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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向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中的人提供政治权利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干涉，等于嘲笑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们能够理解或使用他们日益增长的自由之前，他们更需要医疗援助或受教育。对那些不能使用自由的人，自由又是什么呢？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关键问题是：用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虚无主义者之口的讽刺性的话来说，存在着靴子高于普希金的那些状况，个人自由并非每一个人的第一需要。自由并不只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挫折；这样定义自由将扩张这个词的意义以致它含义太多或含义全无。埃及农夫对衣物或医疗的需要的确超过个人自由，但是他今天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以及他明天有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并不是某种特别属于他的自由，而是与教授、艺术家和百万富翁同样的那种自由。
我觉得， 困扰着西方自由主义者良心的，并不是他们相信人们所寻求的自由依其社会或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是这样一种信念：少数拥有自由的人靠剥夺绝大多数没有自由的人而获得自由，或至少无视大多数人没有自由的这个事实。”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和高中同学聚会谈到的一些事情。一个同学说了些话，大概意思是，如果给了多数人“太多”自由——比如政治权利，一些“暴民”将会暴动；然后他又说了一些6!-4!时，政府没有先开枪、学生少不更事太莽撞、学生领导者人到中年后很后悔当年行为等等作为论据。哎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呀。我想，他内心应该是赞同自由是被社会经济条件定义的。另外，作为利益既得者，他也没有什么理由要radical，用极端手段让多数人活得“与教授、艺术家和百万富翁同样的那种自由”（即使使用极端手段，革命之后，改变的可能也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位置，而不是这一关系）。
但是，我对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很清晰，也无法想出任何有力的观点驳斥这个死保皇派。今天看了柏林的这段，有种内心一动的感觉。我现在还无法进行这样的思考，也没有办法写出清晰、有力的推理。
我现在感到，像Isaiah Berlin、Michel Foucault、Bertrand Russell一类真正的学院派真的好有意思！我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思想在字里行间流动和冲击；有一种力量和正义感。以前我并不是很相信“学术”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环境令人失望：“学者”都偏猥琐，思想匮乏观点无趣，人格魅力也为零；“学术界”不规范，无自由，基本是个笑话。但是！哇哈哈哇，看看这些贱老头，或者Simone de Beauvoir和Hannah Arendt一类女人，我就明白世界上还存在其它的体制和空间，我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可能性！我也就相信，知识的思想力量、人类对普世价值的渴望都是存在的，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所以，继续读书啦。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