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的原文摘录
-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是偶发的，而内乱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我想如果我是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他如果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跟随到底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尤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诉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 泽 东、赵 紫 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盖《南京条约》（1842）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中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伕船伕。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遇之联合产儿也。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惊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作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chifei”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倒楣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经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为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质观察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他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且看四人帮。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灯笼、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但是周恩来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 taste。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是最为残酷的。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毛毛呀！从文学观点、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字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打一百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册 -
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
戊戌变法是我国3000年历史中，在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后，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07页 -
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
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八一三”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
自牡丹社事件之后，1875年9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
今日青少年读者哪里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
回看“甲午”（1894），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就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艄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学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册
作者: 唐德刚
isbn: 7805207976
书名: 晚清七十年
页数: 650
定价: 26.80元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出版年: 1999-9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