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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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页

  目若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十论中之一论：中国历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兼并”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否则为不抑兼并。 法儒（受法家影响之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民间经济法发展强大。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 (更多)

  十论中之一论：中国历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兼并”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否则为不抑兼并。

  法儒（受法家影响之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民间经济法发展强大。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桑弘羊，王安石，朱元璋等皆行此理。如朱元璋时期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经“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之后，竟弄到几乎清一色土地国有化的地步。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但实际动机多出自财政理由。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国富民穷”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

  道儒（受道家影响之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则通俗理解为“官不与民争利”。但其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其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正是基于后者。但实际理由，却通常是基于前者。“罚用于下而不用于上，赏行于上而不行于下”。这方面的典型是东汉。由于东汉王朝是王莽“抑兼并”抑出大乱之后建立的，它因此改行无为之治，对权贵豪强肆意兼并地土，人口少有干预，结果国家财税之源尽落权豪之家，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

  于是，“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而“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于是朝廷轮番用药，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权力统治财产。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与“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但就是很少人谈“过程的公正”。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却让后者付出“代价”！ (收起)

  2011-03-09 20:52:4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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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页

  等待春天的蘑菇 (旧时光一去难再回)

  第一章：驳“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在长时间的想当然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全盘接受基础上，我一直是很相信这种传统范式的。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在这里落实为“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 然而，从走马楼吴简所看到的事实，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程度如此不自然，人为地“不许族居”.. (更多)

  第一章：驳“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在长时间的想当然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全盘接受基础上，我一直是很相信这种传统范式的。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在这里落实为“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

  然而，从走马楼吴简所看到的事实，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程度如此不自然，人为地“不许族居”政策如此明显。在国家政权所能达到的深度远超我们所想象，绝非“县下皆宗族”。

  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血缘共同体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乡村聚落于姓氏的联系，其实是近古始然，并不是可以无限溯源与传统的。

  “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亡，才是真实的传统。”

  第二章：道儒的“不抑兼并”与法儒的“抑兼并”

  法儒，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

  “抑兼并”者的两大理由：一，道义方面，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富；二，财政方面，“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者来自早期儒家，后期来自早期法家。

  打着道义的旗号，实际动机多出自财政理由。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贫”的局面。

  道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

  “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然而，官、民的定义有两者，一为公私之别，一为贵贱之别。所以，官不与民争利可以解释为：一、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权贵不与平民争利。

  反对兼并者实际上是害怕权贵与百姓一同被抑，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私利。这样的结局则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中，专制朝廷的“公权力”与权贵们的“私权力”使得起点与规则都无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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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09 14:48:2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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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dreary (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安宁)

  现在说人文主义，实际上所谓的人文指的都是人的个性，我们说的人权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力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 开篇这一段就讲的挺透彻。现在很多问题吵得不亦乐乎，但其实只要分清楚个人的权力与整体的权力，有很多问题就没那么难解释了。正如我们应该分... (更多)

  现在说人文主义，实际上所谓的人文指的都是人的个性，我们说的人权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力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

  开篇这一段就讲的挺透彻。现在很多问题吵得不亦乐乎，但其实只要分清楚个人的权力与整体的权力，有很多问题就没那么难解释了。正如我们应该分清政府与国家一样。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

  不得不想到，我们其实从小就被教育个体服从整体，要识大体顾大局。简单来说，我们其实是以臣民为样板被培养起来的。

  由此其实不难理解到奥运会的时候，政府的种种行为得到了市民的热心坚决的支持。也不难理解，奥运会上那曲歌唱祖国，我们让张妙可在全世界面前假唱，让正在换牙的杨沛宜在后面配音。

  因为，领导认为，这样对于大局有益处。一个人，为了“大局”牺牲是个人价值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摆脱家庭控制、摆脱家族控制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他们在反对国家专制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观念。在反对皇权时，他们往往强调他们反对的是一家之专制，一族之专制，而假如是人民的专制似乎就是好的了。因此他们的个性解放在国家、民族的层次上不具有个性解放的特征，而只在小共同体的层次上有个性解放的特征。也就是说“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仅仅针对小共同体而不针对大共同体，它非常强烈地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的部分。

  这一段再说对于

  在这里我首先要讲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个体本位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是整体本位的文化。

  这种观念其实可以称为一种误解，并举了四条原因加以支撑。似乎讲的很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并不是十分信服，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太好说。

  在这里，我不想对伦理自治是否值得称赞提出批评，因为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我国很多城里人和西方人有同样的见解，这就是当我们在东南沿海这些地方看到某些好像与现代社会不太一样的奇妙的东西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认定为传统，而且把它向内地、向封闭的地方推，认为越是原生形态的地方这种东西就越多。……但实际上，真正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现时的农村，你就会发现，现实恰恰相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庭小共同体到底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产生的原生形态的传统，还是一种别的东西，至少是在别的因素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东西；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道理！貌似确实是这么回事。宗族势力强的往往是沿海沿江和商业发达的地带。

  法家法乃至整个法家思想体现的是极端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的传统。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使专制王权能够穿透一切小共同体的自治躯壳一直贯穿到每个小农家庭。……法家理论在人性上是赤裸裸的性恶论，这使他们对宗法的温情脉脉的东西不抱任何幻想，像韩非说的“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在此基础上，皇帝要统一，就要建立起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所有的资源都必须高度集中地控制在专制国家手里，这一原则要贯彻到底就要打破一切小共同体自治的纽带。因此，法家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反宗法的，它的逻辑是强制瓦解宗法大家庭，

  ps 学了个成语，之前木有见过“利出一孔”。　

  词目 利出一孔 　　发音　释义 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那是从事耕战。

  为国之道，～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 ——《新唐书·柳冲传》

  pps 这篇写的真是好。前面看似比较分散的说了一些零碎的东西，但到后来的论述真的是一下就把前面的内容串了起来，继而一步步推演，解决了一串问题。后半部分真心没法记笔记，都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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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7 22:55: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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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

  卖菜仔

  一本好书。 当我们问到未来时，只有寥寥数语。难道只能欲火才能重生吗？ (更多)

  一本好书。

  当我们问到未来时，只有寥寥数语。难道只能欲火才能重生吗？ (收起)

  2011-03-13 11:52:58   2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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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页

  耿去病

  更有甚者，一份社条文样中还明言：“社子是异性宗枝……结义之后，须存义让，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可见当时的私社是十分典型的非族缘共同体。 此处大可存疑。理解无误的话，这一份类似社团宗旨的材料字面上明言的是社子虽无宗室血缘之牵连，但关系之密切恰与同宗血亲相仿佛。这里用这样一个修辞手法强调社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恰恰反证了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宗族关系仍旧是最可信赖也最密切的一种关系？ 另外文章寻找的论据都... (更多)

  更有甚者，一份社条文样中还明言：“社子是异性宗枝……结义之后，须存义让，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可见当时的私社是十分典型的非族缘共同体。

  此处大可存疑。理解无误的话，这一份类似社团宗旨的材料字面上明言的是社子虽无宗室血缘之牵连，但关系之密切恰与同宗血亲相仿佛。这里用这样一个修辞手法强调社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恰恰反证了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宗族关系仍旧是最可信赖也最密切的一种关系？

  另外文章寻找的论据都是反面论据。正面批驳的情况几乎没有。那么多卷帙浩繁的资料，就没有能够佐证宗族社会为普遍存在的正面论据?如果有的话，所占比例多少？或其难以取信之处又在哪里？ (收起)

  2011-12-02 14:08:2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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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页

  等待春天的蘑菇 (旧时光一去难再回)

  第一章：驳“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在长时间的想当然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全盘接受基础上，我一直是很相信这种传统范式的。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在这里落实为“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 然而，从走马楼吴简所看到的事实，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程度如此不自然，人为地“不许族居”.. (更多)

  第一章：驳“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在长时间的想当然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全盘接受基础上，我一直是很相信这种传统范式的。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在这里落实为“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

  然而，从走马楼吴简所看到的事实，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程度如此不自然，人为地“不许族居”政策如此明显。在国家政权所能达到的深度远超我们所想象，绝非“县下皆宗族”。

  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血缘共同体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乡村聚落于姓氏的联系，其实是近古始然，并不是可以无限溯源与传统的。

  “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亡，才是真实的传统。”

  第二章：道儒的“不抑兼并”与法儒的“抑兼并”

  法儒，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

  “抑兼并”者的两大理由：一，道义方面，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富；二，财政方面，“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者来自早期儒家，后期来自早期法家。

  打着道义的旗号，实际动机多出自财政理由。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贫”的局面。

  道儒，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不抑兼并”。

  “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然而，官、民的定义有两者，一为公私之别，一为贵贱之别。所以，官不与民争利可以解释为：一、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权贵不与平民争利。

  反对兼并者实际上是害怕权贵与百姓一同被抑，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私利。这样的结局则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中，专制朝廷的“公权力”与权贵们的“私权力”使得起点与规则都无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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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09 14:48:2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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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dreary (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安宁)

  现在说人文主义，实际上所谓的人文指的都是人的个性，我们说的人权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力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 开篇这一段就讲的挺透彻。现在很多问题吵得不亦乐乎，但其实只要分清楚个人的权力与整体的权力，有很多问题就没那么难解释了。正如我们应该分... (更多)

  现在说人文主义，实际上所谓的人文指的都是人的个性，我们说的人权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力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

  开篇这一段就讲的挺透彻。现在很多问题吵得不亦乐乎，但其实只要分清楚个人的权力与整体的权力，有很多问题就没那么难解释了。正如我们应该分清政府与国家一样。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

  不得不想到，我们其实从小就被教育个体服从整体，要识大体顾大局。简单来说，我们其实是以臣民为样板被培养起来的。

  由此其实不难理解到奥运会的时候，政府的种种行为得到了市民的热心坚决的支持。也不难理解，奥运会上那曲歌唱祖国，我们让张妙可在全世界面前假唱，让正在换牙的杨沛宜在后面配音。

  因为，领导认为，这样对于大局有益处。一个人，为了“大局”牺牲是个人价值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摆脱家庭控制、摆脱家族控制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他们在反对国家专制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观念。在反对皇权时，他们往往强调他们反对的是一家之专制，一族之专制，而假如是人民的专制似乎就是好的了。因此他们的个性解放在国家、民族的层次上不具有个性解放的特征，而只在小共同体的层次上有个性解放的特征。也就是说“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仅仅针对小共同体而不针对大共同体，它非常强烈地指向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的部分。

  这一段再说对于

  在这里我首先要讲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个体本位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是整体本位的文化。

  这种观念其实可以称为一种误解，并举了四条原因加以支撑。似乎讲的很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并不是十分信服，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太好说。

  在这里，我不想对伦理自治是否值得称赞提出批评，因为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我国很多城里人和西方人有同样的见解，这就是当我们在东南沿海这些地方看到某些好像与现代社会不太一样的奇妙的东西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认定为传统，而且把它向内地、向封闭的地方推，认为越是原生形态的地方这种东西就越多。……但实际上，真正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现时的农村，你就会发现，现实恰恰相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庭小共同体到底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产生的原生形态的传统，还是一种别的东西，至少是在别的因素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东西；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道理！貌似确实是这么回事。宗族势力强的往往是沿海沿江和商业发达的地带。

  法家法乃至整个法家思想体现的是极端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的传统。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使专制王权能够穿透一切小共同体的自治躯壳一直贯穿到每个小农家庭。……法家理论在人性上是赤裸裸的性恶论，这使他们对宗法的温情脉脉的东西不抱任何幻想，像韩非说的“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在此基础上，皇帝要统一，就要建立起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所有的资源都必须高度集中地控制在专制国家手里，这一原则要贯彻到底就要打破一切小共同体自治的纽带。因此，法家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反宗法的，它的逻辑是强制瓦解宗法大家庭，

  ps 学了个成语，之前木有见过“利出一孔”。　

  词目 利出一孔 　　发音　释义 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那是从事耕战。

  为国之道，～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 ——《新唐书·柳冲传》

  pps 这篇写的真是好。前面看似比较分散的说了一些零碎的东西，但到后来的论述真的是一下就把前面的内容串了起来，继而一步步推演，解决了一串问题。后半部分真心没法记笔记，都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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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7 22:55: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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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

  dreary (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安宁)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 (更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网上看了秦晖教授的讲座，翻过来找书看。看了之后确实挺受启发的。看完这一节才决定要用豆瓣记笔记，所以这一节只是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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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6 23:48:5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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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页

  耿去病

  更有甚者，一份社条文样中还明言：“社子是异性宗枝……结义之后，须存义让，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可见当时的私社是十分典型的非族缘共同体。 此处大可存疑。理解无误的话，这一份类似社团宗旨的材料字面上明言的是社子虽无宗室血缘之牵连，但关系之密切恰与同宗血亲相仿佛。这里用这样一个修辞手法强调社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恰恰反证了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宗族关系仍旧是最可信赖也最密切的一种关系？ 另外文章寻找的论据都... (更多)

  更有甚者，一份社条文样中还明言：“社子是异性宗枝……结义之后，须存义让，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可见当时的私社是十分典型的非族缘共同体。

  此处大可存疑。理解无误的话，这一份类似社团宗旨的材料字面上明言的是社子虽无宗室血缘之牵连，但关系之密切恰与同宗血亲相仿佛。这里用这样一个修辞手法强调社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恰恰反证了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宗族关系仍旧是最可信赖也最密切的一种关系？

  另外文章寻找的论据都是反面论据。正面批驳的情况几乎没有。那么多卷帙浩繁的资料，就没有能够佐证宗族社会为普遍存在的正面论据?如果有的话，所占比例多少？或其难以取信之处又在哪里？ (收起)

  2011-12-02 14:08:2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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