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反抗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反抗。这仅是对于既存的秩序不加了解的一种反作用而已。另一种是深入的、充满了智慧的心理反抗。有许多人反抗既存的正统规范，却又落入新的正统规范，落入了更进一步的迷惘和巧加隐饰的自溺自满 之中。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脱离某一群人或某一组理想，而加入另一群人，背上另外的理想，如此地制造了新的思想模式；而对于这项思想模式，我们则必须再起而反抗。反作用只会产生对立，而改革则需要再度的改革。
然而有一种明智的反抗，它并非反作用，而是由于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加以觉察，因而随着自我认识而产生。惟有当一种经验来临时，我们面对它，而不避开它所带来的骚扰，如此我们才能使智慧保持高度的觉醒；而高度觉醒的智慧就是直觉，它是生活中惟一的向导。
那么，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何生存，为何奋斗？如果我们受教育仅是为了出名，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变得更能支配他人，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肤浅而空洞的。如果我们受教育只是为了成为科学家，成为死守书本的学者，或成为沉迷于某种知识的专家，那么，我们将助长世界上的毁灭与不幸。
虽然生活确有更高更广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未曾发现它，那么教育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可能受到高保的教育，然而，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不能融为完整的一体，则我们的生活将是残缺的、矛盾的，被许多恐惧所折磨；一旦教育没有培养我们对生活持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它便没有多大的意义。
个人是由不同的实体（entities）所组成的，然而，强调它们的差异之处，而鼓励某种特定类型的发展，则导致诸多的纷乱与矛盾。教育应该使得这些分离的实体完整 合一——因为如果欠缺了完整性，生活便成了一连串的冲突和悲哀。如果我们争讼持续不休，那么，被训练成律师又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的混乱延续不止，那么，知识有何价值？如果我们利用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能力来互相毁灭，那么，它们有何意义？如果我们的生活导致暴力与不幸 ，那么，它又有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或许富有，或有能力赚取财富，虽然我们享有欢乐，拥有组织化的宗教，我们却生活在无止境的冲突中。
教育的功用在于培养完整的人，因而是具有智慧的人。我们可能获有学位，具有像机械化的效率，然而却没有智慧。智慧并非只是一些常识；它并非来自书本，它也不是机巧的自我防御的反应，或具侵略性的断言。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可能比一个博学的人更具有智慧。我们把考试和学位当做衡量智慧的标准，而培养了一种逃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心智。智慧是对于根本事物、现在存在的事物的了解能力；而所谓教育，便是在自己以及别人身上唤醒这项能力。
无知的人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而是不明了自己的人。当一个有学问的人依赖书本、知识和权威，借着它们以获取了解，那么他便是愚蠢的。了解是由自我认识而来，而自我认识，乃是一个人明白他自己的整个心理过程。因此，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因为整个生活是汇聚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一旦“功能”凌驾一切，生活便变得沉闷、无聊，成为一种机械似的、贫乏的例行公事，使我们逃入各色各样的娱乐消遣中。聚集知识与发展能力——这是我们所谓的教育——使我们无法获得充实的完整生活与行动。由于我们不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所以便紧紧抓住能力和效率——它们也就变得如此地重要了。然而，“整体”无法经由“部分”来了解；它只能借着行动和经验来了解。
当我们为了某种理想，为了未来而努力，我们是按照对比未来的概念而塑造个人；我们对于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人应该如何”的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应该如何”变得比“现在存在的事物”——换句话，就是个人和他本身错综复杂的问题——更重要了。如果我着手于直接了解个人，而不要通过我们所设想的“他应该如何”的幕布来看他的话，那么我们关切的便是“现在存在的事物 ”了。这时，我们便不再想要改变个人。我们关心的只是帮助他了解他自己，而没有私人的企图或利害关系。如果充分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我们便会了解它，摆脱了它的束缚而得以自由。因此，要觉察到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想要成为他人的挣扎。
理想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因为理想妨碍了对“现在”的了解。显然，惟有不逃避未来，我们才能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 。转向“未来”，追逐理想，表示心智的怠惰，以及一种想要逃避“现在”的欲望。
追求一种现成的乌托邦，不就是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完整吗？一旦一个人追随某种理想、某种模式，一旦一个人有“将来应该如何”的公式，他的生活不是非常肤浅而且机械化了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家或者有着机械化心智的人，而是有智慧且自由完整的人。只知制造完美社会的蓝图，乃是为了“未来”而争论、而流血，然而对现在存在的事物却不闻不问。
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有许多影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作用。而为了“未来”而牺牲了“现在 ”，我们便是追求着一项错误的手段，以为借此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正确的目标。然而，手段决定了目标；何况，我们是何许人，竟能决定“人”应该如何？我们有何权利，能够决定将“人”按照某种特定模式——这个特定模式乃是从某本书上学来，或是受到我们自己的野心、希望和恐惧所规限——而加以塑造？
理论是一种方便的逃避方式，遵循理论的教师无法了解他的学生，无法明智地处理他们的问题。对这种教师来说，未来的理论，“应该如何”是 比眼前的孩子更为重要。理论的追求，排斥了爱，而缺乏了爱，任何有关人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
要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上的冲突和痛苦，我们必须摆脱权威——包括有组织的宗教权威——而独立思考。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帮助孩子而在他面前设下具有权威性的榜样，那么，我们只助长了恐惧、模仿，以及各种形式的迷信。
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好奇的，他们想要了解。然而，他们热切的探究之心由于我们权威性的断言，我们傲慢的焦躁之情，以及我们对于他们好奇心的随意漠视而变得麻木迟钝了。我们并不鼓励他们探究，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将发出的问题 ；我们并不培育他们的不满之情，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停止找寻了。
大部分的父母和教师都害怕不满之情，因为它妨碍了各种形式的安全感，所以，他们鼓励年轻人借着安稳的职业、遗产、婚姻，以及宗教教条的慰藉来克服不满之情。年长者对于使心灵迟钝麻木的许多方法太清楚了，所以他们用自己从前接受了的权威、传统和信仰，强迫灌注于孩子的心，使得孩子也像他们一样的麻木迟钝。
只要是稍微活泼的年轻人都充满了希望和不满之情，这是必然的，否则他们早已衰老待毙了。而所谓老者，乃是那些曾一度不满，如今终于成功地熄灭了那不满的火焰，以各种方法找到了安全感和舒适的人。他们渴望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永存不朽，他们热切地希望在种种观念、关系、占有之中找到信心，所以当他们感到不满时，他们便埋首于责任、工作或任何其他事，以便逃避那种使人骚扰不安的不满感觉。
不满是导致自由的途径，然而要能够不偏执地去询问，便不能有那样情绪上的消遣——它所取的形式常是政治集会，呼喊口号、寻求宗教教师或精神导师，以及种种宗教上的陶醉。这种消遣麻木了心智和情感，使人缺乏洞察力，因此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和恐惧所牵制。对生活的重新了解，来自热烈燃烧的探询欲望，而非来自对于大多数人的轻易模仿。
年轻人非常容易被牧师、政客、富人或穷人所说服，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思考。然而，正确的教育应该帮助他们留意这些影响，使他们不要像鹦鹉似地重复口号，或落入任何他们自己或别人的贪婪狡精陷阱之中。他们不能让权威窒闷了心智和情感。跟随他人——不论这人是如何地伟大——或依附一种使人心满意足的意识形态，都不会产生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我们离开学校，许多人便丢下书本，好像觉得学习到此为止；有的人则受到激励，要拓广他们的思想范围，便继续念书，吸收别人说过的话，因而沉迷于知识之中。一旦知识和技术被作为成功与控制的手段而加以崇拜，那么世上便会有无情的竞争、对立，以及为了食物而永无止息的争斗。
像年老的一代一样，年轻人也寻求成功和安全。虽然起初他们可能不满，然而他们不久便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于是害怕对社会说一声：不。他们自己的欲望之墙开始包围他们，他们便固步自封，掌握了权威。不满之情——这是探讨、寻求 、了解之火——变得滞钝，而致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渴望较好的职业、安稳的婚姻、飞黄腾达；所有这一切都是渴望越来越稳固的安全。
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没有重大的分别，因为两者都是自己的欲望与满足的奴隶。成熟与否，不是年龄上的问题，它来自了解。热烈的探询之心，也许比较容易为年轻人所有，因为老年人遭遇了生活上的各种波折，被种种冲突所折磨，而死亡正以各种方式等待着他。这并不是说，老年人无法作意义深远的探讨，只是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罢了。
我们可以在纸上绘制灿烂的乌托邦，美丽的新世界；然而，为了一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了现在，必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因素，无人能够知道未来将是如何。如果我们真诚的话，则我们所能做到的，而且必须做的，是即刻处理我们的问题，而非将它们搁延到未来。“永恒”不存在于未来，“永恒”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存在于现在，而惟有现在，它们才能获得解决。
以感觉为基础的关系，永远不是一项使人自我解脱的方法，然而，我们大部分人的关系却是以感觉为基础，这些关系都是我们渴望私人的利益、舒适、心理安全的结果。虽然这些关系可能使我们暂时逃避了自我，然而，它们却以其种种禁锢与束缚的活动增强了自我 。关系是一面镜子，自我以及一切自我的活动均可在其中得以窥见。只有当自我的存在方式在关系的种种反应里获得了解，才能由自我之中产生创造性的解脱。
一旦我们的内心有所依赖，那么我们便被传统紧紧地控制住了；依照传统方式思考的心灵，无法发现新的事物。由于附和顺从，我们便成了凡庸的模仿者，成了这残酷的社会机器中的齿轮。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非别人所冀望于我们的思想。一旦我们附和了传统，我们便只会想到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模样，而加以模仿。
对于我们应该达到的模样加以模仿，会使人滋生恐惧，而恐惧则扼杀了创造性的思想。恐惧使我们的内心迟钝，以致于我们对生活的整个意义毫无觉察；对我们自己的悲哀、飞鸟的翱翔、别人的微笑和不幸，我们变得麻木，毫无感觉。
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都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必须加以灵敏的留意才能铲除它们。恐惧无法借着戒律、升华或任何意志的行为而加以驱除，而必须找出恐惧的原因，加以了解。这需要耐心以及一种毫无任何批判意味的觉察力。
要了解意识上的恐惧，且加以解决，是比较简单的。然而无意识的恐惧，大部分人甚至还不曾发现它们，因为我们不让它们浮升到表面来；而一旦它们浮到表面上时，我们却赶紧将它们加以掩盖，逃避它们。潜藏的恐惧常常借着梦和其他的暗示，来显示它们的存在，它们比表面的恐惧，更能引起冲突和堕落。
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存在于表面的，它的绝大部分都隐藏于深处，难以观察。如果我们要使潜藏的恐惧显露出来，获得解决，那么人的意识部分必须稍微缓和下来，不可持续不断地繁忙。当这些恐惧浮上表面时，必须毫无阻碍地对它们加以观察，因为任何形式的责难或辩解都只会增强恐惧。要从一切的恐惧解脱出来，我们必须对它使人混乱的影响有所觉悟，而惟有持续不断地警觉留意，才能揭露出它的种种原因。
由恐惧所产生的诸种结果之一，便是在与人有关的事物中接受了权威。这种渴望有理、安全、舒适、免除意识上的冲突或干扰的欲望制造出了权威，但任何出自恐惧的事物，都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问题，即使恐惧可能以对所谓智者的尊敬或服从的形式出现。智者并不使用权威，而掌握权威的人绝非智者。任何形式的恐惧，都阻止了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和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的了解。
顺从权威，乃是摒弃了智慧。接受权威，则是甘受控制，使自己受制于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集体或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此种使自己受制于权威的行为不仅摒弃了智慧，而且摒弃了个人的自由。屈从于一种教条，或一套思想体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接受权威可能暂时有助于隐饰我们的种种的困难和问题，然而避开一项问题，却只能强化了这项问题，而在此过程中，自我认识和自由便被舍弃了。
渴求确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种种主要活动之一，这种逼人的驱力必须随时加以注意，而不仅仅将它歪曲或强行进入另一个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种我们所希望的模式。我们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属于我的”——都非常强烈，不论在睡眠或行走时，它总是十分机敏，随时在增强自己。然而，如果对自我加以觉察，并且觉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动，不论如何巧妙，必会造成冲突和痛苦，那么对确定的渴望，对自我延续的渴望便会终止。一个人必须随时注意自我，揭露它种种存在的方式以及种种诡计。然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并且了解权威所含的错综复杂的内容，以及我们在接受权威或否认权威的行为中所隐含的意义，则我们已经将自己从权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了。
不论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我们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们的命运。悲哀，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不论是理想主义者或是唯物论者，都是一样。理想主义，是对现存事物的一种逃避，而唯物论，却是否定了深邃莫测的“现在”的另一种逃避方式。理想主义者和唯物论者都有他们自己逃避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他们两者都被自己种种的渴望、野心和冲突，弄得心劳神疲，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无助于安宁。对于世界上的混乱和不幸，他们都难辞其咎。
知识无法与智慧相比，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无法换取的，它不是能借学识或戒律而购得的商品。智慧无法在书中寻获，无法加以聚集、背诵、或储存。智慧起于自我的舍弃。谦虚的心比学识更为重要，而要具有一颗谦虚的心，并非借着种种知识来填满它，而是对我们自己的思维、情感加以觉察，要细心注意我们自己以及四周的种种影响，要倾听他人，观察富人、穷人、有权势的人、卑微的人。智慧。并非经由恐惧或压制而产生，而是对每天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故，加以观察和了解。
在我们追求知识、贪得无厌的欲望中，我们失去了爱，我们磨损了对美的感受，以及对残酷事物的敏感性；我们变得越来越有所专长，也越来越破碎不完整。知识无法取代智慧，不论有多少的解释，聚集了多少的知识，都无法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知识是必须的，科学也有它的地位 ；然而，如果心灵被知识所窒息，如果借着解释而将痛苦的原因敷衍过去，则生活便是虚度而无意义。我们大部分人不正是如此吗？教育使我们日趋肤浅，它并未帮我们揭露生命的深邃底层，我们的生活日益空洞而不和谐。
我们的思想、生活是坦露的、贫弱的、肤浅的、空洞的。在感情上，我们贫乏，在宗教上、智力上，我们重复旧调，沉闷无聊，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我们被组织成集团派别，受到操纵。我们不是快乐的人，我们没有生命活力，我们不是高高兴兴的。在家庭、事业、教堂、学校之中，我们从来不曾体验到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状态，在我们每日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内心深处并不曾解脱。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围困，性自然成为我们惟一的发泄之途，成为我们一再追逐的经验，因为性能在刹那间给予我们那忘我的快乐状态。构成问题的，并不是性，而是想要重复快乐状态，想要获取性或任何其他的欢乐，并使其持久不逝的那种欲望。
我们真正渴望的是这种遗忘自我的强烈热情，这种把我们自己与使我们完全沉浸于其中的事物视为一同。因为自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且是痛苦的根源，因此在意识中或无意识中，我们想要将自己迷失于个人的或集体的兴奋状态下，迷失在高超的思想里，或在某种粗陋的感官刺激之中。
除非一个人觉悟出生活的意义，否则他的能力或天赋便会用来强调自我及其欲望，如此便促使一个人孤立，以自我为中心。他感到自己是个超越的存在体，一个优越的人，这一切都滋生了种种弊害，引起无尽的争斗和痛苦。自我是由许多实体（entities）集合而成，每一个实体都和其他实体相抗衡。自我是种种互相冲突的欲望战争，“属于我的”和“不属于我的”之间的不断挣扎之处。一旦我们强调了自我，强调了“我”和“属于我的”，则在我们内心和世界上将会有日益增加的冲突。
由于我们内心枯萎，忘了何谓仁慈体谅，忘了如何观看星辰、树木、水中倒影，因此我们需要借着图画、珠宝、书本以及无穷尽的娱乐以获得刺激。我们不断地寻求新的刺激，新的战栗情绪，我们渴求日益繁多的感官刺激。这项渴求与它所获得的满足，造成心智和情感的厌倦与无聊。只要我们寻求的是感官刺激，被我们称之为美或丑的事物便只有极肤浅的意义。惟有当我们能够重新面对一切事物，才会有恒久的喜悦——然而一旦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束缚时，那便不可能了。渴求感官刺激与满足，阻碍了对恒久常新事物的体验。感官刺激能以买卖购得，但是，对于美的爱却是不可能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