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2006-09-23 13:20:55
来自: 丰无涯
(广州)
《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 大屠杀并非人类社会现代化、文明化、理性化进程的中断或是逆流，而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至少是为大屠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明化进程中，社会中的暴力被抑制，被收集起来，在国家的控制下集中起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被赋予巨大的权威，贯彻于社会中的个体上。个体无需负担道德判断的责任，于是社会的使用和部署暴力被从个体的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 每个人都是屠杀机器的零件，但每个人都是无罪的，或者他们不知道，不认为自己有罪。 “使道德缄默是理性化趋势的主要关怀；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笼统地把反犹太暴力，尤其是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公众仇恨的爆发’是苍白无力的，也缺乏现实的历史或者现实的事实基础。 “反犹太主义的对象通常所处的地位是在语义上让人迷惑，在心理上使人焦灼的‘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的地位，因此僭越了一条本应刻画清楚并保持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非常重要的界线。” “希特勒认为，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国，犹太人就无法参与旨在征服土地、以战争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权利斗争，因此他们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特别可怕和邪恶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不会满足或者安宁的，因此为了保证对自己无害就必须予以消灭。” 在前现代性的欧洲，犹太人是社会里阶层或等级中的一个，独特却又普通，“他们的身份，跟属于其他等级群体的人一样，都被维持纯净与防止混杂之类的普通行为做了型塑，并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和维持”，这些行为共同的功能，即“创造一个安全距离并尽可能使它不可逾越”。而“所有这些表面上敌对的措施同时又是社会整合手段”，“如齐美尔所解释的，仪式性的制度化将冲突转变成了群体分化和社会聚合的一个工具。” 犹太人尴尬而永恒的跨坐在基督教世界的屏障之上，一边是尚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一边是被归入堕落的异端。犹太人是一种奇特的，因而受到倍加厌恶的存在，他们是被给了机会去承认真理却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的敌人。犹太人的存在对基督徒的论据的当然性构成了永久的挑战。 基督教必须维护和强化使犹太人分离的基础，即基督教世界本质上既是犹太人的继承者又是其征服者的观点，否则界限将会模糊，基督教就无法再生产自己，当然也无法再生产使全世界达到基督教团结的统治。 “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成了对犹太人的疏远。” “基督教可以把他自身的存在理论化为进行当中的对犹太人的敌视。” 基督教会建构的“犹太人”概念，存在着内在的不合逻辑性，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它被认为是一个魔鬼般的强大力量来对这些因素加以调和。 概念中的犹太人是粘性的（萨特语），他们身处于或者应该说被置于任何矛盾的夹缝间，受到同时来自两个方向的厌恶甚至是仇视。在现代化进程中，原有社会结构被打乱，作为一种“粘质”，一个模糊了各个群体之间界线的群体，犹太人在惊惶的人们严重几乎就是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 种族主义具有前线代特征，同时又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活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地不信任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 “从设计的观点来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地，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一下自由民主的守护者——美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感到有点不寒而？……） 人类行为工具化。 “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确切的说，是其自我辩解和美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被它合法化的神话。”“在文明的进程中其正在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 现代化文明社会中，暴力被集中，置于国家机器的运作中。“它们令人生畏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它们的使用是从属于纯粹官僚的、技术性的考虑”，由此它们在运作中几乎完全不受（道德、理性等可以想象的）缓冲力的影响。 |
2008-02-02 16:56:28 大帆
几天前，看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泪流满面，不止一次。想起大学时课堂上播放的二战纪录片，之中的犹太人在纳粹军人的管治下，顺从地走向毒气室。当时感觉，似乎又要引用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他们群起反抗，还会有遗物堆成的小山吗？
鲍曼却抨击了这种纪录方式，因为这是将大屠杀的真相掩盖，进而将人类道德掩盖的伎俩。大屠杀并非犹太人的专有历史或德国人的原罪，而是人类心性和现代性的常态。何谓？
鲍曼是悲观的吗？他说，人类是胆小怯懦且善于自欺的动物。在效率和理性的旗帜下，众多犹太上层屈服于纳粹的分离政策，甚至认为自己有权有理将某些人选出，代替大多数人进入集中营。对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死一个文盲不是比死一个学者要值当吗？（想到几年前的争论：一个大学生舍生挽救一个老农，社会舆论哗然，认为这不是笔赚钱的交换）是吗？我们有人能自称上帝，然后评价生命的贵贱？多么可笑又残酷的比较。尤其可悲的是，这些犹太拉比们在多年以后，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从数字上看，他们牺牲了少数，苟延了多数。虽然在他们掌管的隔离区，穷人仍然死于贫穷，富人却可以用钱买来活命的机会。
在战后审判的法庭上，纳粹战犯们曾提到过自己的无辜。当然，他们谁都没有挑起屠杀，大多数人只是执行命令。一个文官签发隔离令，卡车司机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锅炉匠保证毒气室运行正常…… 没有人执行了屠杀，在执行屠杀的都是岗位。何况，死去的不是人，都是被剥夺了“人性”的，从卡车上运下来的货物。工人们处理了一批过了保质期的废品，然后掩埋了它们。这就是现代性叙述给我们的神话。这就是现代背景下的大屠杀。
追求效率产生了杀人迅速的毒气室，当然，不断完善的技术是多么重要啊！科学家们关在实验室里，虽然不愿意去深究自己犹太籍同事的消失，却为整个时代和国家为技术的疯狂而战栗。哦，是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理智的人，当然愿意在国家源源不断地资金和重视下研制核武器或毒气。用途的道德？这不是他们，作为科学家该关心的事。
很多学者说，大屠杀是一群精神变态的纳粹，骗取了人民的信任，犯下的罪孽。可是，人民是那么好骗的吗？学者，其实是各种最杰出的学者，加上最普通的平常人，将六百万犹太人埋进了地下。鲍曼提醒我们，大屠杀不是社会的偶然，而是现代性的神话所催生出的人类本性大展演。
数字体现效率，技术完美理性。我们在国家（确实是利维坦）分工明确，运行高速的管理中悠然自得。然而，理性能教导个人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吗？明显的，不大可能。而对他人（包括陌生人）的责任，正是道德的本质。一个没有道德的世界里，大屠杀？太简单了。
大部分的社会工程不都是这么简单吗？扶贫、移民、水库、城市拆迁…… 不外乎以下程序：贬低目标人群的文化和智力（不是“现代人”或低素质咯）；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层层推卸责任嘛）；使用各种技术和专家（权威？效率？）；成事儿后撤销机构（节约成本。反正事情办完了）。
鲍曼，还是很乐观的。大屠杀中，还是有犹太上层为抗拒纳粹的分化政策而自杀或被杀；还是有无数非犹太人充当了犹太人的保护人；还是有德国官员承受不了良心的责难而辞职…… 我们仍然应该对人性的复杂心怀感激，对吗？因为人心不是非善即恶的，因此人类只是需要避免再受到考验。多元文化的存在，至少可以提供我们多样的选择。而选择的多样，意味着人们应该去倾听各种声音。没有一种国家形态是完美的，国家没有责任为人类承担道德的义务。所有我们能做的，只是听从自己的良知，并且，试着感受别人的良知。列维纳斯的道德，是个人对他者的责任。这确实避开了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争论。从实践来看，讨论是否存在一种普适的道德，大概本来就是危险的倾向。不过，我仍然坚信，道德是各种文化经过讨论后的，人类社会的底线。
大屠杀，是人类的宿命。天使和魔鬼，我们都不是。人类，本来就是骑墙的生物吧。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