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顾（颉刚）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 P35
按：于此转载，并非于洪、顾二位强分高下，不过是读洪业先生之书，想见其为人，有所感而已。那是一位未曾被当世人完全认识的前辈。
“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真像清初人说阎若璩那样，‘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谬误百出’。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一九五四年胡适之先生曾经多次与洪先生为了全谢山问题发生争论，书札往复不休。主要关键便在于洪先生认为胡先生说全谢山吞没赵一清（东潜）《水经注》校本，是一种不应有的厚诬古人。 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听说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报，读到那些毫无理性的‘批孔’言论，气愤之至，出来时竟在图书馆大门前跌了一跤，把头都摔破了，几乎因此送命。可见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P36－37
按：余英时先生说洪业先生“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我在阅读《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时有同感。不过余英时先生说洪先生“从小受西方教育”，并不准确。洪业先生父亲是辛卯科举人，其本人幼读私塾，十二岁时就读山东新式学堂，自山东返回福建才进了教会学校，皈依基督教更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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