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所作的全部文章可以简写为如下一个段落：农民们终日被人诈骗，被人辱骂，被人拳打脚踢，而且其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都是一肚子苦水，如果你将这样的农民当人看，询问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地方政府、让他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让他决定自己的税率、让他自己投票来减租减息，如果你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农民便有了奋斗的目标，而且将会为了维护这些权益而去与任何敌人战斗，无论这敌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注释：怀特和雅各比，第101~202页。这里所艺术的这段文字使人联想到当时出版的著作将农村问题视为男性农民的问题。《延安道路》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后来研究者所出版的著作都没有认真探讨性别及家庭问题。迄今人们对这些问题依然语焉不详，部分地是因为党与政府很少系统地论述这些问题。
——如果对涉及到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性别与家庭问题】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最近读了张炜的《九月寓言》和秦兆阳的《大地》，同样是写农村，但是两代人对于农村的理解却差别明显。当然，两部作品本身的区别也和明显。《九月寓言》完稿于92年，《大地》完稿于80年代，但即使作品中的农村所处的时代不同：一个处于六十年代，一个处于三十年代；它们的境况却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贫穷、普通农民与村里掌权者的矛盾，生产生活的艰辛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秦兆阳笔下的农民正如上文所说，祖祖辈辈有一肚子苦水，但他们勤劳善良，深受宿命论的影响，做出反抗也更多的是由于被逼无奈，因此像赵老恭这样一些农民对宿命的怀疑以及一定要翻身做主的渴望就显得与众不同。而在张炜的《九月寓言》里，无论生活如何困苦，农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与热情，这种能量根源于“土地”，虽然《大地》中的激情同样有源于对“大地”的深厚感情，但不同的是，《九月寓言》显然更深刻地注意到了在这种联系中“人性“里本能的部分，”性别与家庭“的问题因而更加突出。”食“、”色“成为被拿出来描写的问题。TBC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