的成熟个体，应该有能力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来做出合适的判断。
就像孩童，如果相信他能自己行走，放开双手让他尝试，也许会摔1次，2次，3次，但是必然很快就能学会真正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行走，步伐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坚决。
而如果怕他摔着或者走到自己不希望他走去的地方带来麻烦，所以一直限制只能在某个小区域内，在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扶持下走路，也许确实不容易摔到，但是绝对很难学会好好用自己的脚走路，哪怕之后学会了，心理上依然是依赖性很重的。随时都等着摔到的时候有一双手会扶出来。又或者终有一天他会长大会走到那些你不希望他走去的区域，难道真能拦一辈子么。
又或者只是迷恋于那种对方离不开你的感觉，以此来完成一种自我膨胀，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对方。当某日发现其实离开了自己，对方一样能好好走好好跑好好跳的时候，兴许反而会开始失落更紧张，觉得自己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要严正呵斥，用孝或者忠等各种东西当作束缚让对方离不开自己，或者活在自己的阴影下。一旦发现有挣扎的意图，那么就干脆打断你的腿或者蒙起你的嘴，这样你就再离不开他了。变态的感情，或者说是变态的控制欲么- -
这么说突然想到古代官员都叫父母官- -所谓爱民如子，到底是爱还是以爱为名，以似乎良好的出发点为掩饰来刻意或者不经意地行控制教化之实呢。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抵就是搞特殊化的早期说法了，而清晰界定了两类民众群体，统治阶级以及非统治阶级，至于如何区分界定这2类人，以前自然是所谓的官场科举+部分“任人唯亲”之既成特权阶级。正如国外的心理实验，扮演典狱长的人与扮演囚犯的人原本都是一样的被试对象，在随机被分配到被扮演角色后，便渐渐真的带有了这个“角色”的味道。“典狱长”变得残暴，而囚犯变得怯懦。同样，当进入了“统治阶层”的角色后，便变得自然而然有了优越于“被统治阶层”的感觉。
中国人的成长，可以用父母作枕垫，成人之后用社会关系作枕垫，老年则用子女作枕垫。生命转折的危机不能说没有，但没有像美国那样成为泛文化性的母题。然则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将原本可以全面盛开的青春阶段这一个高峰铲低甚至铲平，去填补老年时势将面临的深堑；用“别人”作为自己“枕垫”的结果，亦可能导致对一己生命之主权的让渡。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404
每当我对中国听众客观地比对两种人生的收支平衡，其反应都是中国式的，从切身利益出发：“你提倡不敬老，到你自己老了怎么办？”
在这类有利可图的“善良”背后，透露出的焦虑感，显示了将老年的安全看得比青春之冲刺更重要的心理。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少有从个体存在的角度去面对一己之消逝——不是去看有多少由自己制造的人口之“心”还在对着自己，而是无憾地重温自己一生独特的经历与成就。
上述设计老年安全的焦虑，与中国人用以维系很强的“伦理性”的焦虑很近似。中国人看到同胞有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就要出面干涉，要把你的人生搞到跟他的一样。（突然想到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真冷。人的价值就是有没有生孩子？笑话，每个个体的价值都由其本身决定才对。） 否则他代入你的位置，设“身”处地地使自己变成你，就会产生恐惧——是他的，不是你的恐惧。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404-405
美国人生之强调断裂，每一人力求控制自己的一切，对别人的不信托，对近身关系则易出现被害妄想，由此缔造而成的“现实”也有一点荒原化。
至于中国人温馨化的现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别人信托之上的，因此自己也有一大部分是交出去的，亦即是由别人施以控制的。有时候，这种安排并不利于一己权益的维护。西方人对拒绝别人的要求，并不会衍生多少焦虑感，中国人则易产生无可克服的焦虑，为了回避这种焦虑，常导致口是心非。既不想应允对方，又无法由自己去面对情况，就会希冀对方不提出这个要求。对方如不察觉，自己口上不会说，心底里却会把一位已经回避掉的焦虑向内折射而成愤懑。因此本来是必须由自己去面对的一件事，却凭空地为对方制造了揣摩自己心意而生的焦虑，并把事情进行得不如意的责任也转嫁到了对方身上。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405
这是生活中每每遇到的问题了，朋友抱怨说我以为对方会拎得清，谁知道……，考虑的往往不是从自己出发来确保对方的反应是自己所需要的，而寄托在对方能够知情识趣，大家你好我好。
中国人脑部中层发达于大脑皮层左半部有关。不错认知行动必须以情感作用作为能源，但最后到引出的抽象原理，却是比具体的感性接触更高一层的事物，至于认知对象也不一定要局限于感性交流的媒介，更遑论以是否能促进这种交流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了。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否和合社群、团结人，被大家接受，却变成了检验一套思想真伪的标准，其认知价值反而退居其次了。
传统中国文化没能产生科学理论。反之，在现代之前，中国在实用的技术方面却是世界之冠——例如国人常喜欢称道的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等。据李约瑟说，在14世纪（亦即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以前，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地压倒西方。
中国人不喜欢过分执着抽象的原理。这个倾向甚至还反映在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中。中国思想家尝尝提倡儒道佛“三教合一”。明明是理论架构完全不同的三套东西，却认为可以像菜肴的三种佐料般炒成一碟——这分明又是“和合性”倾向在发挥作用。
在传统文化中，对行为的强调的确远远超过思想。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P418-419
不算笔记了--只能说边看边摘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