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自我选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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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18 04:57:23
来自: 野兽爱智慧
(北京)
[青年时讯]彭小莲 自我选择的理想 http://www.youth.cn 2007-10-23 16:00:00 中青网 和其他82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黄金一代”不同，彭小莲低调、边缘。她拍的片子也一如她的为人，几乎不可能和那些商业大片出现在同一排货架上。即使她说的故事是发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跳着伦巴的旧上海，镜头里穿梭的华丽旗袍不过是婉玉和阿川故事的微小注脚。 拍的不是商业大片，但彭小莲的电影语言很美，有细节、有氛围。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看过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1988年)说：“我看了一部漂亮的电影，也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导演。”他把《女人的故事》的录像带一边放一边告诉彭小莲哪里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经过他的启发，彭小莲创作影片《假装没感觉》(2002年)、《美丽上海》(2004年)时，她将本能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小川绅介生前说：“她会成为一位大导演。” 正因如此，1992年小川绅介病逝后，他的妻子洋子请彭小莲完成了小川绅介的遗作《满山红柿》。之后，该片成为2001年的“日本十佳纪录片”。完成片子的过程也是彭小莲了解小川绅介以及他的电影团队的过程，但结果却并不如她完成片子一般一目了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小川绅介身后留下了包括“三里冢系列”(1968年~1973年)、《日本国古屋敷村》(1982年)、《牧野村千年物语》(1987年)在内的18部优秀的纪录片以及亚洲唯一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与另一名曾是他的团队一员的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并称为“日本战后纪录片领域的两座丰碑”。小川绅介用公社式的拍摄方法拍摄纪录片。他与团队成员集体参与到乡间生活，耗费几年的时间，一切只为了让记录的主题有生活原本的体温和质感。 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骄傲的理想主义群体，在维持了8年后，竟然溃散了！“小川是个为理想献身的人，他支撑着这个工作室，制作出一流的电影，他一人挑着众人的担子，难道大家不应该和他一样为理想献身吗？” 事隔6年，彭小莲回忆往事，情感在笔端蔓延。她在这部试图解读小川绅介的书的扉页写道:“小川导演,请允许我,献上我们对您全部的热爱和迷惘……” ▲▲▲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 《青年时讯》(以下简用问)：小川绅介的团队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您完成他的遗作《满山红柿》时，也是这样。工作条件、物质条件和理想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还是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理想、实现理想更加难能可贵？ 彭小莲(以下简用答)：你提的问题，是想问我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是否可以调和？当不能调和的时候，是否精神的东西，会变得更加可贵和有价值？我这样理解对吗？ 实际上，我越来越感受到的是，生命的体验是主观的，就像对快乐的感受一样。只有你自己体验到了快乐，它才会变得快乐，别人的理解是帮不了你的。 所以物质和理想之间无所谓调和不调和，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在做的时候，感受就是抽象的。所谓理想的实现也是抽象的，在别人看来是实现了，你可能觉得决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时候，你却觉得自己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关键是，对你自己做的事情，你有多少热爱。我至今回想起当初在山形剪片子的日子，更多的是留念，每天就像见角说的，“很充实。”我们在剪接机前是快乐的；买了食物回来，自己做饭，吃得就特别香。这里对我们，没有什么可贵而言，只有快乐的回忆和感受。当生命走过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份快乐就会变得很珍贵。 问：小川绅介的团队成员渐渐以各种理由离去，其中不乏因为现实的因素。在书的序言里，钱满素也写道：“时过境迁，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反抗，小川绅介的工作变得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理想改变了。” 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是不是一种特定时代的“理想”？这个“理想”与时代的语境息息相关。一旦语境变了，“理想”也没有了？在这个物质化、追求效率的时代里，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是不是显得很奢侈？ 答：不是什么语境变了，是理想主义这个追求和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奢侈的！因为它超越了世俗的愿望，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 问：您写了不少小川绅介拍片子的细节。比如：等一年的时间为了拍稻子授粉、拍火焰时的忘我……从对电影、对艺术、对事业的热爱的角度来看，这个意义层面的“理想主义”是不是也在逐渐消逝？ 答：其实，你说的这种等待的消失，是在我们国家逐渐在消失。在国外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慢慢地磨自己的作品。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纪录片导演，叫朱莉·古斯塔夫逊(Julie Gustafson)，她为了拍一个关于十几岁孩子怀孕的纪录片，从纽约搬到了新奥尔良，因为那里黑人比较多，生活穷困，很多黑人女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他们那里的宗教习俗使得她们不能流产。她整整拍了十年，慢慢地跟踪这些女孩子，从她们恋爱到做单亲母亲，面对社会的压力，最后怎么培养孩子，走上独立或者是比较艰辛的生活道路的故事。 我跟她谈话的时候，知道片子参加了很多电影节，得了很多奖。但是，这一切跟她十年的付出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她这样做，是她的选择，这其中她经历了很多困难的阶段，但是她是在这个困难里面，体验人生的。 问：较之其他类型的影片，纪录片本身是否就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因为看纪录片的观众是小众，而且纪录片几乎不具备商业特性。 答：不能说纪录片本身是“理想主义”的体现，也是有人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开始做纪录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单纯的说法。但是，纪录片确实很难给人带来太多的功利的实际价值的东西，至少说很难！首先，拍纪录片需要有一份耐心，需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等待。时间在纪录片中，是价值的体现。现今这么急功近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耐住这份等待和寂寞？ 另外，拍纪录片的人，常常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感，他们的付出，从世俗的角度看，往往变得得到的太少了。 这几年国外的商业院线也开始放纪录片，但是纪录片的商业价值，是远远不能和故事片比的。这倒不是大众小众的区别，而是故事片是商业行为，商业行为一定是要商业回报和效益的；而纪录片更多关心的是社会、文化和人类的问题。这些东西是进入知识分子的思考范畴，所以很难有大的商业回报。那么就更难得到一些功利上的实际收益。 ▲▲▲他们的“理想主义” 问：您的母亲一直都出现在您的作品里，《他们的岁月》里，您写到彼此间的争执，到《理想主义的困惑》她对你向小川绅介表示支持，电影《美丽上海》里的老母亲，她对您在哪些方面有深刻的影响？ 答：不要说什么老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永远是年轻的。因为，我们都是和母亲一起成长、变老。而任何人的影响，都会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接受，而对你一生产生效果，所以母亲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形象。 你看过我的《他们的岁月》，所以你知道我母亲经历的时代和历届的政治运动。我看见了她一生的艰辛，从小就是受她的影响。她喜欢把自己确定为知识分子，她说知识分子有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知识分子具有的全部，就是自由思考！ 所以她一直要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女人首先要学会自立，要有一个生存的本事；然后你才有自由的本钱。她还会对我说，不论成名或者挣多少钱，都不能从本质上让你快乐，如果不能由自己来把握住命运的话。做一个人，不能依靠任何人；特别是不能依靠男人，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你不会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因为你要看别人的脸色，祈求来的快乐是有限的；没有自己的空间，任何快乐都会变成一分压抑。 母亲留给我最大的财产是，她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走到哪里，都知道怎么买到一本有意义的书。但是，她也让我变得跟她一样，不喜欢看报纸，从来不看电视。 问：由《理想主义的困惑》小川绅介的故事联系到之前您写的《他们的岁月》里父辈们的故事，对于“理想主义”的思考，两本书之间有隐约的联系。 从父辈们写到小川绅介，您心里的“困惑”似乎有了答案，这是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谅解、原谅？对“理想主义”的原谅，对它给人们带来的狂热和崇拜的原谅。 答：我没有、也不可能对任何人的“理想主义”有所原谅。这是每一代都会有人去选择和诞生的生存状态，从过去到现在，也到将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这里面没有错和对的问题。就像我的父母，他们的选择，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也许，有些选择，在今天看来是一分荒谬，在这分理想主义里面，同时还具有了更多的讽刺和鲜血。但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他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行为。在大浪淘沙的岁月，在变化的年代里，每一个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都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做出一个选择。 于是，再荒诞的岁月，也会因为你自己的选择，而对于你个人来说具备了意义。 ▲▲▲游历在边缘的自由与清醒 问：当年和您一起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同学，成为大腕的不在少数。您却始终在边缘游离，这种“游历”是不是让您对电影内容的把握保持了一分清醒？为什么您做这样的选择？ 答：我觉得你确定我是边缘的状态，比较准确。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不由你个人来选择的，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各种因素偶然和必然的，都会牵着你走，最后常常就改变了你理性的选择。更多时候，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宿命的东西，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说法，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会身不由己。年轻时候的选择和年纪大的选择总是不一样的，生命里的基因也在发生变化，于是你只能服从天命的安排。 在边缘有它的好处，就是你说的会保持一分清醒，更重要的是有一分自由。这对一个像我这样散漫的人来说，会比较合适。你做个体，自由职业、没有单位，最大的优越是，你再也不用去开会、听报告，看人脸色。但是，自由职业也很尴尬，收入没保障，生活并不安定，再加这个边缘一定会使你不合群，左右都不是。这样你也会失去很多机会，你明知道自己是不合理性的行为，改变和不改变，都让人觉得不自然。所以，最终就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从利益上看，常常会失去一些东西。因为我边缘，我就不可能彻底，所以在世俗的东西受到损失的时候，同样就会很头痛。 问：2006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收录了一篇您和田壮壮导演的谈话：“电影人的尴尬”。这个“尴尬”是因为中国电影努力试图与国际接轨导致的吗？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中国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 答：尴尬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体制也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就不可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什么原因里去，这就是一个现实。即使找明白了因素，我们也是很渺小的，要改变，又谈何容易？ 我想，中国电影和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是一个好事情。这可以清楚地看见，世界是真正开始关注中国，对中国的理解也一点一点走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他们的好奇，再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什么小脚女人、小老婆，这一类对西方人来说神秘的东西上。 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开始走向一个人文的关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青年时讯记者 钟蓓/文) ·个人简历· 彭小莲，1953年6月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89年赴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96年后，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兼导演工作。 主要电影作品包括：《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年)、《女人的故事》(1988年)、《上海纪事》(1998年)，纪录片《满山红柿》(2001年)，“上海三部曲”《假装没感觉》(2002年)、《美丽上海》(2004年)和《上海伦巴》(2006年)。剧本《艰难的真话》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剧本奖。 小说《阿冰顿广场》、《燃烧的联系》、《流放者的归来》、《被磨蚀的渴望》等，纪实文学《他们的故事》、《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部分作品已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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